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学研究之诸葛亮的人格风范
历史上，无数权倾一时的显达人物，生前声威赫赫朝野敬畏，身后则骂名滚滚令人不齿；也有些如过眼烟云，生前风光八面，身后寂然无闻。一个政治家，最难能的是生前身后都受人尊敬，敌友我各方都对之交口称赞，名垂青史，万古留芳。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历史名人。
诸葛亮不论是在世之时还是身殁之后，蜀中吏民都对他真心相敬，魏晋方面也对他非常敬佩。公元234年春，当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杀出斜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口，发动第五次伐魏，不幸病故五丈原（今陕西郡县西南）之后，噩耗传至蜀中，举国上下无比悲痛。《三国演义》描写“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天。”这不是夸张的笔法。（小说对诸葛亮过于神化，状其多智而近妖，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诸葛亮形象。）史载诸葛亮初亡之时，蜀国百姓纷纷要求为其立庙，朝廷碍于封建礼制不予准许，百姓于是在巷陌、在野外逢节令竞相进行私祭，蜀后主刘禅不得不顺应民心，后下诏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时，魏将钟会率领大军至汉中，特地去诸葛亮祠庙扫祭，并严令士兵不得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诸葛亮墓葬地附近养马砍柴。诸葛亮病殁后，蜀军退走，司马懿仔细察看蜀军留下的营地，赞叹诸葛是“天下奇才”。晋武帝司马炎向蜀国旧臣问起诸葛亮治蜀情况，十分称赞诸葛亮的才能，说是“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三国志》引《汉晋春秋》）。西晋惠帝也曾论及诸葛亮的才能，并由晋臣在隆中诸葛亮故宅立碑，旌表其功德，东晋时还在隆中修建了武侯祠。历代对诸葛亮敬崇有加，有口皆碑。唐、宋诗人咏赞诸葛亮的诗篇近约百首，其中杜甫咏诸葛诗即有七篇。《三国演义》引用佚名诗人赞咏诸葛的诗篇多达19首，这都反映出后人对诸葛的敬仰。
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之所以被人们广为尊崇和敬仰，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非凡，更在于他立身行事、处世为人的道德品格高尚，体现着中华民族理想人物的人格风范，从而有一股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献身理想 忠诚事业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徐州琅邪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出生于低级士族之家，幼年父母双亡，十四岁随叔父诸葛玄就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弟诸葛均也随同前往。诸葛玄到任不久，朝廷改派他人作豫章太守，诸葛亮和其弟及两个姐姐又随叔父至襄阳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就在当时荆州南阳郡邓县的隆中（今属襄樊市）躬耕与读书。其时，诸葛亮十七岁。他在隆中一面种地，读书，一面结交朋友，敬重士林长辈，纵论天下，留心世事，一住十年。到二十七岁那年，即公元207年冬，刘备三顾隆中，诚请其出山辅佐，才结束隐居生涯，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义无反顾，一心辅佐刘备及后主，投入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事业，直至54岁时亡故。
献身于兴复汉室的统一大业，为之矢志不移地为之终生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体现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民族传统美德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是诸葛亮在政治思想上千秋万代令人尊敬之处。
刘备三顾隆中诸葛亮为其分析天下形势，那个著名的《隆中对》，既是为刘备提出的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基本方略，也是诸葛亮自身政治抱负的写照。《隆中对》里所设计的兴汉定天下的基本对策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根据形势变化，由荆州向南阳、洛阳，由益州出秦川，两翼齐飞发动伐魏之役，一举而定天下。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尽心竭力协助刘备按照这个对策去实施，刘备去世后，他继续辅佐后主殚精竭虑去完成未竟的事业。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如失荆州）和主观上的一些失误（如失街亭），在实施隆中对策的过程中只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如取得益州后出色的治蜀、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和抚、对吴蜀联盟的恢复等），虽五次北伐、两出歧山而最终未能实现统一中国、兴复汉室的理想，但他作了最大的努力，尽了自己的责任。这种矢志不移、自强不息为理想而献身，为事业而尽责的精神，正是人生价值的可贵之处。尽管在他身上有着时代的局限，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是不会过时的，只是理想与事业的内涵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基于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忠诚，诸葛亮与刘备之间，形成了一种肝胆相照、同心相印、相互无比信任的君臣关系。一个鞠躬尽力，一个如鱼得水，成为封建时代少见的君臣相得的典范。