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颜值高，周总理的这项能力更是惊为天人！
作者：我方团队成员覃仕勇。
周恩来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尤其是当上了总理后，为国计民生，呕心沥血，日夜操劳。而他挂在嘴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总理说这句话，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能力超级自信，另一方面是对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都攥得牢牢的，从不轻易浪费。
总理有一个非凡的头脑。
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
为什么这样说呢？
早上起来，总理就开始看电报、批文件，眼睛和手忙个不停，耳朵在听秘书汇报，同时嘴巴在滔滔不绝地把自己夜里考虑成熟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的秘书。
注意，总理所批阅的文电和秘书的汇报以及他所指示给另外秘书的工作往往是毫无关联的三个领域内容。比如说，他可以一边从容不迫地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倾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巴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这三项工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却做得井井有条、绝不紊乱。
很多新安排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秘书不相信总理有这样惊人的能力，看到总理正在批阅文件，就不敢汇报工作，担心会打扰到总理手头上的工作，即使在总理的催促下作了汇报，心里也不断在打嘀咕：总理这样“一心二用”，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的汇报呀？就算我汇报了，他又能记得了多少呀？
曾经有一个负责农业的秘书看见总理在批阅文电的同时嘴里不停地口述电文、让机要秘书记录发电，就有些犹豫了，但后面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等着汇报，时间不等人，只好硬着头皮汇报。因为彼时国内是计划经济，农业秘书的汇报基本都是数字，有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即使是记忆力强大的人，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下，也未免记得全。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业部副部长汇报，一下子就纠正了该副部长念错的数字。而且，在接下来的问答中，但凡涉及数字，该副部长必定重新翻材料。总理时间宝贵，等不了，就一五一十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
事后，该副部长自我解嘲地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
那位副部长当然想象不到，总理信口说出的数字，仅仅是听自己的秘书口头上做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而且，总理在听秘书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嘴里还在口述着电报呢。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还保存有海量总理的墨迹，凡是总理批阅过的文件，随便查考，没有一件批不清的，甚至，那些文件有一个错字、用错一个标点符号，都被总理明察秋毫，端端正正修改过。
总理自己办事认真、细致、谨慎、负责，对其他同志、特别是搞经济生产的同志，也不容许他们在工作上出现马虎。
但凡五十年代的老部长，每回忆起周总理，总是满怀敬意地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些部长说的是实情。
每次，他们向总理汇报工作，手里都拿着材料，而总理什么都没拿，可是总理总能随口纠他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
想想看，每一个部长就管一个部门，对自己主管部门的东西尚且记不了，而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各处的东西都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作为部长，难道不应该感到汗颜，不应该感到羞愧和害怕？
总理的秘书何树英回忆：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什么叫过目不忘？这就叫过目不忘！
因为总理对工作是这样严格，遇上了不上心的部长，他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直接批评：“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提前准备好的文件在总理这儿还经常过不了关，要向总理做当面汇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有的部长每逢要向总理汇报工作，心里就直打哆嗦，为了能顺利通过，就带上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等等一大帮，如临大敌。
看到这种架势，总理很不高兴，拉长脸，批评说：“你要干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
有的部长带的阵容虽然没有这么大，但也拉了个助手坐身后，总理同样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某次，某部一位副部长带了一大叠材料来汇报，非常投入地照着材料念。
总理把手一摆，不满地说：“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位部长，在念文件时还念错了，总理立刻叫停，说：“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红了脸，满头大汗地解释说：“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总理的脸色极其难看，说：“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吓得不敢吱声。
“有制度问题。”总理先严厉批评，然后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老部长曾经由衷地慨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诚然，人的资质不同、智商是有高下之分，问题是，总理的智商本来就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但总理每天在工作上所付出的精力、所倾注的心血还那么多，那资质平庸一点的，是不是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连总理的吃饭时间也安排不出。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1981年1月20日，邓颖超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这是总理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那是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曾用计时器一分一秒地记录总理在一个星期内的躺下休息时间，说出来，很多人会下巴惊得掉到地上，只有：十三个小时。
注意，这十三小时的统计是从总理上床时计起，到起床止，并不是指睡眠时间。
就是这样的高强度劳作，总理还总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
总理不满78岁就病逝，不算长寿——但如果说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
有医生流着眼泪评论：“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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