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志士方志敏：狱中用米汤写信
1934年l0月，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率部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之下，北上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方志敏不幸被俘。他并没有因身陷囹圄而停止战斗，在短短六个多月中，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和疾病折磨，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重要文稿和信件十三万字。
为了保险起见，方志敏还密写了部分文稿，比如，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的文末，作者注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除了密写文稿外，方志敏《给中央的信》也是密写的。
方志敏剧照
因为是密写，上海党组织收到文稿，就必须先显影再誊写。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特科临时负责人的王世英回忆道：“1935年下旬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原件存上海特科。”
在当时的条件下，方志敏如何得到“密写药水”的，又是怎样密写的呢？
毕云程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曾经显影过方志敏密写的信件。据毕云程回忆：1935年下半年，有一位“很年轻的姑娘”到生活书店来找他，面交了方志敏在江西监狱中写的四封信。“在胡愈之同志家里，用碘酒洗了这四封信，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说，托我们把这部书稿想法交到党中央为他出版。”
方志敏剧照
同样收到方志敏密信的胡风回忆：“鲁迅从内山书店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鲁迅弄不清是那里寄来的，把白纸给我看，我不认识。我去找吴奚如同志，他说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试试看。”胡风用碘酒擦后果然显出字来，“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还有一封给鲁迅的信”。
从用碘酒显影的方法来看，方志敏一定是用米汤密写的。因为米汤里面有淀粉，淀粉遇碘就会变成蓝色。用米汤密写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常用的方法，而且在狱中，米汤并不难搞到。
每次想到江姐的故事，总会感人肺腑，令我肃然起敬：一位女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从不服软，也丝毫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他这种对革命事业忠诚的精神令人无限敬佩。只可惜，最终没有逃脱敌人的爪牙，英勇就义。其故事也被后人拍摄成许多影视剧，从而教育和鼓舞人们。
江姐的本名叫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
江姐在监狱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小插曲：江姐在临刑之前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的，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这也是她生前的最后一封信。
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在三峡博物馆向世人揭开了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儿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这封遗书长约十二厘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
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悄悄写下遗书，又把遗书送出监狱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
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新中国签署的01号烈属证发给谁？威勇烈士
1941年1月的一天，在位于兰州的国民党第八战区指挥部，一份绝密名单被送往政治部办公室，名单上的人大都是身居兰州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看着名单，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情绪立刻复杂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份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一直非常赏识的贴身秘书。几天后，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丛德滋被秘密逮捕。
“九一八”事变后，由进步人士主办的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抨击当局反动政策、宣传抗日救国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经过搜寻，他们发现很多文章都出自于同一个人的笔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的一名中尉，这个人名叫丛德滋。没过多久，国民党便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身份，将他羁押。
1934年9月3日，在关押78天后，丛德滋突然被明令释放。而救他的人正是张学良。张学良对丛德滋的才华和抱负称赞有加，出狱后不久，还让他担任了自己的机要秘书。
“淞沪会战”后，丛德滋和妻子王竹青回到远在山西汾阳的老家。但没过多久，丛德滋就神秘地消失了。原来，当他得知八路军总部就在山西后，便设法再次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丛德滋开始了他的秘密使命——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
对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来说，丛德滋并不陌生。很快，“失业”的丛德滋就利用曾扩情这层关系，以求职谋生为借口顺利进入政治部，担任了曾扩情的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特殊使命。这期间，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丛德滋获取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
随着关系网络的不断扩大，丛德滋获取情报的渠道也逐渐增多。一首名为《无花果》的诗就是丛德滋在此期间写下的：纵然是花儿不在枝头开，你仍将切切秋意结硕果。
深知地下工作特殊性和重要性的丛德滋，希望自己像诗中所写的这样，甘愿像一颗无花果，没有绚烂绽放的过程，只求默默奉献自己的果实。
1941年，丛德滋的一系列举动开始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曾扩情几次找丛德滋谈话探听口气。“皖南事变”发生后，曾扩情再次找丛德滋谈话，态度愈加反常。
这一年的腊月二十三，恰好是妻子王竹青的生日，正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吃晚饭的时候，曾扩情以过小年的名义邀请丛德滋去吃晚饭。丛德滋临行前嘱咐妻子：如果晚上8时我还不回来，你就想办法赶快转移，一定要把孩子看好……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然而，在家中焦急等待着的王竹青却始终没能再听到丈夫熟悉的脚步声。
1942年4月19日，因病高烧不退的丛德滋在狱中去世，年仅32岁。1950年冬，有关部门开始着手确认革命烈士，寻找烈士家属，并多方打听丛德滋一家的下落。不久，一张由中央领导签署的01号烈属证颁发到了丛德滋家属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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