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后汉三国局势总概述和分析
前次发贴不够详尽，经修改，再发一帖。三国确切说是从关羽失荆州，曹丕篡汉，刘备称帝开始的。之前属于后汉王朝，军阀割据混战。1。后汉末年的情况。东汉政治延承了西汉政治。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废除分封制，结果由于对百姓的过度压榨导致秦的速亡。汉高祖吸取秦亡教训，分封刘姓诸王，来加强统治，对内将权柄交给外戚和皇后。结果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刘秀中兴，加强了中央集权，但由于皇帝们荒淫腐化，大多命短，年幼的皇子即位都由外戚和母后来掌权，等皇帝长大要收回权柄就只有与身边的宦官商量。周而复始，结果就造成了东汉后期100年的宦官与外戚之争。但这一系列的斗争却是宦官占了上风。东汉时宦宫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时，郑众捕杀窦氏；安帝时，李闰等谋害邓氏；顺帝时，孙程等捕杀阎氏；桓帝时，单超等诛杀梁氏，灵帝时，曹节等诛杀窦氏；少帝时，张让等诛杀何氏）。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士”族们壮大的时期。由于宦官专权造成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所以士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与宦官做斗争。结果造成“党锢之祸”（宦官杀比较耿直的士大夫）。那麽就是说东汉后期政治和社会风气是非常黑暗的。正气是不得伸展的。当时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公宫非其人，政以贿成”。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役使农民，敲诈勒索，奢侈踰制。由于地主阶级进行竭泽而渔的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只有起来进行反压迫斗争。从汉安帝时起，农民起义即不断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在中平元年（184年）酝酿成张角领导的黄中大起义。《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宦官杀何进，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至此最终结束，但身拥强兵、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京，从此，皇帝被挟制于强臣之手，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2。汉末军阀。“青、徐、并、幽各州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涼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不能不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使其兼管军政财赋。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主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刘秀创立东汉依靠的是豪强地主，讽刺的是，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推翻东汉王朝的也是豪强地主们。从残暴的董卓专权开始，到官渡之战结束曹操统一河北这20年中是中原大地分崩离析，遭到极大破坏的20年。先后有董卓专权，关东诸侯讨贼，李郭之乱，曹操崛起，徐州屠城，河北战乱，袁术称帝，又有刘备，吕布等豪强势力连年征战，中间还有黄巾余部的活动，造成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况。董卓徒献帝部长安时，以步骑驱使洛阳数百万人民西行，人民饥饿困顿，积尸满路。卓还放火焚烧洛阳周围二百里以内的大小建筑物，略无孑遗。李催等破朱于中牟，“因掠陈留、颖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献帝初入关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徐州原来“百姓殷富，谷食甚丰，流民多归之”。不久，曹操攻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袁绍与公孙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袁术初到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钞略为资，奢欲无厌，百姓患之”。术后至淮南，“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没有被杀被吃被饿死的人民便大量逃亡，劳动人手离开土地，更使生产荒废，饥馑频仍。相比之下南方比北方要安宁许多，因此很多北方人避难到南方，并带去先进的技术和工具，这也造成后期南方得以与北方抗衡达百年。汉末人口的急剧锐减就是队这一时期情况的体现。这时曹操在众豪强中显露出了超人的才干和抱负。3。曹操统一北方。我们简单来论述一下过程。曹操二十岁，即被举为孝廉，做侍卫皇帝的郎。接着又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曹操年轻气锐，颇思有所改革，为百姓除残害，为自己树名誉。他一到洛阳北部尉衙门，便修缮四门，造五色棒，在每门左右各悬十余枚，有犯法者，不避豪强，都用棒打杀。这其中包括灵帝最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可并没有因此受到很重的责罚。因为他是有靠山的。外，操在济南还禁断淫祀，堵塞浪费，济南国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综观以上事实，可知在东汉地主统治集团中，曹操还是一个有作为、企图改善吏治的人，就是对刘氏皇室，他也想维护匡救，只是东汉王朝已经从根腐烂，无可救药了。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夏，青州黄巾号称百万，进入兗州，杀死刺史刘岱。曹操奉命镇压，黄巾军受挫撤退，操追至济北（今山东长清县），黄巾军被迫投降。。《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操从青州黄巾中所挑选出来的所谓“精锐”者，在操军中究起多大作用？