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英杰魏武帝曹操
曹操是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文学家 。出身于宦官家庭，少年时代就显示出过人的智慧。20岁时被举为孝廉，当上了洛陧北部尉，开始做官。颇有政绩，但因得罪宦官豪强，怕致“家祸”，就托病辞职。许子将评价曹操是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世人对曹操的争议比较多，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中华英杰魏武帝曹操。
辞职的时候，大约30岁。他说：“和我同举孝廉的人，有年有五十的，看来也不老，我就再等二十年，也不过和他一样，以何妨隐居？” 于是他就回到他的本乡谯县，在城东五十里，造了一所精舍（注1），想要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足见其志趣高尚，又文武并修可见他是有志之士。
后来他被征为都尉，又升迁做典军校尉，这是武职。他后来说：“我在这个时候，又希望替国家力功，将来在墓道上立一块碑，题为汉征西将军曹候之墓。”
不想朝政昏乱，并不能给他以立功的机会，而且还酿成了董卓之乱。公元189年，曹操散尽家财招募义兵，去讨伐董卓。他说：“我要合兵，是能够多得的，然而我不愿意多，因为怕兵多意盛和强敌争衡，反成为祸始。所以和董打时，兵不过数千；后来到杨州招兵，也以三千为限。”
此后，曹操在镇压黄巾军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私人武装。在兖州降黄巾三十万，这是他平生做大事之始。又与吕布、张邈等军阀作战，控制了兖州这块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公元196年，他把汉献帝迎接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优势。开始统一北方的战斗。他攻杀了徐州的吕布，逼死了杨州的袁术，赶走了刘备，降服宛县的张绣，成为黄河以南的最大势力。公元200年，他在有名的官渡（今河南中牟北）之战中，以少胜多，歼灭了黄河以北势力最大的袁绍主力。此后，曹操又经过几年的征战，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207年他率大军出今河北喜峰口，平定了三郡乌桓；接着又在潼关击溃马超、韩遂，平定了西北；消灭了汉中的张鲁，降服鲜卑柯比能。公元208年，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挥师南下，准备统一南方，但在赤壁一战，败在孙刘联军之手，从此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曹操在北方组织屯田，兴办水利，减轻赋税，恢复和发展了北方的农业生产，解决了军粮严重短缺的问题；整顿内政，注意笼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下令求贤，唯才是举，破格用人，任用了一批谋臣和猛将。曹操虽然没有称帝，但他是魏国的实际创如人。公元220处，他病死之后，曹丕继称帝，定都洛阳，追尊曹操为魏武帝。
曹操还喜欢读兵法，善于韬略，亲自为《孙子兵法》做注。并修《孟德新书》、《兵书要略》、《兵书接要》，《新书》已佚、《要略》只剩一句见于《大平御览》、《接要》十卷。他不但在军事上有成就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建安文学三个代表为曹操、曹植、曹丕，与苏轼一家差不多。曹操是首要代表。传世的名篇主要有《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等。他的诗篇抒发自己的治政抱负，气魄宏大。如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诗句，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注1：精舍是比较讲究的的屋子，汉代读书的人，常常是住在精舍里的。
（二）辩诬
曹操在建安十五已亥日（公元210年）年颁布了一道令。文中他在叙述了破二袁、刘表的经过后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实话。在他生时有袁术等人，死后又有刘备、孙权之徒。
下文，他就说：“人家见我兵势强盛，又向来不信天命，或者疑心我有篡汉的意思，这是我耿耿于心的。从前齐恒公、晋文公所以为后人所道，就因为他兵势强盛，还能够事奉周朝之帮。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还能够事奉殷朝，子了称他为至德，我难道不想学他么？他又引了两段故事：一段是战国时的乐毅。当战国时，燕王曾为齐国所来，后来总算复国。这时候的燕五谥法叫做昭五，他立意要报仇，任用乐毅打破了齐国，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齐国只剩得两座城，眼见得灭亡在即了乐毅因为要齐国人心服，不肯急攻。不料燕王死了，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素来与乐毅不睦，便派人取代了他。这时候，乐毅如回到燕国去，是必然要受祸的，乐毅就逃到赵国。乐毅去后，军心忿怒，齐国的名将田单，就趁此把燕兵打败，把齐国恢复过来了。