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痞子放赖”：李鸿章的驭夷术
李鸿章，号少荃
文 |杨之
转自“明德史馆”（id:lightofhistory_2015），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李鸿章信中说：“以孤军与众夷杂处，每至十分饶舌”。这话作何解释？他究竟因为什么事情而与洋人“饶舌”呢？欲明其中原委，需要从头说起。
李鸿章与洋人的真正深入接触，是从1862年4月8日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开始的。上海留给李鸿章的“第一印象”是四个字：“华夷混杂”！这让李鸿章觉得似乎“身处异域”，那种陌生感和恐惧感时刻伴随他左右。当时，中国人私下里称呼洋人为“洋鬼子”，与洋人打交道，就是在“与鬼为伍”。这种新鲜怪异的场面，李鸿章生平第一次遭遇。1862年4月25日，李鸿章奉命署理江苏巡抚，7个月之后正式委任为江苏巡抚。作为驻沪的江苏最高行政长官，李鸿章要经常与洋人交往，真是让他烦透了。
自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上海开埠以后，英法两国以上海为根据地，逐步向外扩展。到1862年李鸿章赴沪就任江苏巡抚时，上海周边的江苏和浙江两省已经在事实上分别成为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实力范围。其中，英国驻扎在上海的海陆军势力最为强大，其陆军方面由新任英国驻华陆军统帅查尔斯·士迪佛立（charles w.staveley）领导，而海军方面则由英国驻华海军上将何伯（james hope）统帅。此外，海盗出身的美国冒险家华尔还统帅了大约五千人的“洋枪队”，驻扎在上海郊区。与强大的英法等国的洋人势力相比，李鸿章从安徽带来的区区13营淮军骨干，人数仅有6千5百人，确实显得“势单力孤”。如果万一与洋人发生交涉冲突，怎不叫他害怕？
1862年9月，洋枪队有5千人，其中有一个炮队，驻扎在上海松江
很快，这位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就发现，在众多事务中，唯有“洋务”最难处理，唯独“夷人”最难交往！怎么办？情急之下，李鸿章写信给他在安庆的恩师、湘军统帅曾国藩，寻求“驭夷之策”。在多日的艰难等待之后，饱读圣贤书的曾国藩终于来信了，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此外曾国藩还暗授四字锦囊妙计：“先疏后亲”。李鸿章看完信之后，失望至极，暗中埋怨说：“曾师书生气太重！”事实上，曾国藩的“忠信笃敬”和“先疏后亲”都是纸上谈兵，用来对付洋人，根本行不通。
真真应了一句俗话：“读书多了，反而误事”。圣贤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自统帅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处理的都是中国人的事务，很少与洋人打交道。他想当然的把孔夫子的“忠信笃敬”待人之道用于洋人，确实有点纸上谈兵。这怎不叫李鸿章笑掉大牙！
如何与洋人交往，当时清廷截然分成两派：一派是“媚夷”；一派是“抗夷”，各执一个极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经过与洋人的几番交往之后，李鸿章总结出自己的“待夷之法”，就是既不“媚”，也不“抗”，坚持“中庸之道”，也就是所谓的“刚柔相济”。在对待洋人时，该“刚”的时候就“刚”，该“柔”的时候则“柔”。所谓的“刚”就是“抗争”，所谓的“柔”就是“妥协”。这种办法，也被李鸿章戏称为“痞子耍赖”。
李鸿章的恩师曾国藩。他告诉李鸿章对待洋人，要忠信，要先疏后亲。