我以为不能估计过高。当兴平元年（194年），吕布与操战于濮阳时，布“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致使操军阵乱，操本人几被活捉。《三国志》卷17《于禁传》记述：当操军在宛受到降而复叛的张绣的突然袭击而致溃败时，青州兵乘乱劫人，被于禁加以制止。说明青州兵是操军中的薄弱环节。当然，曹操吸收一些青州黄巾加入其军队，无疑会使其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并不能改变曹操军事集团为地主武装的事实。曹操的军队还是以地主武装为骨干的。操父嵩移家往兗州出发，遭到徐州牧陶谦属下将士抢劫，篙及少子德遇害。于是操以报父仇为名，大兴挞伐之师，接连攻下徐州十几个县城。攻屠取虑，睢陵，夏丘等县，“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堡，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依谦者皆歼”。徐州之屠是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败笔。当操疯狂杀人之际，操部将陈宫与陈留太守张邈合谋，迎接屯兵河内的吕布入兗州，操闻，仓皇奔回。兴平二年（195年）春，曹操打败吕布于定陶。建安元年（196年）正月，献帝在韩暹、董承卫护下，回到洛阳。操遣曹洪将兵西迎天子。从此，曹操尽收豫州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建安二年（197年）初，曹操引军进攻屯兵在南阳的张绣，由于燥纳张济之妻，张绣既怀恨，又趁操贪色无备之际，掩袭操营。操一子一侄被杀，亲信骁将典韦战死，操本人亦中流矢。
建安三年（198年），吕布又与袁术连合，操乃引兵往击布。操攻克彭城之后，仍滥杀人民，进行屠城。吕布最后退守下邳，操引沂、泗二水灌城。布部将多叛，布亦被迫出降，操缢杀之。曹操在徐州的统治大致稳定了。淮南的袁术，已于建安二年（197年）称帝，他只知骄奢淫佚被迫离开淮南，企图北上，把皇帝的桂冠送给袁绍，途经下邳时，遭到曹操的邀击，不能前进，又折回寿春（今安徽寿县）。呕血而死。至此，曹操基本统一中原，于是袁、曹两大势力之间的对立显得更加突出，便不能不以战争相见了。官渡之战：客观形势是利于袁绍而不利于曹操的。建安四年（199年）三月，袁绍挑选步兵十万，骑兵一万，准备进攻许都。 曹操针对当时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进取河内建安四年（199年）八月，曹操派遣原泰山将帅臧霸等带领精兵回到青州曹操在做了以上部署以后，于建安四年（199年）年底，亲自率领大军进驻重要战略要地——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官渡地处鸿沟上游， 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袁绍 夺取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加上官渡靠近许昌，后勤补给也较袁军方便。就在这时，就是刘备在徐州的叛变。曹操东征刘备，给袁绍造成的可乘之机，但绍却以幼子患病的理由不肯出击。 当曹操打垮了刘备，回军官渡后，袁绍却召集部属商议出兵的问题。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亲自率领大军由邺城南下，进驻黎阳。袁绍首先派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企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结果被曹操声东击西，颜良被关羽和张辽的奇袭队击败，自己也被关羽斩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 丑与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曹操先引诱文丑军，突然发起攻击，终于击败袁军，杀了文丑，顺利退回官渡。接着两军相持于官渡3个月。袁绍谋士许攸投 降曹操，建议曹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决定立即付诸实行。烧毁其 全部粮草。曹操知道正兵日久，毕出奇变，乌巢就是机会，于是当机立断。袁绍却在粮仓失守后惊慌失措，分析不清形势，战略，战术的差距立现。
袁绍仓惶带800骑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7万余人官渡之战就这样以曹胜袁败而告结束。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走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
后来曹操北取河北四州，历时7年，终于统一北方，并消灭了中国北部的威胁乌桓。这基本就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全过程。
再来看看曹操的政令和法度。〈1〉。扶植自耕农和抑制豪强的措施。《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
杨沛，……及太祖辅政，迂沛为长社（今河南葛县东）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会太祖出征在谁，闻邺下颇不奉科禁。乃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故沛……为邺令……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由上可知，杨沛所以能抑制豪强，是由于得到曹操的支持。操对豪强的策略是能用则用，不能用或犯科为歹，则抑制之。上述杨沛是贯彻操之抑制豪强较为有力的地方官。
总之，曹魏政权对豪强地主进行了一定的打击和抑制，尽管这些打击措施不可能是根本性的，但安定社会，恢复经济，扶植自耕农，都起了积极作用。扶植自耕农经济与抑制豪强地主，是构成曹魏实力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2〉。屯田。分为民屯，军屯和士家屯田。民屯起自曹操都许之岁（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后共七十年。军屯倡于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谓与曹魏之兴亡相始终。曹魏对屯田经营之勤，效果之显著，在历史上独具特色，至今仍为学人所重视。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说明屯田范围甚广，但主要集中在许、邺、洛及其邻近地区。邓艾言：“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可证许在屯田事业中之首要地位。
