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羽[一]
关羽，字云长。生年不详，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开国元勋，位致前将军、汉寿亭侯。
有趣的是，在关羽死后，却受到各朝各代统治者的喜爱，由此平步青云，由侯而公㈠，由公而王㈡，由王而帝㈢，由帝而圣㈣，由圣而神㈤。达致“儒称圣㈥，释称佛㈦，道称天尊㈧，三教尽皈依”的高度。
然而，在其尽显风流千年之后，在21世纪的今天，却成了众多“三国迷”心中讨厌的对象。咎其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关羽本身那种不可理喻的傲气。而又随着不喜欢这股傲气的人越来越多，进而产生了所谓“贬关派”，从诸多方面否定关羽的种种。
今笔者不以己鄙陋，仅就自己所认识的关羽来说说，盼能带给“贬关派”一个全新的关羽。
注㈠：宋徽宗于崇宁元年（1102年），加封关羽为“忠惠公”。
注㈡：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年），加封关羽为“昭烈武安王”。
注㈢：明神宗于万历十年（1582年），加封关羽为“协天大帝”。
注㈣：明神宗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及致清同治九年（1870年），关羽的封号已达二十六个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
注㈤：现今民间将关羽当作“战神、驱邪神、守护神、武财神”。
注㈥：明未清初时关羽取代了姜太公，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武圣”，被称为“关夫子”，与孔子并列。而关庙亦被称为“武庙”，与孔子的“文庙”相对。
注㈦：隋开皇十三年至十四年（593--594年），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为关羽的亡灵授“菩萨戒”，关羽从此便正式入了佛门，成了佛家弟子，做了“伽蓝护法神”。
注㈧：宋徽宗于崇宁二年（1103年），加封关羽为“崇宁真君”，使关羽正式地在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
论关羽之傲
可是，关羽真的很骄傲吗？真的骄傲到了不可理喻，以至令人生厌的地步吗？
恐非。要弄清楚此问题，必须先明了“蜀汉”与“孙吴”之别。即对待敌人和盟友的态度不好，或还可以理解，毕竟不是同一势力。然而，若其对待同僚也是如此，如关羽和马超、黄忠、麋芳、士仁、潘濬、诸葛亮等同僚的种种纠纷，这就难免让今人为之不爽。
现就将关羽和两个势力的纠纷分开来重新分析。
一、关羽和同僚
关羽传：“（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这段话初步看来其意大概如此：关羽听说马超来降，因为并非旧识，于是写了封信给诸葛亮，问马超是个怎么样的人。而诸葛亮知道关羽护前，于是回信答道马超和张飞差不多，但是还比不上关羽。关羽看后非常高兴，将诸葛亮的回信给众宾客看。
而这段话发展到《三国演义》便成了以下这样子：
第六十五回：“（关）平拜罢，呈上书信曰：“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之比试高低。教就禀伯父此事。”玄德大惊曰：“若云长入蜀，与孟起比试，势不两立。”孔明曰：“无妨。亮自作书回之。”玄德只恐云长性急，便教孔明写了书，发付关平星夜回荆州。平回至荆州，云长问曰：“我欲与马孟起比试，汝曾说否？”平答曰：“军师有书在此。”云长拆开视之。其书曰：“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今公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云长看毕，自绰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将书遍示宾客，遂无入川之意。”
变成了关羽去信益州是为了进川与马超比试武艺，弃荆州重托于不顾。于是，一部份读者便将其作为指证关羽骄傲自负的一大铁证。
①、当时的历史背景因素。
⑴、来自关羽方面的情况：众所周知，关羽为刘备阵营武将中第一把交椅。可不知道的是，在某一段时期，关羽又当了回“老二”。那既是马超来降之后。
马超传：“（建安十九年214）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刘）璋即稽首，以超为平西将军（三品），督临沮。。。。。。”
那么此时关羽是什么官职呢？
关羽传：“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五品），驻江北。”
