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眼中的西太后与曾国藩：末世君臣的会面
曾国藩与清孝钦显皇后（慈禧）朝服像
文 | 加藤徹
摘自《西太后》，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
本文已获出版社授权
当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西太后是特a级的坏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之所以败于日本，是因为她把海军的经费用来扩建颐和园。
而曾国藩也是个难以正确评价的人物。中华民国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最差的。他是为了清朝而镇压太平天国之乱的汉奸，是西太后的走狗。或者评价说，如果太平天国之乱时曾国藩推翻北京的朝廷，就不用等到五十年后的辛亥革命，中国革命早早就成功了，等等。曾国藩受到了如同甲级战犯般的批判。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开始被认识，对其评价稍微转好。进入到21世纪后，曾国藩在部下管理方法等为人处世治家方面的成功受到关注，中国的出版界掀起了不小的曾国藩热。但是，即使现在，对他的全面评价也尚未出现。
关于如何评价曾国藩的问题暂且不提，在他活跃的前后，清朝的形势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历代王朝的平均寿命来看，本来即使清朝在咸丰末年灭亡也并非不可思议。但是，上有西太后，下有汉人的保守派主流，他们互相合作，支撑起将要灭亡的清朝，使其寿命延长了五十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汉人保守派主流的谱系从曾国藩开始，后被李鸿章、袁世凯继承。作为文官大臣的头目，他们以在自己的地盘上所组织的半私人军队性质的“军阀”为后盾，在中央政界隐然有发言权。像这样近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版图的创始者是曾国藩，支持他的是西太后。
慈禧与太监李莲英（右），崔玉贵（左）等人在颐和园
从太平天国之乱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看，可以判定八旗和绿营（清朝从明朝继承的汉人的军队）等昔日的军队完全起不到作用。取而代之并被证明了实力的，是曾国藩的湘勇、李鸿章的淮勇等汉人官僚在地方组织的义勇军。
最初，对汉人官员的能力给予很高评价的是肃顺。通过政变打倒肃顺的西太后继承了重用汉人官僚的政策。她支援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义勇军、外国人组成的雇佣军队“常胜军”（名不符实，屡次输给太平天国的军队），于同治三年（1864年）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之乱。她为父亲报了仇。
在中国，从咸丰十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三十四年间，开展了被称为“洋务运动”的近代化运动。此运动的中心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镇压太平天国中非常活跃的汉人大臣和官僚。他们从西洋引进最新的武器和技术，建立工厂，图谋将自己的军阀近代化（当时清朝没有国民军）。
满洲系的保守派反对引进西洋技术和增大汉人官僚的发言权，但是西太后支持洋务运动，袒护李鸿章等人。因此，洋务运动才能顺利地进行到一八八〇年代初，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与其他的亚洲大国，例如奥斯曼帝国相比，清朝洋务运动的成功非常显著。清朝的兵器制造工厂，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机器，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引进的。与同时代的日本不同，没有拘泥于技术的国产化。因此，在李鸿章等人的工厂生产的枪炮的性能，与西洋列强最先进的武器相比较，大约只落后十几年的程度。实际上，到一八八〇年代清军已经相当强大了，在中法战争的地面战中就打败了法国军队。
如“同治中兴”的字面意义一样，一八六〇年代清朝国力暂时好转，至一八八〇年代初洋务运动也进展顺利。这些多亏了西太后。但是，洋务运动从此之后就半途而废了。那也是因为西太后的原因。最初支持洋务运动的西太后之后转变为妨碍者，其理由是她对经营国家没有明确的构想。
与曾国藩的会面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之乱立有大功，荣升至直隶总督（直隶省的长官，正二品）。
所谓直隶省，意思是指“距离北京朝廷最近的隶属省（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和内蒙古的一部分。总督是“综合性地总管政务、军务的监督官”，在清朝是省一级长官的官职名称。顺便说一下，明治时代的日本，引入了这一名称，作为“朝鲜总督”、“台湾总督”这样的殖民地长官的官职名称使用。
在北京附近让汉人军阀的头目就任总督的职位，是相当大胆的人事决定。在这一点上，西太后非常果断。咸丰帝也曾经因肃顺的建议而使用曾国藩，但只不过是让其去远离北京的南方镇压叛乱军。
直隶总督曾国藩，时隔十七年再次到北京赴任，谒见西太后。那时曾国藩五十八岁，西太后三十四岁。关于这次谒见时的情景，曾国藩在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虽然很长，这里也将其列出。
巳正叫起，奕公山带领余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撤几多勇？”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得安静？”对：“安静。”问：“你一路来可安静？”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问：“你出京多少年？”对：“臣出京十七年了。”问：“你带兵多少年？”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问：“你从前在礼部？”对：“臣前在礼部当差。”问：“在部几年？”对：“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问：“曾国荃是你胞弟？”对：“是臣胞弟。”问：“你兄弟几个？”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旋叩头退出。
曾国藩的日记中，只写了对话的人是“太后”，因为东太后基本上不在大臣面前开口说话，所以可以认为发言的人是西太后。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巨人之间的历史性会面。关于清朝的未来，想必他们展开了白热化的对话，但是这样的期望落空了。