曹魏屯田的作用，约有以下五点：（1）提供了进行安全农垦的环境。（2）使许多不生产者转变为生产者。 （3）造就了不少有作为的典农官与军政人才。（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5）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种种弱点，所有政治、经济状况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趋于衰落同样不能避免。〈3〉曹操的《求才三令》。第一次《唯才是举》命令颁布的时间，比《自明本志令》还早十个月左右。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以上三个《求才今》所以颁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乃是为了打击自东汉以来专门拿封建道德相标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曹操在收揽和使用人才方面，比较有度量和见识，证明他的成功并非侥幸。但是这种说法只局限于操起兵讨伐董卓至平定关中这一段时间内。从此以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确定下来，操再往外扩张，已不大可能。于是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为建魏代汉做准备工作。与此相适应，操在用人和驾驭臣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剪除异己的措施，前一阶段是操艰苦创业的时期，故他能做到“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等到后一阶段三分局面确定之后，操便有计划地铲除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可疑人物，操之杀荀彧、崔琰、杨修等人，就是具体体现。
〈4〉与汉朝的关系。“从汉献帝本人来说，他九岁被董卓拥立为帝，到被操挟持时也才十六岁。他到许后，生活得到安定。从当时天子独尊的情况观之，固未可厚非，曹操先后杀了董贵人、伏皇后、数皇子及汉百宫，也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性质。在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情况下，操不肯向献帝让权，而造成今其嗣子取代汉室的事实，实在也算不上什么篡夺，对操的评价，主要还是应当从其政经措施和历史作用来衡量。”（引自：《三国史》）。4。赤壁之战：公元208年7月，曹操率军南下，刘琮未作任何抵抗，就将荆州双手拱出。曹操兵不血刃，完成了南下战略的第一步。接着曹操命轻骑五千，日夜兼行，追赶行动迟缓的刘备军队，在当阳（今 湖北当阳） 的长坂坡击败刘备，占领了战略要地江陵。军事上接二连三的胜利，使得曹操踌躇满志，轻敌自大，企图乘胜顺流东下，占领 整个长江以东的地区，一举消灭孙权势力。尽管谋士贾诩建议他利用荆州的丰富资源， 休养军民，巩固新占地，然后再以强大优势迫降孙权，可是曹操哪里听得进去。在强敌压境、存亡未卜的危急关头，孙权和刘备两股势力为了避免彻底覆灭的共同 命运，终于结成了联合抗曹的军事同盟。公元208年10月，东吴都督周瑜率兵沿长江西上到樊口与刘备会师。尔后继续挺进，在赤壁 （今湖北嘉鱼东北）与曹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曹军受挫，退回江北，屯军乌林（今湖北 嘉鱼西），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当时曹军中疾病流行，又因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性，长江的风浪把他们颠簸得口吐 黄水，苦不堪言。于是只好把战船用铁环“首尾相接”起来。周瑜制定了“以火佐攻”，因乱而击之的作战方略。用黄盖诈降，火攻曹军。曹军 将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死、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 这场赤壁大鏖兵至此遂以孙权、刘备方面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
赤壁之战对当时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使得曹操势力不复再有南下的力量； 孙权在江南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刘备乘机获取立足之地，势力日益壮大，三国 鼎立的形势就此造成。
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三国的曹、孙、刘三家都参加战斗。关于疫病流行对士兵战斗力的损耗，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操率领大军南下攻濡须坞，军中发生了大疫，连司马朗在前线给士兵送医药，亦遇疫而卒，致使操不得不引军北还；又如嘉平五年（253年），吴大将军诸葛恪率大军包围合肥新城，因士卒疲病，死者大半，恪亦被迫退军。由此可知，遭遇疾疫，往往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操于赤壁战后之次年下令说：“白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操与孙权书亦言：“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裴松之在《三国志》卷10《贾诩传》注以为：“赤壁之战，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淩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松之所说“有运数”和“天实为之”，实际只能指偶然事故。假若操不轻敌冒进，在得到襄、樊和江陵之后，就巩固既得成果，然后俟机进取，则赤壁之败，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我们说：赤壁之战，操所以败北，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偶然情况，二者相较，人事的因素，仍然是主要的。6。汉中争夺战。刘备在赤壁之后，占领了荆南，又吞并了益州的刘璋，摇身一变，成了一大势力。同时曹操于215年消灭汉中张鲁。