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文武纵横、屡建功勋，毛主席称“军中良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西征”行动失败，为了营救和招纳流散的将士，党中央、中央军委成立了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的援西军。
时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的宋任穷在回忆文章《往事历历忆良才》写：“在甘肃镇原，援西军某团部进来了一个步履艰难的老头，又黑又瘦的面孔，又长又乱的胡子，身上穿一件又脏又破的羊皮袄，一手端着只破讨饭碗，一手拄着根棍子，但目光炯炯，神情刚毅，团长韩伟终于认出了他。原来他就是西路军30军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同志。由于过度的疲劳、长期紧张和突然的兴奋，良才口吐鲜血，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朱良才是湖南省汝城县人，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来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连党代表、军部秘书，是毛主席的爱将之一。
迄今为止已被发现的唯一一张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在闽西的照片就是朱良和毛主席、谭政、陈毅四人的合影照。
朱良才用黑色钢笔字在相片上书写有“1929年6月19日摄于龙岩城”的字样。
这时间，正是红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城当天拍的。
当日下午2时，红军攻打龙岩战斗胜利结束，四位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闽西的战友专程到龙岩市的中山公园拍照，毛主席时年36岁，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兼党代表，一身中山装，气度从容；陈毅则任红四军军委书记。
闽西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节点，红军第三次收复了龙岩，共歼敌2000余人，闽西形势因此而豁然开朗。各县、区的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出现了大片的赤色区域。
毛主席也于当年创作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如诗如画地描绘了闽西土地革命的情景，该词云：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清平乐《蒋桂战争》外，毛主席还在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作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热情歌颂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唱主角的是红四军主力之一的三十一团一营，而在三十一团一营担任党代表的就是朱良才。
原为解放军某部大校、转业后为人民日报社文化事业中心影视部主任的朱良才将军之子朱新春曾从父亲的口中获悉守卫黄洋界一役中的许多细节，他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张辉瓒师的先头部队在江西龙冈正面进攻，与红三军发生激战，而我父亲所在红九军团先是在后面支援。这场战斗相当艰苦，我军伤亡惨重，张辉瓒师负隅顽抗，战斗进行到后半程，根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军长的指示，红九军团从一侧包抄，给了敌军致命一击，最终一举攻占了敌人的指挥所，并且活捉了张辉瓒。这场战斗的意义在于我军缴获了大量军备，不仅包括2000支枪，一门大炮，更重要的是，我们缴获了一部电台。在战争年代，电台的作用极为重要。所以，这部电台可以说是龙冈一战最大的收获。当我军占领了指挥所后，我父亲和电台台长王诤谈，劝他们加入红军，就这样这座电台和机要人员成了红军第一部电台组。这部电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仅方便我们联络部署战术命令，更帮助我们截取了不少国民党内部的军事情报。当时国民党第十八师并不知道我们缴了电台，所以我军有如天降神兵，把国民党残余部队打得措手不及。”
对于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曾亲自作过总结，并给予高度评价：“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也正因为朱良才在多次战斗中“率领的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很强”，在长征开始时，他负责率领后卫师掩护中央红军转移。“一次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仍然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给部队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长征途中最为艰苦、也最为危险的地带是草地。
朱良才腿部负伤，本来上级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的，但骡子丢了，他愣是拖着一条伤腿步行走出了草地。
好不容易越过了草地，周恩来写信给他，要他随红5军团行动。当时，红5军团是跟4方面军走的，朱良才回到了红5军团。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朱良才后来又掉头南下，第二次跋涉过草地。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非法成立了伪“党中央”，自封主席，让朱良才去31军任政治部主任。
31军是4方面军的部队，当时主要在雅安一带活动，军长是王树声、政委是詹才芳。
在张国焘的胡搞乱搞下，到了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已由南下时的10万人锐减少到4万多人，士气低落。
为了使大家振作起来，31军召开了一个军政干部会，朱良才积极宣传中央的路线，宣传革命的团结，在会上作报告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草地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地跟党走，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可是，张国焘仍然坚持错误路线，要与党中央对着干，朱良才因此也受到了打击，被降职使用，到红四方面军教导团担任团长兼政委。