后来赵王要和乐毅谋算燕国，乐毅伏在地上，垂着眼泪说：“我事奉燕昭王，和事奉大王是一样的。我宁愿在赵国得罪，逃到别国去，也终身不敢谋算赵国的奴隶的，何况燕昭王的子孙呢？”另一段是秦朝蒙恬的故事。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长城，带着兵，在现在的陕西的北部防匈奴的。秦始皇死后，儿子二世皇帝即位，要杀掉蒙恬。蒙恬说：“从我的祖父（蒙骜）到我，在秦朝算做可以托信的臣子三代了，我现在带兵三十多万，论起我的势力来，是足可以造反的。然而我宁死而不肯造反，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二者也是不敢忘掉前的皇帝（对我的恩情）啊！”蒙恬就服毒自杀了。魏武帝引此两段故事，说：“我每读到这两个故事，未尝不怆然涕流。从我的祖父（曹腾）以至于我，受汉朝的信任已经三代了，再加上我的儿子，就不止三代了，我何忍篡汉呢？我这些话不但要对诸位说，还对我的妻妾说。我又对她们说：我死之后你们都应该再嫁，向他们传述我的心事，使人家知道。虽然如此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国（现在河南的鹿邑县）去，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司马氏的篡权大家都见到了吧。）；再者，我如果失败，国家也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招实祸。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诸侯国）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延继。政治上的首领与军中的主将一样，若失掉了他，阵容必会散乱，甚至于崩溃。一个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时大局的安危之所系。所以一个政治上的首领，往往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像这次美伊战争，美国的斩首行动，其旨就在于此。）魏武帝说：“我失败了，国家也有危险，”这句话，是不能不承认其有真实性的。政治上的斗争和军队作战一般，所以有时对于外党的手段也不得不用到本党上来。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有损形象的人除去，这正和军队讲纪律一样。所以论政治家的功过，只能问其根本上的主义如何，并不能只用一件事，用简单的眼光去评论。例如魏武帝杀伏皇后就是一个例子。这件事以生在建安十九（214年）年，据《三国志》说，是伏皇后曾写信给他伏完，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怨恨魏武帝，话说得很丑恶，这时候，这封信泄漏了，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后杀掉。这句话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的，根本上没法子使个个都说好，所以做大事的人，总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难道是怕人家谤毁的人么？要是一封说他的坏话，就发怒杀人，那他平生不知要杀多少人才够。（陈琳骂他祖宗三代，他没有杀。）所以当时伏皇后必是另有什么政治上的阴谋，决不会因为一封信骂魏武帝而被杀。至于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而怨恨魏武帝也是站不住脚的。董承何许人？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国体的人？他叫曹操进京，也不过是想借曹操的手杀掉异已罢了，哪里会和曹操真的一心？扰乱中央政府的人董承也算得一个吧。所以到后来有什么奉衣昭，说汉献帝叫他诛灭曹操之说，那全是编出来的了。从董卓进京后到曹操进京前，李、郭、董一班人的拥兵乱政的人行径，汉献帝还领教得不够吗？假设汉献真的要杀曹操也不会托付这种人。再说杀掉曹操，他的手下必然要报仇的，不但汉献帝自己杀身这祸，而且失去曹操问当时天下能有几人有能力和愿意保住献帝的（连袁绍家四世三公的都不出来帮，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所以奉衣昭是根本是编出来的。曹操到这个时候，势力已成，所以董承一伙是自取灭忘罢了。只有一个刘备让他逃了，（真是逃跑的高手！）。《三国志》引《曹瞒传》又说：魏武帝派华歆带带兵进去收捕伏皇后。皇后关了门，躲在墙角里。华歆打不开门，把墙壁也毁掉，将皇后牵了出来。这里候献帝正和御史大夫郗虑同坐。皇后走过他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说：“你不能救活我了么？”献帝说：“我的性命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民。”又对郗虑说：“郗公天下有这样的事么？”这些话，一望便知其是附会之谈，做《后汉书》的人，却把他采入《伏皇后本纪》里。于是后来的人，以为他，凶在正史上，一定是可靠的，编纂历史的人，也都采取他，就成为众所共信的事了。《曹瞒传》又说：伏完和他的宗族，死的有好几百人。其实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209）的，离这时候已有五年了。