汉中是益州门户，于是，刘备和曹操的争夺在所难免。汉中大战始于建安二十年，直至建安二十四年，历时四年。 建安二十年，“曹公使夏侯渊、张郃屯汉中，数数犯暴巴界。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於瓦口，破郃等，收兵还南。”（先主传第二）。 可见是曹军张郃部率先进攻蜀中。“太祖还，留郃与夏侯渊等守汉中，拒刘备。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汉中。进军宕渠，为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结果被张飞击败。刘备接着转守为攻。“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渊、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於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先主传第二） 双方相持数年，结果由于曹军都督夏侯渊被黄忠斩杀，导致整个战局扭转。，《三国志》中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武帝纪第一）刘备说，操此来无能为也。曹操大军到汉中后，刘备采用坚守不战的策略，使曹操放弃了汉中。至此，整个汉中战役彻底结束。 汉中战役后，刘备任魏延为汉中太守，在魏延的经营下，汉中成为蜀汉政权的北方屏藩。从这层意义上说，曹刘汉中战役是奠定蜀汉政权的决定性战役。7。蜀荆州易主和夷陵之战。汉中之战后，基本形成了诸葛亮于隆中对谋划的三分天下。接下来应该是“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其实刘备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主次颠倒了。计划是荆州为主，秦川为辅。可由于种种原因，主力是蜀中军，关羽的荆州军成了辅。“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可见关羽是取得了不小得进展。这有很多因素。首先是曹操汉中之败，接着与东吴会战，导致中央空虚，关羽有机可趁。其次是当时北方大疫流行，人口锐减，社会动荡。魏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土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牢，时年四十七。遗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
魏志王粲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王粲传：「（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徐）干（陈）琳（刘）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连这些高官都没有免除，百姓可想而知。最后就是与关羽本身做好了北进的种种准备是有关的。本来形式是好的，可这时背后的盟友却动手了。孙氏政权自始即以夺取荆州为国策。赤壁战后，荆州为曹、孙、刘三家分据。在荆州问题上，怎样对付刘备，成为孙吴内部有争议的问题。周瑜、鲁肃二人私人关系至好，但周瑜主张吞并刘备，鲁肃则建议联备拒操。孙权自己以为“曹操在北，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采纳鲁肃的意见，继续与刘备保持同盟关系。孙刘联盟不仅对孙权有利，对刘备更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即使其在荆州能够站稳脚根，并得伺机进入益州。在这殷时期内，刘备的力量究属有限，并不能危及吴的安全。从整个全局来看，吴的安全还是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情况总是变化着的，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等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孙刘双方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便无法调和了。过去孙权还以为刘备的势力不大，乐得与他和好，以共同防御曹操。这时刘备已得益州，吴国西面又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孙权自然不会放心。加之，吴国君臣对荆、益二州觎都已很久，而现在荆州多一半 落于刘备之手，又使吴人很眼红。《三国志》《关羽传》：“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三国志》《吕蒙传》：“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实际上，这类事都是孙权寻找或制造的借口，即无其事，孙权还是会袭羽的。刘备之建立蜀汉政权，也是其群臣的共同愿望与利益。于是刘备便作了皇帝，国号仍为“汉”，史称“蜀汉”，年号为章武（时为221年）。“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他这样作，既轻重倒置，也违背了联吴攻魏的既定方针。公元222年，刘备起兵十余万攻吴。派遣将军吴班、 冯习率领4万多人为先头部队，夺取峡口，攻入吴境，在巫地（今湖北巴东）击破吴军 李异、部，占领秭归。为了防范曹魏乘机袭击，刘备派镇北将军黄权驻扎在长江北 岸，又派侍中马良到武陵活动，争取当地部族首领沙摩柯起兵协同蜀汉大军作战。孙权 任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 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五万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同时又 遣使向曹丕称臣修好，以避免两线作战。陆逊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一直后撤到夷道（今湖北 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古老背） 一线。然后在那里停止退却，转入防御，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并集中兵力，准备 相机决战。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 给了蜀军。 从正月到六月，两军仍然相持不决。公元222年二月，刘 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猇亭，建立了大本营。