另据先主传：“。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
对关羽来说，突然来了一个不认识的马超，硬是抢了自己军中第一的位置，去信询问一下也不足为怪。若是真的不满马超位于己上而欲与其相争，则是直接找刘备讨说法了。
这也是关羽只问马超而不问别人的根本原因，因为刘备得益州后所用益州本土官吏关羽应该全都不认识，全都“旧非故人”，他不可能每个人都问到。
⑵、来自刘备方面的情况：刘备将马超摆上这个位置亦不无深意。其时益州新定，本土势力和在此经营已久的外来势力深恐刘备方面危害到自己本来的利益，有如惊弓之鸟。所以刘备必须对新来降之官员大封特封，消其疑虑，不用害怕被新生力量压迫。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论新旧，都能得到重用。从刘备起用自己不耻与深恨之人许靖（见法正传）和刘巴（见刘巴传）身上可见一斑。我们还能从上表中看见班次位于诸葛亮和关羽之前的还有三位，全都是刘备定益州后所署官吏。
⑶、来自其他方面的情况：应该说，关羽的这封信所代表的不只是关羽一个人的疑惑。因为刘备对新来人员大封特封的这一举动，势必引起刘备旧部人马的疑惑与不满。刘备带进川的人马还可以亲自安抚，可仍留在荆州的某些人却不明所以了，深恐“一代新人葬旧人”。那他们能怎么办？当然是去询问顶头上司关羽，而此时将疑惑压在心底的关羽为稳定军心，便只好写信去问同样退居二线的诸葛亮。
以上这三点，既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亦是产生这封信的根本原因。
②、当时的战略目标因素。
根据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路线，是荆、益两路出击北伐中原。刘备亲出秦川，而命一上将出宛、洛。可想而知，此上将当然得是军中能独挡一面的第一号人物。可职位的突然转换，变成了刘备和首席战将马超皆在益州，难免会让别人觉得战略计划有所改变，怀疑刘备有“重益轻荆”的思想。这亦会造成刘备“荆楚班底”的恐慌。而其中更为甚者，便是那些本欲跟着军中第一把交椅这颗大树升官发财的人。于是他们齐集关羽处，想问个明白，好决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诸葛亮应是深知刘备为何如此安排，以及关羽此信所包含的疑问。于是回信告知马超现今职位虽高，但不会影响关羽军中第一将领的地位。果不其然，刘备进位汉中王后，马上又将关羽的职位排在了马超之前。
（注：据李严传载众臣弹劾李严所上公文中排序为前、左、右、后将军）
而关羽处之所以有宾客，是因为他们也在急切地等待回音。关羽将回信以示宾客，亦为安众心，非是其骄傲自负的表现。
③、当时马超的名声因素。
马超在当时的名声并不好，而且一来便身居高位，这让关羽十分担心，因此问诸葛亮“超人才谁可类”，意在提醒诸葛亮马超是个怎样的人。而诸葛亮回答说“当与益德并驱争先”，意思既我们不会让其单独领军，一定会让张飞监视着他。否则，“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也可作为回答，不必画蛇添足地加上“当与益德并驱争先”。
因此，在马超进入蜀汉政权后，并未有过独自出征的记录。唯有在刘备北上争汉中时，才和张飞一起露了回脸。
综上所述，关羽这封看似挑衅的信，实是多方面因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否理解关羽这封信的多方面因素。
“孔明知我心也”，此句话应做何解？难道说关羽的心思便是要得到孔明的支言片语吗？
这里作者的本意应为关羽略微猜到刘备的心思，但荆州的众文臣武将还不了解，于是关羽为了迎合众心，便作出欲进川比试一争高低的姿态。而诸葛亮亦料到了关羽的不由自主，所以亲自去信配合他。于是才有关羽称孔明知其心之叹。就好像司马懿与诸葛亮对阵渭南时，诸将请战，群情汹涌，然司马懿不愿与战，只好找借口说要请示上级。而明帝亦非常理解司马懿的想法，派辛毗持节以制之。颇有异曲同工之效。
诸葛亮传：“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张飞不是“敬爱君子”吗？怎么他也和关羽一样“骄于士大夫”？
如此，则必不是因其身份而导致“不悦”。关、张等实乃怀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是否确有实际能力成为刘备所倚重的对象，经刘备解说后即释然。其时刘备为解开关、张之疑的说辞也必不如中所载如此简单，当包括诸葛亮为其今后发展方向的策划，既“隆中对”是也。
又或言其面止心不止，那为什么在马超问题上关羽偏偏去信询问自己心有嫌隙的诸葛亮呢？
2、关羽和黄忠
黄忠传：“（建安二十四年219）是岁，先主为汉中王，欲用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遂与羽等齐位。。。。。。”
