为了城市不被水淹又能对抗炎炎夏日，曹操是怎么做的？
作者：我方专栏作家南门太守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发动了壶关之战，之后进一步巩固了冀州等黄河以北地区，他决定把大本营放在冀州的邺县，下决心经营好这个地方。
经营邺县必须先治好漳河，漳河紧贴邺县而过，在方便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同时一旦邺县被围攻，漳河水又成了攻城的武器，在军事上十分不利。
此时北方战事暂告一个段落，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战争造成了大量流民，袁军被打散的士卒也有相当多的人散落到民间，这些流民和散卒人数众多，他们脱离了原有的土地，聚集在社会上成为流民，如果不妥善加以安置，这些人就是下一拨黄巾军或黑山军。
基于这些考虑，曹操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司马朗建议：“现在是大战之后，民众失散，土地无主，都成了公田，现在恢复生产正是时候。”郭嘉、荀攸、董昭等谋士也都劝曹操把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屯田制引入新占领区，并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既发展生产，又安置了流民，一举两得。
对漳河的治理由来已久，战国时邺县县令西门豹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引漳十二渠，这些人工水利工程对于灌溉和水患治理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漳河频繁改道，这些工程毁坏殆尽，曹操下令组织流民，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重修。
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时间甚至更长，动用的军民也不下数十万，但主要史籍对此均无正面记载，我们只能从《水经注》、《邺中记》等零星史料中一窥这项工程的全貌。
据《水经注》记载，曹操下令在漳河上修建了一个大坝，名叫天井堰。有了这道大坝，漳河水被拦出一座水库，《邺中记》说这个水库名叫堰陵泽。这样一来，水流下泄便可以实现调节，沽水时多放水，有水患时利用大坝对洪水进行调节，其原理与如今的三峡大坝没有什么不同。
《水经注》还说，天井堰以下20里内又修了12个“墱”，每个“墱”相隔三百步，“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即由天井堰下来的水被这十二个“墱”分出12条水流，每个“墱”口都修有水闸（水门），控制水流的出入。
什么是“墱”？唐人李周瀚解释说：“墱，级次，泄水之处，言有十二也。”也就是说，“墱”就是人工灌溉渠，天井堰围出了堰陵泽这个大水库，保证了漳河水流的相对稳定，使这些灌溉渠道有了水源保证，即使在枯水期也可以发挥灌溉作用。
先进的水利工程，使邺县周围乃至魏郡的广大地区农业得到极大发展。数十年后出生的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写过一篇《魏都赋》，对邺县农业发展情况有过具体描述，其中提到，丰富的水利资源使这里盛产一种“芒种”的作物，唐代李善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芒种指的是水稻和麦子，当时的农民一般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引水种水稻，在地势高的地方种麦子等谷物。关于邺县当时广种水稻的事，在曹丕的文章里也得到了印证。
稍后出生的著名学者傅玄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水利工程对魏郡地区粮食产量提高所做的贡献，他说可以灌溉的旱田亩产达到了十多斛，而水田更可以收谷数十斛。当时一般土地亩产高的也就是十斛左右，有的甚至只有三四斛，由此可见漳河上的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治理彰河重新被驯服，不仅不再发生水患，而且为邺县的城市建设也带来了便利。据《邺中记》记载，曹操下令在邺县修了一条暗渠，名叫长明沟，由漳河引来的水从城西引入，“伏流入城东注”，这条暗渠在城里绕了一个圈，先向南流，之后从东门出城。
从这条暗渠上还有不少小的水渠引出去，“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这条渠出了邺县后，曹操还下令在其上修了一个稍小点的水坝，名叫石窦堰，进一步控制水流。
如果《邺中记》所载这些内容属实，此时的邺县便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当复杂和先进的城市供水系统。水不仅是生活必须品，而且也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漳河水的引入，使邺县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现代化、最为时尚的城市之一。
曹操同时下令对邺县进行了新的大规模扩建，这项工程更为庞大，而且充满创新精神，对后世城市建设、尤其是都城的建设影响深远。
像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其城垣长度与宽度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意突破。在城垣之内，其大部分区域是宫城，它一般位于城市正中或者偏南，洛阳城里有北宫和南宫，面积相加占城内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它政府办事机构、达官贵人的府第、交易市场等又占了一部分，真正的城市平民能挤到城里居住的很少。