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二三百公里。六月正值酷暑时节，暑气逼人，蜀军将士不胜其苦。刘备只好 将水军舍舟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待到 秋后再发动进攻。陆逊看到蜀军士气沮丧，放弃了水陆并进、夹击吴军的作战方针，认为战略反攻的 时机业已成熟。寻找到了破敌之法——火攻蜀军连营的作战方法。大败蜀军。夷陵之战对于三国鼎立的局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对蜀汉来说，它大损国力，基本上 毁灭了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制定的宏伟战略蓝图。对东吴来说，虽然打赢了战争，但 是却进一步损害了吴、蜀关系，从战略上看，亦不无失策之处。至此，蜀汉复兴大业越来越渺茫。8。蜀汉。诸葛亮隐居隆中（湖北襄阳城西），二○七年，第一 次与刘备论天下形势，便拟定下三分天下，两路进军的计划。在曹操集团内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荆州军威胁中原，主力益州军先取凉州，安抚戎、羌，扩大实力，再逐步进取关中和中原，这应是一个或可行通的计划。关羽镇守江陵，许昌以南拥汉反曹人往往起兵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据说曹操曾议迁都避关羽。这也说明诸葛亮的计划不是不可行的。但蜀荆州易主后，形式就急转直下了。“魏国统治阶级早就不是拥汉派拥曹派的争斗而是曹操集团将被司马懿集团所代替。对中原士族说来，“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能有什么作用。诸葛亮隆中定策，本想再一次走汉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这条或可行通的道路显然是必不可通了。给他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面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引自〈中国通史〉范文澜）蜀汉立国是三国最短的，但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这与诸葛亮的主观努力密不可分。和吴——二二三年，即刘备病死，诸葛亮开始执政的一年，遣使官至吴，劝孙权绝魏，专与汉和好。从此魏吴绝交，汉得专力对魏。
七擒孟获，攻心为上，夷汉关系得到改善，汉国内部也得到稳定。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抬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
诸葛亮治军，特别着重在训练有纪律的军队。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学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汉是小国，不能动用过大的民力。诸葛亮主张减兵省将，精练能战，务使不大伤民力。他为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创造了一些新事物来加强战力，（一）推演八阵图。（二）发明元戎。（三）造木牛流马。（四）军队装备精炼钢刀。“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竹筒内装铁珠，举刀祈筒，如断刍草。炼钢术进步，大概由于他的奖励。”诸葛亮用这些事物来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但主要的治军法仍在于纪律严明和武艺熟练。
诸葛亮的行为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他以“鞠躬尽力，死而后己”的精神来效忠汉国，无异于屈原的效忠楚国。他集中权力在一身，但是汉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们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状态。孔于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三国志〉综计诸葛亮自建兴六年（228年）春初次北伐，到建兴十二年（234年）秋病死于魏境，六七年之间，共与魏作战五次。 诸葛亮先后五次北伐皆未成功，“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从诸葛亮军队的战斗力来看，他虽然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的攻击，使身拥强兵并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污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虎”、“死诸葛走生仲达”。就此而论，谓亮不长于将略，恐难令人心折。至于曹操，当诸葛出佐刘备时，操已称霸中原，而刘备尚无尺寸之土。而后备竞能据有蜀汉之地。就此观之，操之军事能力未必胜过诸葛亮，且军事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品质作风等因素。如果言诸葛将略非长，恐非确论。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对魏采取守势，魏军步骑十余万攻汉中不能取胜。二五三年以后，姜维几乎每年出兵攻魏，完全是浪费兵力，连守的力量也消失了。二六三年，魏司马昭灭汉。9。吴。孙坚出身下层豪强。孙策子承父业，草创吴国。二○○年孙权继承孙策，他一方面得到外来士族的全力支持，一方面尽力争取以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吴政权才有了可靠的基础。他对文武官吏都存着戒心，因此用刑严峻，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降魏国，他曾下令说，诸将犯重罪三次才议罪，这当然骗不得那些畏罪的人。“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赐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三国志〉可见吴国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互相猜疑的一个集团。但孙权的用人还是有独到之处，在一定程度和情况下，用人能“效之于事”，不拘卑贱、不计旧怨、不求全责备。