费诗传：“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
而《三国演义》中又略有差别。
第七十三回：“云长问曰：“汉中王封我何爵？”诗曰：“‘五虎大将’之首。”云长问：“哪五虎将？”诗曰：“关、张、马、赵、黄是也。”云长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遂不肯受印。”
其后费诗的一段说辞与志中所载大同小异，只是行文更为通俗易懂而已。这里仅将志中所封前、左、右、后四将军改为了“五虎大将”。然此一差别却又造成了某些人对关羽不肯受印的不理解，亦将其当作体现关羽骄傲自负的铁证。然笔者认为，下此结论，略显仓促。
⑴、自己想要更高的官位。
⑵、不愿黄忠居此官位。
关于第一个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原因有二：一是关羽已是刘备军中官位最高的人，想要更高皆不是欲与刘备并肩。二是基于刘备当时仅为“汉中王”，可能并不能设制更高的将军位。因此，第二个原因的可能性相较而言更大。
②、关羽不肯与黄忠同列的可能结果。
⑵、刘备认同了关羽“不愿黄忠居此官位”的意见。那么，“后将军”之位势必会由别人出任。因此，不论关羽是不是有意为某人争位，却必将导致此结果，其他知情人士也会说“是因为关羽，某人才当上后将军的”。
那么，“关羽不愿黄忠居此官位”的原因是否就是“有意为某人争位”呢？
要弄清此点，得先找出另一个问题的答案，既“是否有这样一个让关羽肯为其争位的人呢？”
其实关羽于此以前就已和张飞、黄忠、赵云三人同列。仅马超官职稍高。
关羽传：“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
黄忠传：“益州既定，拜为讨虏将军。”
赵云传：“成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
四人官位皆为五品杂号将军。差别只在封官时间先后，关、张二人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黄、赵二人则在建安十九年（214）。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既然之前已与其同列，为何后来又引以为耻？这是否说明了一件事，既关羽并非以“与黄忠同列为耻”，而是“不满黄忠之位比某人高”。
而这个令关羽“不满黄忠之位比某人高”而“不愿黄忠居此官位”的某人，已经呼之欲出。他既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为汉中王时，没有得到升迁的，而《三国演义》作者刻意加上去的--赵云。
从当时的官位来看，黄忠和赵云皆是“后将军”的待定人选。而从其它方面来看，赵云和刘备等人于初平二年（191）之前便在公孙瓒处共事，从建安五年（200）便开始追随刘备。而黄忠从刘备于建安十三年（208）。其间相差十几年。可以说赵云和关羽、张飞同为蜀汉政权的超级元老。
另在中亦找到三人的另一个相同点。
关羽传：“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先主就袁绍，云见于邺。先主与云同床眠卧。”
能和刘备同床的，除了他八位以上的夫人外，便止有此三人了，可见其情份。
在关羽看来，赵云和张飞的差别不算太大，所以他心中的人选当取赵云无疑。而关羽也不可能像刘备一样，从政治立场来考虑问题，他只会从情感方面出发，认为赵云比黄忠更有资格坐上“后将军”之位。
而据黄忠本传的记载来看，诸葛亮亦发现了其中的不妥之处，证明刘备此一安排亦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则其时诸葛亮也有心目中的人选。殊不知此乃刘备的刻意安排，此事在马超的问题中略有论及，而不升赵云亦为堵众人之口。试想赵云跟了刘备几十年仍只捞到个五品官，他们这些后来者还有什么好说的。赵云也是少有的具备政治头脑的武将，只怕让黄忠先于己而升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因其先他已数次回绝了对自己的奖励（见赵云传），凡事皆从国家的利益出发。
至于费诗的那篇说辞，从黄忠本传的记载来看，显然是刘备教给他的。明里虽是说关羽，其实是说赵云，即使官位在他人之下，可他们之间的情份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
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陪着赵云没有升官的还有诸葛亮。
3、关羽和麋芳、士仁、潘濬
很多人将此三人的投降，归咎于关羽的骄傲。下面，再重点分析一下此三人与关羽不和的原因。
①、麋芳、士仁
杨戏传：“麋芳字子方，东海人也，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
