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一条困死在体制网罗里的鲨鱼”：干吏铁良的官场悲剧
穆尔察·铁良
1922年阴历二月十八日傍晚，天津英租界戈登街陈家大院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派热闹气象。原来，那日是前清重臣铁良的六十寿辰，寓居京津两地的遗老遗少们纷纷登门祝寿，赋诗著文，追忆铁大帅昔日的宦海生涯，慨叹世事变幻如浮云。其中，一位曾任邮传部右侍郎的老翁，事先写好《铁将军歌》诗一首，作为庆生之礼。铁良拿到这首诗作，当看到里面“无端阴谋发肘腋，自毁长城不知惜”一句，不禁眉头紧蹙，两眼泛起泪花，一时间从喧嚣的气氛中抽离出来，陷入沉思中，久久回不过神。之所以黯然神伤，是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春风得意、霸气外露的岁月。
勤勤恳恳 终得赏识
铁良，字宝臣，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虽说是旗人，铁良却是标准的“穷二代”，家里既无背景可夸，也无财富可炫。七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去世，没几年父亲也撒手人寰，于是家境每况愈下，渐渐无法供其读书科考。不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到二十岁，铁良便参加工作，出任工部笔帖式，成为一名政府公务员。
什么是笔帖式呢？其实就是从事文书、档案的记录、翻译及整理的官吏，相当于现在政府的文件管理人员。乍听起来，这是个既没前途又没意思的差事。不过，清代毕竟不如现在，既没打印机，也无传真机，一切文件都需手工处理，加之晚清对外事务骤增，文件档案工作随之繁多，笔帖式的重要性自然也日渐凸显。铁良正是抓住这一机遇，眼疾、手快、心细、人精，不仅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而且经常帮上司出谋划策，充当幕僚。时间一长，这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进入了大佬们的视野。终于有一天，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大笔一挥，推荐铁担任户部员外郎，同时将其招入自己府上。很快，铁良便青云直上，到1905年，朝廷任命他为户部尚书，而这一年，铁良才42岁。
除了靠山力挺，铁良能在短期内步步高升，跻身正部级领导行列，还在于他异于常人的办事能力与行事风格。首先，他为人勤恳谨慎，做事讲求效率。清朝大臣每天寅时（即凌晨三点至五点）上朝，8点左右退朝。之后，大部分人要么回家睡个回笼觉，要么三三两两相约去喝茶听戏，唯独铁良径直到部里办公。一到衙门，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抱着一堆公文，围了上来，请其批阅。铁良不慌不忙，一件件看，一个个谈。一般性的文件，他当场就交给负责人。有问题的，他挑了出来说：“这件我们要谈谈。”最后剩下几个人，留在办公室逐一商议，直至作出较为满意的决定。因此，虽然每天公事繁忙，但他可以做到案无留牍。
其次，铁良做事又有雷厉风行、不讲人情的一面。一次，他奉朝廷之命赴江南考察军队建设，恰好经过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的一家铁厂，负责人是铁良的老部下张士珩。遇见上司来访，张士珩自然极尽逢迎之事，好酒好曲，美女美食，一并送上。铁良不吃这一套，坚持要先去厂房看看。一进铁厂，发现厂内废铁堆积如山，铁良问道：“如许废料，何不储于废料所？”张士珩以为他话中有话，暗有索贿之意，于是回答：“此种废料，尚可复铸，则废铁化为新铁矣。节余款项，可用来孝敬大人。”铁良听后勃然大怒，指着他骂道：“汝即废铁也。安得洪鑢而改铸之？”说罢，拂袖而去。不久，朝廷便一纸令状将张士珩从铁厂总办职务上撸了下来。
