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震惊紫禁城的军机章京偷宝案
清代北京城菜市口刑场
文 |杨之
转自“明德史馆”（id:lightofhistory_2015），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1865年，北京城一个深秋的清晨。在城西南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人头攒动。今天是朝廷处死囚犯的重大日子。菜市口不仅是清代一个著名的繁华商业中心，也是朝廷处决死囚的“行刑之地”。此刻，通往菜市口的各个大街都被拦住了，到处都是清朝的官兵。人们只能在围栏以外，伸长脖子，往里观看。
在圈起来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个席棚，里面关押着一个满人死囚，以及几个汉人囚犯。过不多时，朝廷圣旨下达，一位来自刑部的监刑官高声宣布：“已革刑部郎中萨隆阿偷窃伪印一案，照盗仓库钱粮本例，定拟绞监候”，即刻处决。在死囚席棚的不远处，还有一个监斩棚。在那里，等待用刑的刽子手正在准备着刑具。在棚子的一边，有一个小小的祭坛，上面摆放着各种刑具：砍刀、绞压器、血淋淋的绞索等。
祭坛前，还有一口装满热水的大锅。锅里的热水是刽子手用来暖刀的。刀把子是木头的，上面刻着吓人的头像。总共有五把刑刀，它们还有专门的名称：大爷、二爷、三爷、四爷和五爷。自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多年来，这几位“爷刀”不知杀死了多少囚犯，被刽子手尊称为“神刀”。
用刑的时刻到了。两个五大三粗的刽子手拿好绞索，走到囚犯萨隆阿跟前，先引见自己，然后说了一声：“请大人归天”。随后，他们将绞索在萨隆阿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环扣，萨隆阿头朝下躺在地上，刽子手摇动“绞压器”。一眨眼功夫，这位萨隆阿就一命呜呼了。旁边围观者，连声说“好！”
话说，这萨隆阿可不是一般死囚。他在犯事之前，官至刑部郎中，兼任军机处章京。他还是满人，故而地位又高汉人一等。刑部郎中和军机处章京都是清廷的权力要害部门官员，萨隆阿是执法犯法。有人问了，萨隆阿究竟犯了什么法，丢了性命。这话要从头说起。
清朝菜市口刑场使用的鬼头刀，它们的名字依次是：大爷、二爷、三爷、四爷和五爷
话说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1865年10月6日），这天北京城天气暖洋洋的。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南北两侧，分别有一排平房。这里，就是自雍正皇帝以来清代最高中枢机关——军机处的所在地。北面为军机大臣值房；南面为军机章京值房，其中东二间为满人章京值班房，西二间为汉人章京值班房。这天清晨，满人军机章京萨隆阿心怀鬼胎地来军机章京房值班。他乘人不备，悄悄地进入汉人章京值班房，将存放在那里的贵重物品盒子打开，取出了一方金印，将其带回自己在东单牌楼东观音寺胡同的家中。一周之后的八月二十四日（10月13日），他把金印带到东四牌楼的万盛长首饰铺，找到熟悉的店伙计王太和王全，谎称这金印是他在外省做官的叔叔带回北京的。用四十吊钱的代价，请首饰铺将金印融化成10根金条，每根金条大约重10两。
这块金印来历不凡。它原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金印。一年前，即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攻破南京城之后，缴获这块金印。1864年8月14日，曾国藩吩咐手下把洪秀全的“伪金印和玉玺”装在一个特制的木匣中，外用牛皮包裹，派得力干将王廷贵由南京送往北京。这块金印自然不是寻常的战利品，它也是曾国藩的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军的“凭证”。这么贵重的东西，自然由军机处官员亲自捧到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面前去过目的。
事后，金印交由军机处保管。但是，军机章京萨隆阿起了贼心，将金印偷走，将其熔化为金条。如此重要的“文物”，就给白白地毁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军机处发现了金印失窃案。当时，军机处首席大臣是恭亲王奕䜣。他指令大清内务府刑司人员四处侦查，限期侦破此案。很快，内务府的几位侦查官保祥、德荫、英奎等人侦查到万盛长首饰铺的伙计王太和王全有作案嫌疑，将其拿获归案。在刑讯之后，王太和王全如实供出了军机章京萨隆阿。
堂堂的军机章京竟然屈身为盗贼，这在大清朝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虽然之前，紫禁城也发生过各类小的盗窃行为，如一些太监、贫苦的苏拉（下等仆役）偶尔会从皇宫中偷走一些金银、首饰、珠宝之类，但他们毕竟都是地位卑微的无名小卒。一个堂堂的兼任军机处章京的刑部郎中竟然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确实有损天朝尊严。更何况，偷盗者还是地位高贵的满人！
恭亲王奕䜣，军机处领班大臣