公元223年，刘备临终托付后事时，明确告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这样说，很可能确实出自内心，出自对诸葛亮的无比信任。诸葛亮流着眼泪表示：愿竭尽全力辅佐太子，献出自己的忠诚与节操，一直到死。其后，他始终实践着自己的这一诺言，一心辅助刘禅，竭尽自己的全部才智。当时，蜀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汉末三国那个乱世年代，你倾我轧，相互吞并，多少人一旦大权在握，就想背主自立，曹氏父子、司马氏父子只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诸葛亮尽管权倾朝野，实际执掌着蜀国政权，但始终恪守自己的职责与臣节，为完成刘备未竟的事业，为实现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废寝忘食，昼夜操劳，不遗余力，真正达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地步。这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事业的赤胆忠诚，不能单纯以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尺度来衡量，它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表现，也是反映其思想品德和气节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人唯贤 不存偏见
诸葛亮在主持蜀国军政事务期间，十分注意任用贤才，切实推行了一条任人唯贤的正确路线，不存门阀、名望、个人恩怨等偏见；并强调“治实而不治名”，注重“循名责实”，改变汉末那种名不符实、弄虚作假、表里不一的官场风气，使确有才能的人能够施展其才，名实不符、只求虚华、没有实绩的人失去市场，违反法令贪赃枉法之徒得以惩处，蜀中一时“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汉末政治腐败，突出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官场腐败。朝廷公开卖官鬻爵，三公六卿和侯爵都可以出钱买到。汉灵帝出卖关内侯，公开悬价五百万钱。廷尉崔烈出钱五百万，得以升为司徒，受拜之日灵帝很后悔，对左右说卖亏了，本可卖千万。曹操父亲曹嵩的太尉之职，就花钱十万才买到。那时朝中任人唯亲、溜须拍马之徒官运亨通。这些人当官为的是鱼肉百姓，敛取钱财，一个个贪得无厌。诸葛亮对汉末的这些弊政深为痛恶，下决心革新政治。他在《出师表》中向后主提及两汉的历史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因而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十六策·；举措》）。
按照“务在举贤”的用人路线，他提出“官以能为次序，爵以功为先后”，一批本来地位不高或出身低微而确有才能的人，被破格提拔任用，有的担任了要职。如“出自孤微”的张山疑，“生长戎族，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个”的王平，出身并不富贵、“妻子不免饥寒”的邓芝，都因有实际才能或军功而得到提升，或为太守，或为将军，或为蜀国著名的外交大使。蜀国后期重要将领姜维，原是由魏投蜀的下级军官，因屡建战功而提拔为镇西将军。接任丞相之职的蒋琬，本是荆州不出名的小吏，随刘备入蜀后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当诸葛亮在五丈源病危，后主派使者前去了解诸葛亮对身后人事的意见时，他首先推荐了蒋琬。蒋琬继为丞相，很好地保持了诸葛亮奠定的政治局面。
为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一面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以求“进用贤良，退去贪懦”；一面鼓励朝中下属和地方官推荐有才能的人。广汉太守姚亻由，向诸葛亮推荐了不少有用之才，诸葛亮特地表扬他，称赞他，告诉大家“忠益者莫大于进人，”鼓励大家都能像姚亻由那样多为国家推荐贤能的人才（《三国志·；蜀志·；杨戏传》）。
诚然，诸葛亮在用人上也有过失误，主要反映在重用马谡上。马谡好论兵法，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刘备临终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志·；马良传》）。诸葛亮没有很好听取，对马谡十分器重，用为参军，每次跟他谈论，“自昼达夜”。公元225年南征平叛时，就是这个马谡，为诸葛亮进献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对策，据此七擒七纵孟获，赢得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真心臣服，从此未再发生叛乱。公元227年冬北伐曹魏时，也许诸葛亮看到马谡对平定南中所起的作用，任用他为前锋，不想马谡自命不凡，不听节制，也不听取王平劝谏，死搬书本上“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说法，放弃要道，固执地扎营山上，结果被魏将张合阝切断水源，兵无斗志，导致失街亭、全军落败，断送了本有可能取胜的首次北伐。这是诸葛亮用人失察之处，事后他深为后悔，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依然不失令人敬佩。赏罚严明 躬身力行
由于汉末法治废弛，特权阶层自恃“法不阿贵”，超然法律之上，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导致朝政日益腐败。有鉴于此，魏、蜀、吴三方从巩固发展自己的势力出发，都十分重视严肃法治。相比而言，诸葛亮治蜀在执法上更为公正严明，从没有像曹操、孙权那样以触犯刑律为名清除异己或出言稍有不慎之士，杀戮无辜，真正做到了“赏罚必信”，“不避恩仇”，不存私见。同时，诸葛亮自己能以身作则，带头依法办事，并注意听取群僚意见，倡导集思广益，于治国理政整肃法治之中映现出其高洁的品格。