再次，铁良还是一位学习型领导，爱读书，会读书。有一回，铁良给下属作报告，谈到如何读历史书，他讲道：“读史的目的，在于应世。所以我们读史的时候，每逢一件历史上的大事，都要在读完后，把书本放下想一想，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应当怎样办。有意见，就批在书上。这样一来，将来做事，就有了根了。无论多么重大的事，也可以不至于苟且从事了。”
更为重要的是，铁良身为满人，对朝廷极为忠诚。每次面圣，铁良都是直来直往，实话实说，不欺瞒，不敷衍，不谄媚，不邀功。难怪就连自视甚高的怪杰辜鸿铭都把他比作“霸王”，认为他“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刻板僵硬，但确实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又具有傲慢的抵抗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沉着冷静”。
细数清末的满蒙权贵们，像铁良这般年富力强且具有多种优良素质的人，实在凤毛麟角。因此慈禧与光绪一致认定铁“文武有立，可当大事”，是又一个荣禄式的人物，决心好好加以栽培。备受太后和皇帝的恩宠，铁良于是大展拳脚，然而与此同时，“霸气”也禁不住外露了。
才气逼人 助朝廷收回地方大权
晚清朝廷，最头疼的一件事莫过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自从镇压完太平天国起义，地方督抚权势上移，逐渐自为一体，掌控财权、军权，不再对朝廷惟命是从。尤其是庚子之变后，东南各省的张之洞、刘坤一等汉族大佬公然要求自保，拒绝北上勤王。如何把地方财政、军队大权收归中央，便成为摆在满族宗室面前的一个难题。
给出解题答案的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袁世凯。1903年，袁世凯上书建议成立练兵处，由昏聩无能的庆亲王奕劻领衔，以征收军费之名，淘汰各地绿营，集权于中央。袁世凯还极力拉拢铁良，推荐其出任兵部侍郎，欲为己用。然而，东南各省督抚却完全不理会老袁的“忽悠”，纷纷上折，声称要钱没有，裁兵没门。
头炮未打响，慈禧、光绪与群臣一番商议，认为必须动真格，于是派人亲赴东南各省强行贯彻中央政策。然而，南下人选却让人颇费脑筋。这个人必须忠于朝廷，懂得军情，同时精明强悍，不徇私情。思来想去，大家将目标锁定在铁良身上。
1904年，铁良领命南下，去啃掉那几块坚如顽石般的硬骨头。
铁良的到来的确将了各位督抚一军，令他们手足无措。第一站是江苏，查办江南制造总局诸多积弊，两江总督魏光焘还未等出手抵制，朝廷一纸调令发来，命其出任闽浙总督。就这样，两江顿时成为“三不管”区域。趁着人员交接、群龙无首之际，铁良一鼓作气，将盘踞江南达四十年之久的湘军旧部完全收编。针对那些湘军高级将领，服从安排的，铁良给予平级调离，妥善安置后路；而部分拒绝合作的刺头，铁毫不客气，有劣迹的一律斥革治罪，无前科的则辞退还乡。如此一来，军权、财权均揽归中央。
魏光焘的失势，让湖广总督张之洞着实见识了一把铁良铁腕的厉害。不久，铁良赴武汉视察，继续践行朝廷的收权之举。张之洞深感自己独木难支，于是以退为进，要求商谈。铁良也知道硬吃张之洞并非易事，于是一口应允。几经讨价还价，张之洞部分答应了练兵处的要求，放出手中的一些军事、财政权力。
眼瞅着昔日威风八面的魏大帅、张香帅被铁良整得那么“怂”，其余各地的督抚纷纷表示服从中央安排，主动交权。铁良南下，可谓不辱使命，一战成名！