关羽传：“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
麋竺传：“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二，叛迎孙权，羽因覆败。”
吕蒙传注引吴录：“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则麋芳、士仁因错受责兼且关羽轻视他们而与其不和。那关羽为何会轻视他们呢？
当然，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的“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私好携二”、“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等办事不认真负责的表现。
从另一方面看，麋芳，乃刘备妻麋氏的兄弟；士仁，广阳人，广阳属幽州，乃刘备同乡。其二人于志中记载甚少，更没有什么功绩，却因与刘备的特殊关系而达至显位，又因临阵投降致使关羽败亡而名留史册。或亦为关羽轻视他们的原因之一。
②、潘濬
杨戏传：“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
至于潘濬，则没有记载其与关羽不穆的因由。笔者只好推想为关羽被封“汉寿亭侯”之故。
潘濬正是武陵汉寿人，而他“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归吴后但凡武陵有战乱，皆由其往讨之，当属地方豪族人物。而其“沙羡长赃秽不脩，濬按杀之，一郡震竦。”、“濬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吕）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等，皆是其豪强作风的根本体现。
不巧的是汉寿又正好是关羽的食邑，于是这个扎根已久的文人土皇帝与新来的武将邑主之间扯上了点利益上的冲突，乃至不穆。而方诗铭老先生还认为潘濬才是造成麋芳、士仁投降的关键人物，因同时投降的三人只有他达至显位。当然，这也和个人能力有关，也和投降得彻不彻底有关，士仁倒是入吴后音迅沓然，可麋芳毕竟还有点羞愧之心（见虞翻传）。而潘濬则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吴国人。
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想必大家也知道魏国如张辽、李典；吴国如甘宁、凌统间也有不和的表现，可他们至少在关键时刻仍能一致对外。再反观上述三人，却因私情误国，这能说只是关羽一个人的问题么？
君却不见被围而后降仍首尾关羽的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见吕岱传）；又或甘与其同死之都督赵累（见吴主传二）；又或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的武陵部从事樊伷（见潘濬传，而此事也正是由彻头彻尾的吴国人潘濬讨平的。）；又或诈死还蜀的廖化（见宗预传）。此数人皆未闻关公有所轻也。
二、关羽和孙吴
有人说关羽妄自尊大，破坏了诸葛亮所规划的“隆中对策”，没有“东和孙吴”，直接导致自己的败亡，实是失荆州的罪魁祸首。笔者对此却有不同观点，现试论之。
1、和亲事件
关羽传：“先是，（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很显然，这又是孙权搞的一次政治婚姻。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孙吴与蜀汉的政治婚姻在此之前还有一次。我们先来谈谈上次的事。
先主传：“（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
先主穆皇后传注引汉晋春秋：“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
先主穆皇后传：“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群下劝先主聘后。”
法正传：“（诸葛）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
从上所引记载可知，孙夫人实在不怎么样，骄豪、纵横不法、内欲将后主还吴，而且还吴后再没回来。很明显，此次政治婚姻虽达到了初期的联合目的，但最终是以不快收场的。
而数年后，孙权竟欲故技重施，欲索羽女。这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刘备方面还没找你说事，你倒好，自己硬要揭开伤疤给别人瞧，不是很奇怪吗？试问你是一个大老板（孙权），将妹妹嫁给另一个大老板（刘备）。而你妹妹偷了人家的钱（刘禅）跑，被他家的保安（张飞、赵云）当场捉住，闹至离婚。你还好意思要对方管家（关羽）的女儿嫁给你儿子吗？面对此种人物，佛也有火！
