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记毛主席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毛主席写的充满了豪情壮志的诗句。
诚然，要换取和平与安宁的世界，就必须革命；而要革命，就必定会有流血牺牲。
为了革命的成功，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毛主席的两位胞弟毛泽潭、毛泽民，堂妹毛泽建，娇妻杨开慧、以及毛主席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龙，侄儿毛楚雄等等共有十五位亲人牺牲在革命的征程上。
即使毛主席本人，也多次经历生死考验，行走在生与死的边缘。
那是1927年，年轻的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领导驻军起义，途中落入了敌军手中。
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铜鼓埠月形湾。
1936年，毛泽东曾亲口对美国记者斯诺叙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泽东“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的时候，时为秋收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已率部来到了浏阳县文家市村。而在文家市村头当班站岗的，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陈士榘。
陈士榘在回忆录说，那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最神圣的一天！他甚至感到有一种天外来客、神仙下凡的感觉。
他说，那时村外路上渐渐走过来一个个子很高、头蓄长发、身穿蓝布衣裳的男子。男子的脚走起路来有些跛，身子晃来晃去，看样子不像个种田人。于是，他便喝住了那个男子，命令他接受盘查。这个男子很配合地站住了，他说：“我是毛泽东，是从铜鼓来的。”
陈士榘一下子愣住了：因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湖北闹农运的时候就知道湖南有个农运领袖叫毛泽东，搞得轰轰烈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次秋收起义，毛泽东还是省委派来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连起义中的总指挥卢德铭，都要接受他的领导。
陈士榘从没有见过毛泽东，这个人是否真是毛泽东他无法鉴别。正僵持时，这个自称是毛泽东的人提出要见卢总指挥，说有急事。陈士榘犯难了，因为站岗的只有他一个人。见陈士榘有点为难，那中年男子笑着说：“小同志，你现在一个人值班，不能离岗，你看能不能喊一个人来，我跟他去见卢总指挥，好不好？”
陈士榘看这个人态度谦和，话语亲切，加上他直接提出要见卢德铭总指挥，最终断定他就是毛泽东。不久，战友杨立三将毛泽东领到了卢德铭总指挥的房间内。
后来陈士榘听说，毛泽东原来预定要到前线来领导秋收起义的，但他在路经铜鼓时，被敌人设立的检查站怀疑是共产党，于是遭到了扣押。毛泽东机智应对，几经周折，才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出来。他的脚就是在逃跑时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因为没有机会去诊所上药，所以就这样忍着伤痛来到了文家市村。
陈士榘感慨地说：“当时遍布全国都有检查站，但是这个小小检查站险些发生了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份，中国未来的走向还真的难以预料。”
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谢觉哉也写有《浏阳遇险》一文，收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星火燎原》第一卷第一集，详细记录了毛泽东遇险和脱险的全过程。
值得补充的是，毛泽东说自己在路上遇到的农民，即“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的个农民，毛泽东曾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毛泽东派人下山找当地地下党，这才打听到了这位农民的名字，叫陈帷德，是铜鼓纸工工会会员。陈帷德后来他参加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一封信，称其是“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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