当时，军机处总共有32位章京（满汉各16人），而萨隆阿是满人章京，且是负责执法的刑部郎中。他的官品在众多章京中是比较高的。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军机处可不是一般的衙门，其办公地点处于紫禁城之中，是朝廷最机密的权力中枢所在地。即使身为王公贝勒、满汉大臣，只要不在军机处任职，对这里也要退避三舍，不敢越雷池一步。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清代的军机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是直属于大清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清代对军机处的值班房，严加防范。乾隆皇帝曾经下诏说：“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缜密，不容宣泄”。军机处所用的差役，一般选用15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俗称“小幺儿”，到二十岁时就辞退，以防止泄密。可是，就在这样一个禁卫森严的地方，缴获的洪秀全的“金印”竟然丢失了！而且是监守自盗！萨隆阿身为军机处的朝廷命官，竟然执法犯法。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大怒，下令将萨隆阿于秋后绞死。
同治皇帝
军机处盗窃案，很快成为京城的一大新闻。甚至连驻守北京城的英法美等国外交人员也知道了。这一丑闻被京城的外国公使馆人员议论纷纷，咸称：“清朝官员都是欺世大盗”。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密福特非常感到不可理解，他奇怪的是萨隆阿“事业有成，家道殷实，并不缺钱”，怎能为了这区区十根金条，就去盗窃呢？这些西方外交官都是熟读《圣经》的基督徒，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很滑稽，说萨隆阿没有好好遵守《圣经》第“十一诫”，即“不可被捉”。
当然，萨隆阿偷盗金印，是属于一次个人行为，但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盗窃。首先，它是发生在清廷最机密最重要的权力中枢——军机处。堂堂的大清朝连其权力中枢的工作人员都作奸犯科，还能治理好天下吗？一叶知秋，萨隆阿案件确实反映了同治时期清廷行政官僚体制的诸多弊端。另外，萨隆阿的盗窃案，作为一种经济犯罪，也是晚清国库濒临破产的征兆。萨隆阿所在的刑部衙门，由于经费困难，其办公设施已经破败不堪。1865年，大清朝海关税务司的赫德记载说：“刑部的状况极为恶劣：围墙很低，上面盖满尖刺，以防止监犯逃脱。里面肮脏的泥水淌到街道上。”
大清帝国的贫困，不独外人如此看待。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有同感，1867年京城来人告诉曾国藩说：“京中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这种现象让曾国藩担心“恐有异变”。
慈禧太后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869年1月26日），曾国藩在阔别京城17年之后，第一次进京面见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在京期间，曾国藩与慈禧太后前后有三次对谈，所谈都是“裁撤湘军”以及“直隶练兵”等军国大事。慈禧太后与曾国藩到底谈了什么呢？这里且引用几句对谈，感受一下慈禧太后的真实问话风格：
慈禧：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曾国藩：办完了。
慈禧：勇都撤完了？
曾国藩：都撤完了。
慈禧：汝一路来可安静？
曾国藩：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慈禧：汝出京多少年了？
曾国藩：臣出京十七年了。
曾国藩像
如此等等，这些问话让曾国藩内心非常不耐烦，也让曾国藩非常地失望。通过与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的谈话，曾国藩认为，“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而同治皇帝尚小，没有和他说话，故而曾国藩说：“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
更令曾国藩担心的是，他发现朝廷实权其实已经掌握在军机处领班大臣恭亲王奕䜣、文祥、宝鋆等人手中，曾国藩认为这些人“权过人主”。尽管恭亲王等军机大臣权力超过皇帝，但是他们几人各有缺陷，都无法担当重任。曾国藩说：“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至于文祥，他虽然为人“正派”，但是“规模狭隘”，不懂得用人“自辅”。至于宝鋆，也是口碑很差。一句话，此时的曾国藩对清廷未来已经失去了信心。
曾国藩是一个传统读书人，他的知识结构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人治主义者”。他所看到的晚清王朝的诸多弊端，也都是人事危机。然而，清王朝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吏治腐败问题，更根本的是已经延续二千余年的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在此时已经到了尽头。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之下，中国君主专制的制度危机已经凸显出来。但是，曾国藩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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