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都城之内中轴线设计、对称布局、集中规划里坊等，在曹操扩建邺县之前是没有的，它们都始于曹操的首创，这些规则影响到唐代长安的城市布局，一直影响到明清，日本早期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难波京以及后来的京都等也全部借鉴了这种布局方法。
修建房舍需要大量木材，并州刺史部上党郡的大山里盛产上等木材，这里离邺县很近，免去了运输之苦。并州刺史梁习从上党郡督选木料运到邺县，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建设用材。
到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天，邺县建设城市已初具规模，这时位于邺县城内的另一项重点工程铜雀台也竣工了。这是一座史无前例的巨大建筑，它仅台基就高达10丈，台上又建了5层高的楼，最高一层距地面居然多达27丈。汉代一尺约合23.5厘米，折算下来有63米高，相当于现在20层的大楼。
在楼顶上，还有一只铜雀，有一丈五高，展翅若飞，神态逼真，这也就是铜雀台的得名。铜雀台不仅高，而且体量硕大，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细高的大烟筒，也不是一个岗楼，而是人工堆起的一座小山，上面能建一百多间殿宇，台上建筑物即使按5层高度来算，每层也要建有20多间，怎么说也得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铜雀台建在邺县的西南角，台基本身成为城墙的一部分。铜雀台竣工后，邺县的百姓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头顶上高悬起一座巍然的庞大建筑，上面建有宫殿，隐隐绰绰有人在上面走动，一到晚上灯火闪闪，遇到台上举行饮宴活动或者歌舞演出，悠扬的乐声就会飘渺而至，眼中的一切恍若天宫。
如果站在台上往下看，那视觉效果就更有冲击力，全城尽收眼底自不必说，西边的太行山，脚下的漳河水，以及附近数十里内的村庄、道路全部尽收眼底。
这座高台是铜雀园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后在它前后还各建了一座姊妹台，称为金虎台（后来为避讳后赵皇帝石虎的名字改称金凤台）和冰井台，它们合称“铜雀三台”。
铜雀园相当于曹操的后花园，它向东连着新修建完工的大批官署和府宅，是曹操及其重要文臣武将们在邺县城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更值得一说的是冰井台，据《水经注》记载，台上有3座冰室，每个冰室内有数眼冰井，井深15丈，储藏着大量的煤炭、粮食和食盐等物资，相当于这座超级堡垒的仓库，《中国煤炭史》一书认为：“曹魏冰井台是贮藏煤炭最早的地方。”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生活必须物资，冰井台还储藏着冰块。在没有电冰箱、制冷机的情况下，夏天基本无法制出冰块来，冰井台的冰块是冬天里储藏的，这种藏冰的方式很早就有，《诗经》里便有记载，宋人《事物纪原》也记载：“《周礼》有冰人，掌斩冰，淇凌。”
冰井台里的冰井就是这样的储冰设施，这项工程在建成100多年后仍可使用，史书记载后赵时石虎曾在这些冰井里贮藏过冰块，到夏天最热时拿出来分给大臣们。北宋时，名臣韩琦要修休逸台，还从冰井台上搬走过曹魏时期的4根铁梁。
由于改道等原因邺城整体荒废了，其规制到明末已难以辨认，崇祯三年（1630年）吕维祺登铜雀台，曾记“所谓南城、北城、金凤、冰井皆不可复识，惟见孤台荒庙，漳水汤汤而已”。
搞建设要花钱，曹操花钱费事搞了一座超级建筑，又大兴土木重建邺城，但他绝对不是为了个人享受，也不是搞形象工程，更不是钱多了花不完闹着玩，而是有深谋远虑的。
从政治上讲，曹操当时刚刚当上丞相，因为与汉献帝已生隔膜，他不打算回许县办公，所以把大本营放在了邺县，修建铜雀台的出发点跟公孙瓒修易京、董卓修郿坞差不多，主要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当前公孙瓒的易京曾将强大的袁绍集团拒于门外长达数年之久，曹操北征乌桓路过易水河畔时，一定会去参观一下那些杰出的建筑，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台”这种建筑形式在秦汉时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在火药没有普遍使用，攻城技术还很原始的情况下，高大的城堡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邺县的重要地位进一步被抬升，东汉帝国名义上的首都洛阳以及现在的临时首都许县都难以与之匹敌。
由于经济发达，商品丰富，教育水平高，邺县也成为达官贵人们向往的居住地。张燕、臧霸等非嫡系将领，以及北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都主动把家眷送到邺县居住，一来向曹操表达忠心，二来也享受最现代、最时尚的生活。
邺县云集了各种权势人物以及各地来的富豪。现代人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钱少”，那时候的人会说“不到邺县不知道自己官也小、钱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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