所以见得《曹瞒传》也不足信。所以我认定伏皇后被杀一定是另有什么政治上的阴谋，只不过其真相不传于世罢了。假设伏皇后被杀，是别有阴谋的，既然魏武帝一身是关系大局的安危，自然不得不为大局而将她诛灭。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正和带兵的不能因为军中有一群人反对他，他就去辞职、或自杀，而置于军队甚至国家的字危于不顾。老实说：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因种种原因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另一个能够做到，那么废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错，而且是合理的的，（汉献帝有曹操那样有治国之才吗？）因为这正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呀！然而魏武帝也是深受封建德道观的影响的，至死也不肯废汉称帝，他对于汉朝已经是过份的忠诚了。
其（一）《三国志。荀彧传》说：建安十七（212）年董昭等说魏武帝应该进爵为公，把这件事和荀彧商量，荀彧说“魏武帝本来是兴义兵，以匡扶汉朝的，不宜如此。”魏武帝因此心不能平，荀彧就忧愁而死了。荀彧死的明年，就是建安十八（213）年，魏武帝就进爵为魏公了。这话也是牵强附会。魏武帝真的要篡汉怕个荀彧什么？况且进爵为魏公和篡汉和什么直接关系吗？再说哪个朝代都是要封公男伯爵的。如果真有关系，莫非每个王侯都要造反吗？后来魏武帝昭样进为魏王么？其（二）建安二十四（219）年，孙权要袭取荆州，《三国志》引《魏略》说：他上书称臣，而且称说天命，说魏武帝应做皇帝魏武帝把信拿来给大家看，说“是儿（魏武帝辈份比孙权大故称儿）欲踞（踞是放肆的行为）吾着炉火上（指危险之处）邪？”意思是说：这个小孩子，要使得我放肆了而住在危险之处，这明明是不肯做皇帝的意思。《三国志注》又引《魏氏春伙》说：夏侯惇对魏武帝说：“从古以来，能够为民除害，为人民所归向的，就是人民之主。您的功劳和德行都 很大，应该做皇帝，又有什么疑心呢？“魏武帝说“若天命在吾，吾愿为周文王矣。”这正和他在建安十五（210）年的令中引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来比喻自己是一样的，正见得不肯篡汉。后来读史的人反说他是暗示自己的儿子教他称帝（周武王篡位自立），这不是说梦话吗？篡位不算什么罪名，前文说过了。然而始终执守臣节，不肯篡汉，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因为无论什么社会，总有一定的道德条件，规定了各人所当守的分位。这种杀件合理于否（古代要求妇女三从四德七出，虽然不合理，但是遵守会被视为道德），是一件事，人能遵循这杀件与否，又是另一件事。遵守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守旧道德的人，我们只能说他知误不足，不能说他这个人不好。因为道德的本质总是一样的啊！在行动上魏武帝至死不肯篡汉，不失臣节，在言语上又有已亥令做为佐证。足见他是一个很守道德的人了。
魏武帝的令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这正和后世的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已的权力相反。分裂时代的争斗，其祸源都是如此造成的。（不难理解为什么宋朝的开国皇帝要怀洒释兵权了）
其（二）他老老实实说：我现在没有离开兵权，怕因此而受祸，不得不为子孙之计。又老老实实的承认：相使三个儿子受封，以为外援。这是历来的英雄都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惟有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人，他的话就不可尽信。现代的大人物做自传的多了，我们应该用这着眼光去批评。《三国志。郭嘉传》说：嘉死之后，魏武帝去吊丧，异常哀痛，对荀攸等说：“你们诸位的年纪，都和我差不多，只有郭嘉最小。我想天下平定之后，把事情交托给他，想不到他中年就死了。这真是命呀！”可见他的本意在于功成身退，后来不得抽身实非初意，至于说他想做皇帝，或者想让他的儿子做皇帝，那更是子虚乌有之谈了。人生在世，大多总有一个愿望。志愿而做到，就是成功，就是快乐。志愿而做不到，看上来好像失败，然而自己的心力，已经尽了，也觉得无所愧，这也是快乐。人各有志，似乎很难比较。然而其人物越大，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那么为人的成分愈多，自私的成分越少，却是一定不移的。哪有盖世英雄，只为自己的子孙的道理？说只为子孙这种话的人，正表现得他自己是个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了。
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是什么呢？公忠国体的文臣，舍死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是都有了的。不管怎样，褒贬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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