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重要内线，后摆地摊卖香烟为生，周总理去世前说出他的名字
1975年底，周总理病重在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到了最后的旅程。
在最后的日子里，周总理不停地约见一些人到病房来，向他们讲解自己内心深处一些放不下的事情，一些放不下的人。
周总理叫来了中央调查部的负责人罗青长，用微弱的气息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然后说了一句话。
“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这里面，就有杨登瀛的名字。
杨登瀛，广东香山人，青年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因结识青帮大佬、陈立夫的亲信杨剑虹而加入中统。遂跟随杨剑虹负责中统在上海的事宜。
此后，陈剑虹因为贪污案自杀，杨登瀛接班成为中统在上海的总负责人。
杨登瀛就此成为上海滩八面玲珑的人物。中统是他的组织，陈立夫是他的上司。另外，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张道藩是他铁哥们，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是他的朋友。加上早年留学日本，还是一个日本通。
这样的人在上海当然吃得开，兜得住。如果没有变化，他极可能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乃至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解放战争后，可能随蒋介石去台湾，做一个寓公。
来访的人叫陈养山，是一位共产党员。
陈养山不是故意接近杨登瀛，他当时因为各种原因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呆在上海准备重新找到组织。在这其间，就结识了杨登瀛。
两人在一起喝酒聊天，陈养山发现杨登瀛的思想还是很进步的。遂萌生将他介绍给组织的念头。
正好周恩来从武汉来到上海，组建中共的第一个正式的地下组织上海中央特科。
听了陈养山的汇报后，周总理觉得能在中统里有这么一个人太重要了。于是，决定派当时中央特科下情报科的科长陈赓与他接触。
在上海的外滩，陈赓与杨登瀛见了第一面。两人交换了时局的看法，陈赓希望杨登瀛能够替中共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随后，陈赓给了杨登瀛两根金条，并表示以后每月提供三百光洋做经费，让杨登瀛能够在上海多结识一些重要人物。
从此，杨登瀛就成了中共在上海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他也为中共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1928年，中共党员戴冰石秘密叛变，杨登瀛及时通知中共特科，此人被铲除。
同年，中共另一位姓顾的党员跟上海警备司令部联系，准备叛变，经杨登瀛通知，被中央特科下专门负责保卫的红队消灭。
1929年，中共叛徒陈慰年欲出卖党内文件，杨登瀛用两根金条将其买下交给陈赓，陈慰年随即被红队处决。
年底，杨登瀛成功营救被捕的任弼时。
……
可以说，杨登瀛的存在，为上海中央的立足打开了空间。杨登瀛也很有希望为中共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在1931年，出了一件大事。
中央特科保卫科的科长，也就是红队的队长顾顺章叛变了。此人掌握着上海中央绝大部分的机密。
这原本是对中共的致命一击，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打进敌人内部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截取，通知了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率领大家紧急撤离，数天没有休息、精疲力尽的周恩来还破天荒地跟陈养山要了一根烟抽。
大部分顾顺章知道的人员都撤走了。陈赓找到杨登瀛，让他避一下。
第二天，杨登瀛被抓。
不过，半年后，杨登瀛又被放了出来，一来是他的朋友中统骨干张道藩想了办法。二来，也是中统自己不愿意说出来。
中统总部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员，而杨登瀛这个陈立夫亲自提拔出来的人竟然是中共的内线，这说出去，实在没有面子。
不过，杨登瀛就此离开了中统，国民党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反省院的院长职务。所谓反省院是中统的一种特殊监狱，进去的人主要是进学习班。
这是很边缘化的工作了。
解放时，杨登瀛自然就去不成台湾，他留在南京，因为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就在街上摆地摊卖香烟为生。
而在这时，新中国的南京政府发出公告，要求在国民党内任过职的进行登记 。
杨登瀛一想，我早已经不干了，而且我还为共产党做过事，问心无愧，就没去登记。
期限过后，杨登瀛就被逮捕了起来，准备判以重刑 。
“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杨登瀛请陈赓跟陈养山替他作证，这才被释放出来。后来，杨登瀛去了北京，跟陈赓、陈养山等当年一起工作的人见了面。
看到杨登瀛的生活比较困难，陈赓请示，经过批准，南京市公安局每月给杨登瀛发一百元的补助。
在1970年的冬天，杨登瀛去世，临终之前，他对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这是革命的信任，也是江湖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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