然而，回到京师的铁良却高兴不起来。原因很简单，自己辛辛苦苦拼来的各项利益并未给朝廷带来实惠，反而都被袁世凯当做军饷充实了北洋六镇。“汉人久握军事大权，甚非慎固根本之计也。”这是作为满人的铁良十分担心的。不过，铁良与袁世凯私交甚好，之前更是义结金兰，故他希望劝说老袁让出大部分权益。一次，铁良赴袁府拜访，略加寒暄，就直奔主题，劝袁识时务，顾大体，勿只咬着小团体利益不放。袁世凯向来圆滑，一边假装未听清铁的意思，一边又故意东拉西扯，岔开话题。铁良见老袁毫无诚意，只好起身告别，临走前还意味深长地提醒老袁：“慰亭，实不相瞒，我一生以年羹尧为戒！”这句话一来是他对自己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作风之归纳，二来更是警告袁世凯不要再好大喜功、气势凌人，否则定会重蹈年氏骄纵致罪的覆辙。可见铁良颇讲义气，虽对袁世凯甚为不满，但依然苦口婆心，冀其悔改。可是，权力欲极强的袁世凯哪里听得进铁的话，依旧我行我素，损公肥私。终于，铁良不再纠结于哥们情谊，主动挺身而出，与老袁对决。
前排从左起，分别为王士珍、冯国璋、袁世凯、铁良、曹锟、言敦源;后排右起第二人为段祺瑞
铁良首先从整顿财政入手。当时他身为户部尚书，自然是大清的“账房先生”。他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清理各种假账呆账，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无法扩张。接着，他又在1906年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就立宪问题向袁世凯开炮。会上，二人争论激烈，铁良无法反对已成众人共识的立宪潮流，但坚决反对袁世凯主张的迅速推行立宪。在他看来，袁世凯如此热衷于宪政改革，设立内阁，无非急于独揽大权，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用铁良的话说，即：“如乃公所谓立宪，实与立宪本旨不合”，“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这正中满蒙权贵的下怀，自然深得皇室默许。
袁世凯此时烦透了铁良，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他联合奕劻，觐见慈禧，参了铁良一本：“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孰料弄巧成拙，老佛爷本来已经拟旨，不许铁良等保守官吏参加第二轮的御前会议，但袁世凯的表现令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将此旨留中不发。铁良因之转危为安，而贴上了“年羹尧”标签的老袁却成了众矢之的。
当年年底，清廷举行了“彰德会操”，袁铁之争也由此进入了终极pk阶段。二人一同出任阅兵大臣，而各自的心腹良弼、冯国璋则分别担任北军和南军审判长。双方营垒分明，针锋相对。谙于世故的老袁发觉形势不妙，嗅出了慈禧隐有借铁良之手打压北洋军之意。于是，会操结束后，老袁主动交出北洋新军六镇的四镇。铁良也毫不客气，将这数万精兵统统收编。
次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军权，铁良则顺理成章的跃身为清军第一统帅，好不威风。不过，这一切都是由慈禧于幕后一手操作的结果。用铁良幕僚恽宝惠的概括：“铁良敢于这样做，仍由于宫廷之主持。慈禧太后之为人，阴鸷而多智谋，对满汉大臣能恩威并用，权不旁落，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也就是说，铁良仅是慈禧手中的一颗卒子，一旦过河，便不能回头。
此时的铁良，却自我感觉良好，天下军队大半听我调令，自己实乃朝廷必不可少的火炮良驹。然而，在他人眼中，铁良所体现出来的卓越才气，却更近似于一股使人不安、让人窒息的“霸气”。谁也不愿意被这种气势所笼罩。所谓“月盈则缺，花盛而谢”，老袁暂时失势后，接下来要出局的便是铁良。他的好运似乎也快用完了。