可笑的是，李鸿章发现如果按照曾国藩的“先疏后亲”原则对待洋人，他发现洋人一旦觉察你对他太“亲热”、太“忠信”，结果洋人就会像狗皮膏药一样“黏住你”不放。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这时候，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淮军正指望借助洋人剿灭太平军。尽管对洋人不放心，甚至心存反感，还要伪装出“敬爱”洋人的姿态。与洋人交往，仿佛与讨厌之人贪恋爱，还要装模作样。曾国藩私心认为，对待洋人，只要先“保持一段距离”，产生“朦胧的美感”，用欲擒故纵之法，最后必能将洋人搞的服服帖帖。但是，洋人很直接，不懂得“含蓄”，如果你略示“亲近”，他就干脆贴上你了。与洋人交际，就是虚情假意谈“恋爱”，但是洋人一当真，李鸿章就招架不住了，这真叫累！个中滋味，只有李鸿章能体会。
不过，李鸿章久经考验。自从1853年投笔从戎以来，他的军旅生涯迄今已近10年。十年来，李鸿章从一个文质彬彬的“翰林才子”脱胎换骨成一个眼明手辣的“绿林豪杰”，浑身充满了“匪气”和“豪气”。早在组织淮军团练之时，李鸿章就动用“痞子手段”逼迫江淮之间的有钱富商，筹措军饷。这明明是“抢劫”，李鸿章还用了一个文雅的词汇，曰：“劝募”。真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于是，江淮父老送给“有文化的流氓”李鸿章一个绰号“翰林变作绿林”。
在与上海洋人交往中，名义上隶属于清政府的洋枪队，是李鸿章日常处理的重要“洋务”。幸运的是，洋枪队创始人兼首任领袖华尔算是一个比较听话的顺服的美国人，他与李鸿章的配合还算默契。尽管华尔有时觉得李鸿章很“可恶”，但是总体上与李鸿章的关系是友好的；李鸿章也认为华尔能打仗，效忠清廷。1862年9月8日，李鸿章还写信给曾国藩，说他“想方设法，以讨华尔欢心”。既然华尔如此识“抬举”，李鸿章自然用“情理待之”。此外，华尔很会搞“外交”，他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还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而蒲安臣对总理衙门有外交上的影响力，为此李鸿章也不敢轻视华尔。
华尔是通过英国驻沪海军上将何伯结识了蒲安臣。到1862年夏，华尔与蒲安臣经常保持书信联络。为讨好蒲安臣，华尔也学会了中国人的巴结上司之道，他对蒲安臣说：“您只要暗示一下，小的就会把事情办好”。不幸的是，1862年9月下旬华尔在浙江慈溪战死。华尔的突然战死，英法两国都想插手洋枪队的继任人选问题。于是引发李鸿章与英法驻沪当局的冲突，每次争论的都面红耳赤，用李鸿章的话说，“十分饶舌”。
当时，白齐文率领3000名洋枪队驻扎在松江，而法尔思德统帅1500名洋枪队驻扎在浙江。根据这一情况，李鸿章主张委任他们二人同时指挥常胜军。但是，白齐文很强势，他率先动用各种外交力量，想上位扶正。华尔死后一周之内，白齐文写信给美国驻沪领事乔治·西华德，提出由他指挥常胜军。自然，法尔思德也会起而抗争，阴谋抵制白齐文。同时，英国驻沪陆军统帅士迪佛立提出由英国军官统帅洋枪队，而法国方面也要提出自己的人选，美国人白齐文和法尔思德则抵制英法两国的人选，互不相让。这几方面都闹到江苏巡抚李鸿章那里，为常胜军人选问题，整日闹得不开交，把李鸿章愁得“焦头烂额”。
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李鸿章自然主张由中国人统帅常胜军，但是他知道中国人无法管理常胜军中的外国军官。如果继续让外国人担任常胜军领袖，此人必须像华尔一样“忠诚可靠”，这是李鸿章的用人标准。最后，华尔生前的好友、英国海军上将何伯推荐白齐文继任洋枪队领袖。他说：白齐文加入了中国国籍，娶了中国妻子，还得到北京方面英美驻华公使的支持。白齐文还信誓旦旦向何伯保证：“我已经永远放弃自己的祖国，并打算为在华的事业贡献余生”。既然英法各不相让，由第三国的美国人白齐文来担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白齐文（右）与法尔思德（左），两人竞争洋枪队领袖，白齐文胜出
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很快，白齐文在常胜军中的表现，使各方认为他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家伙。英国军官戈登讥讽白齐文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更糟糕的是，白齐文生活放纵，经常酗酒，由于他负过伤，经常神经癫狂，行为不能自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白齐文走马上任之后，常胜军中聚集了一批和他气味相投的“无赖之徒”。与无赖的“洋鬼子”交往，可苦透了江苏巡抚李鸿章。
