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金庸心中的“殿堂级”偶像竟是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提起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华人世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几何时，金庸的作品横行书市，几乎达到了“凡有井水处，皆能说金著”的境界，已经成为了永难复制的经典。不论在出版业还是影视业，金庸的名字都是销量、收视率和票房的保证。单就一部《射雕英雄传》来说，既有电影版，又有电视版，版本不下二三十种，直到现在，还在翻拍又翻拍，常翻常新，百看不厌。
单凭这个，金庸就收获了巨大的财富、人气和名声。
金庸的人气指数极高，拥有的粉丝何止千千万。这些粉丝，有一个特别的称号：“金迷”。
2003年，众多“金迷”在西岳华山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华山论剑”大型文化活动，盛情相邀金庸莅临现场。而当金庸来到了会场，“金迷”欢声潮涌，给金庸奉上了一颗镌刻有“华山武林盟主”字样的巨型赠印。
一句话，金庸已经成为了“金迷”们眼中武侠小说宗师级别的人物，是别样的“武林至尊”。著名作家魏明伦就曾开腔说：“山至绝顶金为峰。”
“金迷”们是这样的疯狂，是这样的激情如火。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在他们所顶礼膜拜的“武林盟主”金庸的心里，竟然也长住着一位“殿堂级”的偶像——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金庸对邓小平的崇拜，非是始于“刘邓”大军转战大西南、扬威淮海战场的时候，也不是邓小平重新出山，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富裕之路的时候，恰恰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落难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金庸，“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他在创作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在为香港《明报》写社评。
金庸听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而邓小平却岿然不动，致使“四人帮”气急败坏偏偏又无可奈何。金庸大赞：“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邓小平被贬谪至江西南昌市郊劳动期间，金庸发表了多篇社评大加颂扬和支持邓小平、彭德怀等人，为他们的遭遇打抱不平，猛烈抨击“文革”的种种悖逆之处。
金庸还在邓小平最落寞的时候作出最富于预见性的判断的：“邓小平必将复出”！
该预言得到证实后，金庸惊喜若狂地对记者说：“可以说，我的想法实际上代表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复出后的邓小平主张搞经济建设。金庸激动得在《明报》上连连叫好，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
金庸说：“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改革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
有趣的是，金庸如此崇拜素未谋面的邓小平，在报纸社论上为邓小平摇旗呐喊。邓小平虽然没看过他早期的社论，但却被他创作的武侠小说所深深地吸引了。
金庸小说当时在内地还是“禁书”，邓小平却从境外回来的友人那儿读到了金庸的小说，对之爱不释手。
（图为邓小平在游黄山时偶遇武侠电视连续剧剧组）
可以说，邓小平算得上是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读者之一。
邓小平的护士郭勤英曾说：邓小平喜欢看的武侠小说，都是港台作家写的，像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邓小平都看过，看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
邓小平读武侠小说，一方面是在放松自己，一方面也是在思考人生。
1981年2月，金庸在《明报》撰写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金庸认为：有关香港的未来，中英双方的想法是相当一致，维持香港的现状，对各方都有利。
金庸在文中提出了三点建议：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提前十五年通知英国。
而就在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上积极讨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议题，随后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
金庸因此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推崇邓小平和胡耀邦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评中呼唤中国人民应该请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
金庸的社评渐渐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邓小平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
为什么选择了金庸？
邓小平认为：金庸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也有好感。
1981年7月，北京邀请金庸到大陆访问。
报告送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在报告上做了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即金庸原名）先生。
金庸高兴极了，兴奋得象个孩子，说：“几十年了，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佩服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1981年7月18日，金庸西装革履、衣冠一新，带上自己的妻儿，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金庸终于见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终得一见的“殿堂级”偶像——邓小平。
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站在台阶迎接，见到金庸来了，脚态轻盈地走上前握手，笑容可掬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金庸受宠若惊，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毕恭毕敬地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
（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
看着金庸穿着隆重的西装，邓小平关心地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请查先生除了外衣，咱们不用拘礼。”
这平凡却又满带关怀的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人间的距离。
在一个月前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金庸钦佩万分地说：“以邓先生的功绩，原本可以当主席，你却不重视个人的名位，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很少见，令人敬佩。”
邓小平笑了笑，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当领导的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会坏事。”
邓小平谈到了金庸在《明报》上写到的社评，说：“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共同语言。”
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半盒烟都给了金庸。
金庸郑重地接过烟，认真地说：“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
这半盒香烟，从此成了金庸秘不示人的珍藏品。
邓小平亲自送金庸到门外，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来一次，到处去看看。”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多家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金庸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是“天才的设想”，超越了英国人的预料，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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