朱良才后来回忆说：“我在报告里讲了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胜利，讲了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讲了渡河东征和建立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我讲话不久，就挨了斗争。”为此，朱良才将军气愤地说：“由于自己认识到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能战胜任何困难而取得胜利。这个认识使我在四方面军工作时没有受到张国焘的蒙蔽，未倾向张国焘，而成为受其打击的根本原因。”
饱受打击的朱良才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艰难而又顽强地进行工作，还参加了由红四方面军组织的西征作战。
西征作战失败后，西路军总指挥部在石窝开了会，决定把剩下的2000人分为左右两路军，朱良被分到了右路军，和王树声一起负责部队的指挥工作。
右路军在石窝会议结束后的当晚出发，天亮之后队伍便被打散了，朱良才身边，只有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他们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四天后，因为缺衣少食，只好分散下山。
朱良才在回忆录《风雨盘然》一书中写当时的心境道：“这里的山竟是这样的荒凉。也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家乡。我家乡的山是多么的绿呀，如今这时节，正是草长莺飞春色艳。从家乡的山水，我想到了湘南起义，想到了井冈山的斗争，想到了五次反‘围剿’，想到了长征。想到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十年了，是中国共产党使自己走上了这革命的征途。这十年中有痛苦，有欢乐，每当遇到困难和痛苦时，总是党使自己增强了信心，展示了光明的前途。而今天，部队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许多战友和领导都牺牲了，想起这些战友和领导同志的音容笑貌，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起，对敌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着。”
朱新春也根据父亲的描述向媒体详细介绍了当时的艰苦和危险：他一共走了36天，在冰天雪地深山老林间艰难跋涉。途中他遇到过一个大户人家，我父亲饥寒交迫，心想去讨些吃的。那是个地主家，我的父亲担心身份被识破，不过实在太饿，他想冒险试试。谁曾想，那个地主见我父亲衣衫褴褛的样子后，竟一针见血地问：“你是红军吧？”我父亲心里一惊，但转念想，反正已经被认出来了，干脆豁出去，就承认了。那个地主说了一句话：“唉，老天不长眼啊，怎么让你们吃了败仗呢！”原来，他见到红军救国救民，为了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深受感动。他不仅没有泄露我父亲的身份，还让他吃了餐饱饭，又拿了一些干粮送他上路。我父亲当时很感动，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恶人。所以，后来搞统一战线的时候，他对一些人士的态度非常客观。
父亲在前往陕北的途中还遇到过两次马匪。其中一次为了躲避马匪，他偷偷躲蹲在羊群里，披着一条羊皮毯，躲过了他们的追踪。还有一次，他远远就听见了马匪一路狂奔的声音，机智地躲在了路边的沟壑里，想不到马匪到了眼前就停了下来，父亲以为自己暴露了，这时他才发现旁边藏着一只小野兔。他看着小兔子，小兔子也看着他。他恍然大悟，原来那些马匪是来打兔子的，于是他朝小兔子身上丢了一块小石头，兔子惊得朝另一边跑了，那些马匪也扬鞭打马走了！
就这亲，他走了34天后到了兰州，要过黄河。当时国民党在桥上设置了关卡，就是为了拘捕走散的红军。这时有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要过桥，身后跟着好多挑行李的人，那时我父亲的衣衫早就破烂不堪，很难被识别出来，于是他就佯装成挑夫，跟着这些人顺利地逃了出来。几天后，他终于抵达了延安。
在部队驻地门口，他被小战士拦了下来，人家不相信他是朱良才。他们在门口正说着，院子里二楼的窗户打开了，山东省军区司令员陈坊仁探出头来问怎么回事，他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而我父亲在被接到屋子之后，马上就晕倒了。
……
朱良才回来后，由宋任穷提议并经援西军党委批准，他被任命为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遵照中央指示，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及时恢复党的生活，重新分配工作。
宋任穷回忆说：“由于良才同志作风正派，又对西路军各方面情况比较了解，使上述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大批西路军归来的同志很快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毛主席则这样称赞朱良才：“军事上过硬，政治上合格”，是“军之良才”
1938年秋天起，朱良才调到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军区工作，历任第三军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任，和军民一起战斗，粉碎了日军对五台山的围攻，还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并击毙了有“名将之花”之称的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三混成旅旅团长中将阿部规秀。
1942年，他担任了中共北岳区党委副书记，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模范党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及时发现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先进典型，群策群力，创作出了《子弟兵和老百姓》、《戎冠秀》、《李国瑞》、《战斗里成长》等大量优秀剧目。
1955年9月，文武纵横、屡建功勋的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即使离开军队后，朱良才仍十分关心对祖国下一代人的教育，写出了《一根灯芯》、《朱德的扁担》、等闪烁着我军革命光辉的回忆文章，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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