1862年底，李鸿章准备调遣白齐文的洋枪队去围攻南京，并以缓发“军饷”作为要挟，逼迫白齐文就范。但是，白齐文认为如果李鸿章不把常胜军的“欠饷旧账”给了结，他就按兵不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862年12月8日，李鸿章在上海“徽州会馆”淮军大营给南京的曾国荃写信说：“鸿章以孤军与众夷杂处，每至十分绕舌，用痞子放赖手段，彼亦无如之何”。此时的李鸿章未免高兴的过早了，他在信中告诉曾国荃“勿过虑”。实际上，一周之后，他就发现白齐文是个“刺头”。12月16日，他给曾国藩写信说，白齐文是一个“怪物”，“靠不住”，而且“顽固不化”。怕什么，来什么。很快，白齐文惹麻烦了。
1863年1月3日，白齐文的常胜军在松江发生骚乱，抗议李鸿章拖欠军饷。为了平息部下的怨气，第二天，白齐文带领几个“无赖军官”，提着洋枪，气势汹汹地来到李鸿章的“军需部长”杨坊家中。双方发生口角。白齐文发飙，将杨坊打得头破血流，还抢走了4万元军饷。闻讯之后，李鸿章大怒。立即致信英国驻沪陆军统帅士迪佛立，宣告将白齐文革职拿办，并请其帮助缉拿归案。很快，士迪佛立抓获白齐文，将其扣押在英国军舰上，但是拒绝交给李鸿章。不久，士迪佛立放掉白齐文。白齐文跑到美国驻京使馆，他请美国公使蒲安臣和英国公使布鲁斯为他出面，向总理衙门说情，要求放他一马。
英国驻沪海军上将何伯（左）
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碍于外交情面，也主张对白齐文从轻发落。但是，江苏巡抚李鸿章拿出“痞子脾气”，死活不买账，他主张严惩白齐文。后来，白齐文投靠了太平军，在里面不爽。他又跑到日本。最后，又从日本流落到厦门。1865年5月，白齐文被他在厦门海关的朋友司端里出卖，被捕。在从福州押往汕头的途中，在一次行船事故中，被淹死。白齐文死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像李鸿章一样，对中国人使用了“痞子无赖”手段，逼迫清政府以“白齐文案件”为教训，应该一丝不苟地遵守外国人的“治外法权”。
通过与洋枪队前后两任首领华尔和白齐文的交往，李鸿章算是看透了，对待洋人既不能“太媚”，也不能太“刚性”。必须动用“痞子无赖”手段，刚柔相济。如此，才能获得理想的外交预期。李鸿章的“痞子无赖”手段是他骨子里流淌的安徽人的“强烈血性”使然，这是一种不畏强暴的“痞子精神”，也是他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从底层的流氓无产者身上借鉴来的“生存智慧”。
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李鸿章在处理洋务上的“痞子手段”呢？这里，我们不妨听听毛泽东关于“痞子政治”的看法。1927年，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一文中，对湖南的 “痞子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谓的“痞子运动”是指湖南的贫农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富人的造反运动，是一种穷人的夺权运动。毛泽东认为，这种穷人的“痞子运动”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是充满革命精神的。毛泽东所谓的“痞子”就是下层贫苦人民。与李鸿章所说的“痞子无赖”都是指的同一阶层。穷人有穷人的生存智慧。晚清洋务运动领袖、清代著名外交家李鸿章就是从底层百姓中汲取了这种“痞子哲学”的生存智慧，并将他运用到对付“洋人”的外交实践中，深得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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