孙权用人有时能不计怨仇。如甘宁原属黄祖，曾射死吴将淩操，后降权，权对之颇加优待，令淩操之子淩统不得因父仇加害于宁。降权的荆州将吏，尚有郝普、麋芳、士仁等，而权独重用潘濬。由于潘濬德才兼优，所以仅对他虚心接待。后来潘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成为权腹心重臣之一。濬为蜀汉大将军蒋琬的姨弟，有人向权言：“濬密遣使与琬相闻，欲有白托之计”。权立即驳斥说：“承明不为此也”。于是将此人罢了宫。权曾令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濬所率军队人数达到如此之多，说明孙权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单从对濬的使用来看，权尚胜过刘备。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为吴王，立长子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登为皇太子。孙权既不听从陆逊屡求保安太子、黜降鲁王之谏，又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亲近陆逊的吾粲。孙权更“累遣中使责让逊”，使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孙权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逊维护太子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权认为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主要的功高震主背后还有个隐情。即逊为孙策之婿。孙权诸子虽孩提亦封王，而策子却终身为侯，不是亏待是什么呢？这一点，连权本人也是不无内疚的。史言：“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权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坚祷告，却偏向兄长祷告，正说明权内心隐处也觉得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怪罪，所以才有此举。权之猜防逊，不会与逊为策婿毫无关联。陈寿拿权与句践相比，正是他识见高超之处。非深知权之为人，固不能道此。
再说吴国军队，吴军队起初是用来作战的。二二○年，曹操死。二二三年，汉吴讲和。魏汉对吴国的军事威胁减轻了。孙权实行屯田。但他的屯田所有生产品全被孙权和诸将分占，养兵士的费用仍由农民来负担。实际上吴国兵士成了生产奴隶。孙权死后，州郡官和诸将令民卒和兵士替他们做买卖，长江上商船来来去去，屯田变得不重要，好多良田因而荒废。后期诸葛恪辅政及孙峻、孙相继专权。吴衰落。“吴在三国中，内部最不稳定，可是立国时间反比魏、汉长。原因是（一）孙权统治吴国五十三年，熟悉统治集团里各部分势力的强弱，能适当地掌握它们。（二）以顾陆两大族为首的江东士族，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单是顾陆朱张四大姓子弟做大小官吏数以千计），出力支持吴国。（三）八年以后，魏国主要兵力布置在关中一带，对付汉国。（四）二四九年以后，魏国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加剧，在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曹氏集团完全失败以前，司马氏不能攻汉，也不能攻吴。”（引自〈中国通史〉）吴在江东立国，政治是残暴的，但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却也有显著的成就。开发夷洲。 吴志孙权传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新兴都市：吴志孙权传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吴志张紘传：「紘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吴亡国时有四个州，四十三个郡，三百一十三个县。郡县数比东汉大增，说明人口增加，土地开辟，需要设立这样多的郡县。孙权死后，吴国统治集团内部加速分裂，孙皓时吴国事实上不能再存在了。二八○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兵攻吴国，两路向扬州，三路向荆州，一路是水军， 用汉国降兵乘大船浮江东下。吴军不战溃散，晋水军最先到建业，孙皓投降，吴亡。10 魏晋。前面已经对曹操做了分析，魏国法度和政治也大致沿袭了他的那一套。虽然最后司马氏和操氏发生残酷内乱，但这不影响全国人力富力的逐渐滋长。魏国未年，中原地区经济已超过汉吴两国，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二六三年，司马昭灭汉，二六五年，晋武帝灭魏，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将近一百年的大乱和分立，到晋武帝时中国又得到统一。11。结语。汉末三国局面的开始是从黄巾起义，但其根源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所以还是腐朽的东汉政权造成的。赤壁之战表面是军事上的失败，其实和经济，政治，天灾的原因是分不开的。而这次战役奠定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本来蜀汉在丢荆州前是有机会统一中原的，但是三国局面注定东吴要取回荆州，否则东吴就不是东吴国了。同时也是三国局面造成蜀汉有机会北伐中原。北伐局势是在夷陵之战形成的。这一方面是诸葛亮主观的成绩，另一方面是三国鼎立的牵制，根本上是战乱中南方和蜀汉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没有完全恢复造成的。可以说从严格意义上说的“三国”就是这一时期。蜀汉以一州联合东吴对抗中原，就是贯穿“三国”的主题。这也许是后人对不屈不挠的弱小蜀汉怀有敬意的原因。但随着黄河流域经济的复苏，以中原为中心的形势再次恢复，汉民族的统一也就势在必行。而诸葛亮，孙权死后，蜀汉和东吴渐渐衰落，于是晋代魏统一三国。要注意的一点是，之所以中国能保持这么久的汉族割据，而没有什么大变数的原因是和世界行势分不开的。在曹操击败乌桓之后，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就没有出现。匈奴西迁，南匈奴南迁，鲜卑，突厥，羌族等部落没有崛起，南方越民族长期被吴压制。因此没有强邻的分裂中国得保无事。