月盈则缺，花盛而谢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归天，宣统登基。两个月后，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撵回河南老家。最大政敌的离开，让铁良倍感清爽。然而，实际的情形却是隐患众多，危机四伏。
最高层对铁良的态度是担忧。载沣、载涛等皇室深感铁良风头太盛，霸气外露，一旦擅权，后患无穷，于是暗有贬抑之意。
下属的态度是不满。这以良弼为代表。良弼本是铁一身提拔的人材，在打击袁世凯的行动中出力尤多，然而他却不甘屈居铁良之后，希望早日上位。在良弼看来，论出身，自己是多尔衮之后，正儿八经的宗室黄带子，而铁良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旗人子弟；论学历，良是日本军校毕业，当时也算非常稀罕的海归一族了，而铁连个举人文凭都没有，太土鳖了；论年龄，自己是70后，铁良是60后，因此自认为更了解世界新趋势。正是这种羡慕嫉妒恨的情绪作祟，良弼经常离间载涛与铁良之间的关系，以期早日取而代之。
袁世凯的态度自然是愤恨，虽身在河南，却一直伺机报复。听说载沣与铁良不和，他更是派眼线在京城散播谣言，声称自己要与铁良联手，东山再起。
多方不利因素汇聚到一起，铁良悲催的遭遇便纷至沓来。1909年夏天，朝廷突然以“干部年轻化”为借口，将铁良的禁卫军训练大臣免去，由良弼继任。1910年2月，又将铁的陆军部尚书一职罢免。最后，铁良在军机处的职务也被取消。先是不再负责皇宫治安工作，接着失去军事指挥权，甚至连参与政务决策权也被剥夺。此时，铁良已没有实职，沦为诺大朝堂上的一个闲人。
跑关系送厚礼 为时晚矣
从权力巅峰跌至谷底，仅仅不到半年，铁良自然满心委屈。一向以清廉标榜的他，也不禁决定拉下架子，向袁世凯学习，去各王府跑关系，送厚礼。铁良一度将赌注压在庆亲王奕劻身上。然而，平时不怎么玩潜规则的铁良，哪里知道腐败也是一种事业，如果不长期经营，岂能与他人打成一片，形成滴水不漏、互相庇佑的小集团系统？铁下了血本，在庆王爷生日晚宴上出手阔绰地送以万金。不料收了袁世凯无数贿赂的奕劻，扎扎实实地给铁良上了一课。他颇为嘲讽地问道：“此不是来开玩笑乎？”送礼不成，还颜面尽失，铁良只得选择辞职。
向朝廷递上正式辞呈后，铁良还给昔日的老部下陆军部副大臣寿勋一封短信，结尾写道：“弟患口疾，不良于言。”可知铁良对最高层颇有意见，但实属难言之隐了。对于良弼等自己一手提拔的下属，铁则后悔万分。在一次告别晚宴上，有人抱怨良弼、哈日章等人过河拆桥、背后捅刀，铁良很是感慨的叹道：“他们都是华而不实，我后来也不敢听他们的话了。他们还尽说我的闲话，真是知人不易呀！”
屈从时代 租界养老
辛亥前夕，朝廷开恩，任命铁良出任江宁将军，一个充其量只能打打酱油的闲差。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革命终成洪流。不及两月，全国十多个省份相继独立。铁良闻讯“惊骇跳号，泪尽血出”，悲叹“夫何济哉！夫何济哉！”他觉得如果在陆军部尚书位上的仍是自己，而不是毫无军事经验的现任荫昌，或许形势不会如此急转直下。然而很快铁良便发现自己也不是革命军的对手。年底，徐绍祯率领革命军攻打南京，铁良虽负隅顽抗，但终被击溃。他只得躲入天津租界，开启了其长达27年的遗老生涯。
体制如同一张大网，每个官员都好比网中之鱼。所以，若想在体制内游刃有余，不受窒碍，就得善于塑造个人形象，既不能锋芒毕露招人忌，亦不能埋头苦干无人问。说白了，其诀窍就在于保持中庸，搞好人脉。否则要么出力甚多却得不到相应回报，要么树敌太多终有被人搞垮之日。铁良就属于后者，鱼死而网却完好。这也映照出一个朴实的道理：“霸气不是你想露，想露就能露！”
文 | 沧浪云 转自且听沧老师说（号：canglangyun2000），本文经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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