《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清末年画。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 左）和曾国藩（右），左边坐着从左至右分别是：鲍超、骆秉章、左宗棠，右边坐着从右至左分别是：曾国荃、李续宾、彭玉麟
曾国藩原本就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即使此次会见也害怕祸从口出，对垂询只做了最低限度的回答。如果他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阐述自己关于国家经营的构想，应该是可以的。例如，西太后询问“你一路来可安静？”的时候，他可以回答路途中所见的民生情况，将话题转到富国强兵的政策上来。如果还是咸丰初年向皇帝递交激烈奏折的他，或许会这样做吧。但是，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变得像“欹器”那样明哲保身了。
如果单看西太后的询问，会给人一个“不愧是个女杰”的印象。但是，也不能否定她的询问还是让人感觉有所欠缺。她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战后失业的士兵们是否会引起骚乱，变成新的叛乱的火种。
或许曾国藩只是不敢记录在日记中，其实两人可能已就国家的经营方针进行了秘密的讨论。曾国藩的日记中所描述的这次会见是如此低调，以至于想要做出上述推测。
不管怎么说，年轻的西太后压制了国内守旧派以及抵抗势力的反对，支持了曾国藩等人开展洋务运动。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不是在首都北京的周边，而是各自在属于自己地盘的南方地区建立军工厂，推行殖产兴业，谋求自己所管辖军队的近代化。中国的军阀在西太后的庇护下出现了。
但是，西太后并没有理解洋务运动的本质意义。她偏袒洋务派官僚的目的在于，想培养能够对抗宗室派政治家（像已故的肃顺和恭亲王那样的人）的势力。因此，如果洋务派的实力变得强大，下次他们就摆脱不了被西太后抑制的命运。
明治时代的日本，也存在旧幕府、旧萨摩、旧长州等藩阀性质的军阀。其性质与清朝的军阀有一点儿相通的地方。但是，明治政府通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场战争，成功地创立了国家军队，形成了国民国家。从大正到昭和，日本也有军阀，但是其性质已经与明治时代的藩阀截然不同。
明治时代的日本在逐渐克服藩阀之际，中国却与其相反，培育出了与中央集权完全互不相容的地方军阀。像这种中国式的军阀，在中华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他们变成了内战的火种，还是在中日战争中造成中国陷入苦战的根本原因。这些所有的责任都让西太后承担，大概有点残酷。但是，她与中国式军阀的产生有很深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亡国的预感
政治充满了悖论。受欢迎的政治家不一定能够长期维持政权，相反，被人憎恨的政治家意外地维持政权的情况也是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相东条英机很受昭和天皇的器重，但是不受下面的人的爱戴。在政界，“东条英机下台”呼声高涨时，反对东条的近卫文磨对东久迩宫说过如下的话：
我自己觉得让东条继续担任就行。如果换人后还能万事顺利，当然也可以换人。但是，万一换人了还被说成不好，好不容易东条才和希特勒一起成为被世界所憎恨的人，因此我想还是让他承担全部责任为好。（细川护贞《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1944年）四月十二日条）。结果，东条内阁一直延续到同年七月的塞班岛失陷。
预感亡国的政治家和高级官僚们的默契，相反却带来了政权的长期稳定。暂且称之为“东条效果”吧。清末的西太后能够维持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权，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也在于这个东条效果。
说起来，在中国本来就有这样的经验法则：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是二百数十载。建国之初，人口稀少，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很大，但随着太平盛世，人口增加，人均可用耕地面积锐减。如果人均耕地面积少于四亩（约2400平方米），那么民众最低限的粮食自给都不能保证。民众困苦，国力低下，由于内乱和外国的侵略，社会陷入混乱。因饥饿和战争，人口减少，王朝走投无路而灭亡。然后，下一个新的王朝开始。如此循环往复，大约有十代，二百数十载。
镇压太平天国之乱的曾国藩，深知自己生于“末世”。他留下了名言：“盛世创业重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其意思是：王朝盛世创业期的英雄，自由豪爽为好，拯救王朝于危机的英雄，必须小心谨慎。
有一个很有名的逸闻，是曾国藩在拜见西太后大约一年半之前的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的事情。曾国藩询问幕僚赵烈文今后的前景，赵说“天下统一若是长期持续，治安必然松懈。现如今的情况是，皇帝还很有威严，王朝应该不会瓦解。但是恐怕在五十年以内，社会的基础会动摇，国家可能会分裂。”此预言恰好应验，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赵烈文并非一个预言家，从王朝的寿命为二百数十载这一经验法则来看，当时任何人都抱有将要亡国的预感。在那个时代，如果自己站在王朝的顶端就必须与王朝的灭亡共命运。为了能够幸存到王朝灭亡后的下一个朝代，当然不会把自己放到顶端，努力积攒力量才是贤明之举。清末的政界也笼罩着这样的气氛。
曾国藩并没有自己当皇帝成为新王朝创始人的野心。因此，他创建的军阀被李鸿章、袁世凯所继承，并残存到中华民国之后。
在理解这些之后，再回头去读曾国藩日记中所描写的与西太后的会见记录，就可能会发现与之前不同的理解。力图将实力保存到清朝灭亡后的曾国藩，在西太后面前始终扮演着谨慎臣下的角色。西太后在看穿了他那样的心理后，利用他的实力，谋求延长清朝的寿命。两人的会见乍一看很低调，但其背后充满了正在走向灭亡的国家的统治者与避免卷入其间的大臣之间的紧张感。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
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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