附：〈1〉城市的发展1业：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邺定，……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又建安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冬十月，公还邺。」又建安十一年：「秋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遗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又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说明业郡是曹魏在洛阳，长安遭到破坏后的新兴经济中心。及操为魏公魏王，均以邺为魏国国都，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郄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又建安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又建安二十三年注引山阳公载记：「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
曹丕受汉禅，都洛阳，邺仍列为五都之一云。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魏略：「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
水经浊漳水注：「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
十七史商榷：「其实长安久不为都，谯特因太祖故乡聊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洛邺三处耳。」注：许都虽然是曹魏屯田的中心，但实际人口和繁华程度不及业。全三国文卷二载魏武帝令日：「 今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千户，兼人之吏未易得也。」
魏志贾逵传：「文帝即王位，以邺县户数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为邺令。」
曹操之於邺经营备至，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冬，作铜爵台。」又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
2。秣陵初不过一小县，
吴志张紘传注引江表传：「紘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
汉书地理志丹扬郡：「县十七，宛陵、於 、江乘、春谷、秣陵、…：．」
续汉书郡国志丹阳郡：「秣陵南有牛渚。」3江州
蜀志後主传建兴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宫还住江州，筑大城。」注：「今巴郡故城是。」
华阳国志卷一：「刘先主初以江夏费瓘为太守，领江州都督，後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2〉货币：1“三国时钱法至为紊乱。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钱品恶劣，致物价踊贵，钱货不行，是为钱法破坏之始。 ”（《三国食货志》货币与物价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2“ 後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三国食货志》货币与物价）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3 “吴之恶货币殊足惊人。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三国食货志》货币与物价）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
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
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譌）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同样多的铜就可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劳务，这是诱发民怨的好方法。由于蜀吴相通，两个通货膨胀国家争相把贬值货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争贬币值以防本国货币大量流失。在铜本位的经济体制中，一枚当十重量的铜币被铸作当五千面值的大泉，最后吞食恶果的必然是吴蜀两国自己，等到蜀吴两国币制崩溃时，已无需去考究灭他们的到底是曹氏还是司马了。 虽然魏的货币政策也不成功。刘备称帝那年，曹丕又因天灾蝗祸而停用五铢钱，曹魏尚且如此，蜀吴两国就更是疲软了。三国时期一度出现以物物交换为主的流通方式，这是一种倒退。〈3〉饮食1主食：“三国时之人民生活，可分饮食、被服、居处、婚嫁、丧葬五项述之。主要之食料为米、麦、大豆之属”（《三国食货志》人民生活与国家财政 ）晋书文帝纪：「因命合围，分遗羸疾就谷淮北，廪军士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2饮料：“主要之饮料为酒浆汤之属，浆乃冷饮，而汤则为热饮”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故於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3酒：魏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太祖制酒禁而融（孔融）书啁之。」全晋文卷五十五载袁准袁子正书：「语云，岁在申酉，乞浆得酒，岁在辰已，嫁妻卖子。」艺文类聚卷七十二引魏略「太祖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浊酒）为贤者，清酒为圣人。」吴志张昭传：「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重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主要说酒的流行，珍贵，高官贵人皆有豪饮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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