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落难时曾沿路乞讨，五十年后，难忘一饭之恩，亲自寻访恩人
湖南茶陵县位于湘东的罗霄山脉西侧，属湘赣边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军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井冈山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就是建立在这儿。
因此，茶陵县是有名的将军县，拥有25名共和国开将军，在湖南排在第三位。
段苏权少将是茶陵尧水高径人，1916年出生，1930年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并于同年入党，时年14岁。
1932年8月段苏权任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3年9月任湘赣军区红六军团的宣传部长（军团长是萧克）。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先行离开中央苏区向湘黔边的红二军团靠拢，组成了以贺龙为总指挥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计划从贵州杀回湘西，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决定由一批老弱残兵和部分地方武装近500人组成黔东独力师留下打游击，师长为王光泽，师政委则为段苏权。
插一闲笔，段苏权的这一经历让很多人认为，既然他在红军时就是师政委，建国后是有资格评上中将、甚至上将的。
遗憾的是，段苏权在率领黔东独力师游击期间，因伤脱离了革命队伍时间过长，最终影响到了军衔的评定。
实际上，黔东独立师的创建，主要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和安置伤员。在数倍于己的敌军面前，又没有根据地作为支撑，其所面临的险恶和困境是可想而知的。
段苏权、王光泽率独立师在黔东与敌人展开积极的游击战，前前后后作战20余次，调动和牵制了敌军一万多人，成功地掩护了主力向湘西进军。
在打了将近一个月的游击战后，该独立师准备东进湘西和主力会合，却不幸遭到敌人围攻，有200多人被敌人分割，这200多人几乎全部遇难。
段苏权、王光泽率剩下的600多人退入梵净山，随后由贵州松桃县入四川秀山县。
在进攻古镇梅江场中，段苏权的右脚踝被乡丁击碎，无法站立。
从梅江场撤出，遭到了各地民团的围追堵截，独立师减员严重，弹尽粮绝，渐陷绝境。
为了不拖累队伍突围，躺在担架上的段苏权主动向师长王光泽提出了就地养伤的请求。
所谓“就地养伤”，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基本就意味着死亡了。
但形势迫人，为了让独立师轻装摆脱敌人，让剩余为数不多的战士杀出生路，也只能如此了。
于是，师长王光泽让四名抬着担架的战士把段苏权抬到秀山县雅江乡的丰田村里寻找可以留下来的地方。
丰田村是一个深山窝里的小村，只有几户人家，很隐蔽。
师长王光泽找到了老实巴交的穷裁缝李木富，让他想想办法，帮帮忙。
李木富对革命的大道理不是很懂，但他心地善良，看到段苏权伤得这么重，就答应了下来。
李木富认为如果让段苏权住在他的破房子里，还是很不安全的，他说，山上有一个月牙形的小洞，洞内有泉水，用水方便，是个躲藏的好地方。
那个时候是冬天，很冷，李木富家一贫如洗，连个破棉絮也提供不上，只能和妻子杨桂花抱来一些稻草，给段苏权充当被褥。
山洞虽然隐秘，但还是被民团搜查到了。
这些凶恶的民团剥光了段苏权身上的衣物，还抡起大刀，要杀了段苏权。
李木富赶来了，看着全身上下只剩下一条裤衩、冻得缩成一团的段苏权，赶紧跪地请求说：“不要再造孽啦！他是个残疾人，动不了啦。图了财就行啦，就不要害他的性命了！他也活不长了，你们就放过他吧！”
在李木富的苦苦哀求下，民团们最终放过了段苏权，只狠狠地踢了一脚，便轰闹着下山喝酒去了。
这以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送点红薯稀饭、草药来，维持段苏权的生命。
但李木富家实在太穷了，就是这点红薯稀饭，他也难以维持，渐渐断炊了，一家老小都饿着肚子。
而且，他也拿不出一件破衣服给段苏权掩羞取暖。
怎么办？
想来想去，觉得也只有回自己的湖南茶陵老家才能活命了，但，脚踝有伤，怎么走得了路？
李木富于是请邻居、木匠苏仕华给段苏权了两根拐杖。苏仕华又做了个竹筒，钻了个窟窿，拴上绳子，挂在拐杖上当做讨饭碗。