公无214年刘备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辅佐刘备治蜀，一开始就从法治入手，强调严刑峻法，功过赏罚坚决依法办事。当时不少人受不了，纷纷抱怨“刑法峻急”，要求“缓刑弛禁”。法正也提出放宽刑律和禁令，建议多施恩惠和安抚。诸葛亮未加采纳，认为法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看到蜀地跟当时其他地方一样，多时失掉刑罚威严，当官的没有约束，导致出现许多弊端。他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即这是很明显的）。”（诸葛亮本传引《蜀书》）。为规范依法办事，诸葛亮治蜀时专门制定了一部法律，名为《蜀科》。
根据法律，对违法失职者无论职位多高，无论跟自己的私人交情多深，一律依法处置；是凡对于国家有贡献者，则给予奖赏，不管他地位的高低如何。挥泪斩马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马谡临终前给诸葛亮的信中说：“明公（诸葛亮）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说明他俩的交情是很深的，但诸葛亮并没有因私交而免其死罪，马谡也深知诸葛亮不会宽宥自己，他在信中表示愿受杀头之罪，“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蒋琬为诛马谡之事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垂泪道：法律是不能乱的，如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如若废法，何以讨贼！
诸葛亮执法严明，在对待彭漾、廖立、李严等人的问题上，同样如此。益州治中彭漾怀有野心，先是被贬为江阳太守，后因企图煽动马超叛乱被马超告发，即被处死。长水校尉廖立，曾被诸葛亮认为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刘备病故后骄傲自大起来，抬高自己，攻击别人，制造分裂，被废为百姓，务农偏远之地。李严是与诸葛亮一起聆受刘备托孤的重臣，曾被诸葛亮所倚重，委以要职。后来在第四次北伐中负责运送军粮，时遇天雨，运送困难，李严怕追究运粮不及时的责任，密派使者假传后主之令让诸葛亮退兵，葬送了这次北伐。退兵后他又故意惊讶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并向后主进表，说退兵不是真退，而是想诱敌深入。左右逢源，上下其骗。诸葛亮以其前后书信手笔揭穿其骗局，廓清事情的真相，毅然上书后主，李严被革职罢官，发往外地为民。（以上分别见《三国志》彭漾、廖立、李严本传）。
在法律面前，诸葛亮把自己摆在跟大家同等的地位。马谡失街亭导致首次北伐失利后，他上疏后主，承担失败责任，表明问题全在于自己用人不当，请求自贬三等，以惩罚自己的过错。同时，专门写了《劝将士勤攻已阙教》一文，公之于众，以表示引咎自责，鼓励大家从国家利益出发，勤攻他的不足之处。（诸葛亮本传引《汉晋春秋》及《诸葛亮文集》）。
他严格要求自己，平时注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手握大权而不独断专行，唯我是从。他倡导“集众思广忠益”，成为“集思广益”这一成语的由来。南郡枝江人董和，为人耿直，办事认真，刘备定蜀后任命他为掌军中郎将，协助诸葛亮处理军机事务。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常提出不同的看法，跟诸葛亮争辩，甚至为处理一件事务向诸葛亮先后提过十次意见。诸葛亮对董和这种直言不讳的精神非常赞赏，专门教育丞相府官员要向董和学习，并说丞相府里所以要设置一些参署的人员，其目的就在于“集众思广忠益也。”（《三国志·；蜀书·；董和传》）。如今，枝江董场镇立有董和的塑像，注目其间，不禁使人联想起诸葛亮那海纳百川的胸怀。
诸葛亮治蜀赏罚严明，自己躬身力行，使曾经受罚的人也表现出对他的尊敬佩服。李严、廖立得知诸葛亮亡故的消息，不是感到高兴，而是同样感到悲伤。他们同时觉得从此失去了复出的机会，再没有什么指望了。因为他们知道，诸葛亮有知人之明，诸葛亮在，也许有朝一日仍会想到他们。《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父亲，因在街亭之役中也负有责任，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剃成光头），蜀亡陈寿归晋后任著作郎，他在著《三国志》之前，已编篡了诸葛亮文集。《三国志》里对诸葛亮的评价总体上也是公正的，称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可跟管仲、肖何相媲美，赞扬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
一个人的品格是表现在多方面的，是一个人才能和思想品德的综合反映，一个人志向、性格、能力、意志、气质等多种内涵的集中体现。诸葛亮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杰出的智慧和才能。如经济上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给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以有利的条件；发动士兵屯田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注意兴修水利，专门设置“堰官”和维护都江堰的人员；恢复东汉所废弃的盐铁官营，鼓励养蚕织锦，使盐铁和蜀锦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蜀中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的繁荣景象。蜀中百姓所以对诸葛亮怀有很深的感情，关键在于诸葛亮治蜀创造了利国利民的业绩。
诸葛亮生活节俭，一生廉洁奉公，除了俸禄别无生财之为。他生前曾上表后主，表示家中衣食靠桑树、农田聊可自给，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的妻子黄氏，虽然“黄头黑色”，号为丑女，但很有才志，始终不弃。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敬佩之处。诸葛亮不愧是富有我们民族特点的人格的风范。（说明：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属《三国志》诸葛亮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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