那天，浑身上下只穿一条破裤衩的段苏权就这样撑着两根拐杖，一蹦一蹦地上路了。
李木富夫妇和苏仕华送他送出到村口，看着他的背影，不胜唏嘘感慨。
段苏权一路乞讨到了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因为从王村流过的酉水是沅水的支流，也就是说王村有直通岳阳的水路。
在酉水岸边，段苏权遇上了一艘前往岳阳的商船，在好心船老板的相助下，得到了一件破棉袄，并搭上了顺风船，顺利到达了岳阳。在岳阳，他爬上了一列运煤的火车到达了醴陵站，然后继续沿路乞讨，于1935年7月17日来到攸县皇图岭车站。
刘维初是茶陵人，在醴陵渌江桥附近开了一家小豆腐店，这天恰巧到皇图岭圩场办事，遇上了正在行乞的段苏权，听着段苏权嘴里操着一口浓重的茶陵口音，他产生了恻隐之心，详细问了段苏权的来历和境况。感慨之余，将苏权扶回自己家里，给他换上了干净衣裳，理了发，抓药帮他治疗脚伤。
段苏权在刘维初店里一共住了42天，身体基本恢复了，这才告别刘维初，回到了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
在家里，段苏权一直都在惦记着独立师的战友。但他并不知道，独立师已于1934年11月28日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被敌人枪杀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
1937年9月的一天，有个叫谭毛狗的老乡从西北回来，告诉段苏权，红军去了西北，正在那里抗日。
段苏权就再也待不住了，千里迢迢，奔赴太原，见到了从前在红二方面军任政委的任弼时。
任弼时这个时候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他对独立师为掩护主力撤退所作出的牺牲铭记在心中，安排段苏权进入抗大学习。
从抗大毕业后，段苏权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科长，随115师一部进入冀察热辽开创敌后根据地。1945年段苏权任热辽军区司令员，不久，又出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段苏权终成一名赫赫名将……
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每次看到脚上的伤疤，都会对曾在自己落难时施救的恩人感激不尽。
1950年，时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将刘维初的儿子刘卿陶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将其培养成工程师，又将刘维初接到北京自己家里闲居，并表示要留他长期居住。刘维初说自己劳动惯了，闲居不习惯，坚持要回家。段苏权强不过他，送他回家后，年年隔三岔五地给他汇钱汇物。
刘维初逢人就说：“我救过的这个共产党的大‘官’，最重情谊啊！”
段苏权也多方寻找李木富夫妇和苏仕华，但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那个小村，实在太隐秘，太难寻找了。
1983年10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亲自从北京到四川省秀山县寻找恩人。他走遍了当年战斗及蒙难的故地，访问了不少干部群众，一连查看了5个山洞，由于年代已久，已经没法辨认，而他当年也没有给李木富留下自己的姓名，所以始终没有和当年的救命恩人联系上。
满怀遗憾的段苏权最后将寻救恩人的大事委托给了秀山县党史部门。
段苏权回秀山寻找恩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几经周折，终于传到了李木富的耳中。
这时的李木富已经86岁，老伴杨桂花已经去世，木匠苏仕华94岁。
这样，段苏权很快就收到了秀山县党史研究室寄来的两位恩人的照片，他激动得老泪纵横，写信给秀山县委说：“见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
从此以后，将军又多了对恩人的许多挂念，多次寄钱寄物给这两位恩人，第一次就寄了1000元给李木富。
1984年4月，中共秀山县委和县政府将一块写着“红军的亲人”的匾额赠送给了李木富老人，并奉上了段苏权寄来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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