另外，关羽之所以“骂辱其使”还有另一层原因，既程序不对。
按当时的状况，孙权和刘备各为一方诸侯，而关羽只是刘备手下的一名战将。既便孙权真是想“为子索羽女”，亦应遣使赴益，找与自己身份对等的刘备交涉，而不应直接到关羽处求亲。这是一种离间？又或者是一种分化手段？这也不得不使以“忠义”名垂青史的关羽怒发冲冠。
而《三国演义》中作者如是代关羽辱骂其使。
第七十三回：“云长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
其实，按情理推知，即使关羽有骂过，亦应会在孙夫人之事，又或者责其不应作此小人之举上做文章，而不会有将自己和孙权作虎、犬之比。
2、取米事件
吕蒙传：“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
这里浮现出两个问题：
①、粮乏。关羽军真的粮乏吗？
按其所言，关羽粮乏的原因是新收降卒数万。
可根据吴主传：“会汉水暴起，（关）羽以舟兵尽虏（于）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
此与吕蒙传记载有冲突。据其所书，俘虏三万人马皆以舟兵送至江陵。则未曾多出人来，还少了送降兵回江陵的人。粮乏的可能性则降低了很多。
②、湘关。关羽擅取了湘关米吗？
今据《三国志集解》、《三国志旁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湘关”离前线襄阳相距千余里，关羽安得擅自取之？既便其派人去取，别人会卖一个小小官员的帐吗？
因此，我们绝对可以相信，关羽未曾“擅取湘关米”。而对这一“果”的否定，也应相对降低粮乏的可能性。当然，粮不粮乏完全不是重点，既便其真的粮乏，只要没有擅自私取或抢夺孙吴的米就行。
3、吴人口中的关羽
①、我们先来看看吴人所作的鼓吹曲对进攻荆州是如何说的。
梁 沈约《宋书》卷一二《乐志四》
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八《吴鼓吹曲》 题 韦昭 著
⑴、《关背德》
《古今乐录》曰：“《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杰吴德，心怀不轨。孙权引师浮江擒之也。当汉《巫山高》。”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城邑，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夫圣主（《宋书》作“吴圣主”），睿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泛池，溯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凤翔。历抚江安城（当作公安），大据郢都。虏羽授首，白蛮来同，盛哉无比隆。
《关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⑵、《通荆门》
《古今乐录》曰：“《通荆门》者，言孙权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过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当汉《上陵》。”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都，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烦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通荆门》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凡此种种，皆吴人语，可尽信否？
②、再来看看吴人对关羽的评价。
孙吴方面有三人曾对关羽作出过评价：
⑴、陆逊。
陆逊传：“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
⑵、吕蒙。
吕蒙传：“关羽实熊虎。”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
陆逊传：“蒙曰：羽素勇猛。”
⑶、周瑜。
周瑜传：“熊虎之将。”
除去评其武勇外，则说关羽因自负其勇力，喜好欺压别人。这里奇怪的是为什么关羽不去“侵犯”敌人，而专好“欺凌”盟友？而这两人又正是袭夺荆州的的策划人，又不见周瑜这么说的。除了那次刘备亲自指挥的三郡争夺战外，也没见关羽收到进攻东吴的命令，他只需守着自己的地盘就好了，也不需要和孙吴方有啥交往，他会没事跑到你的地盘上来欺凌你？
要弄清此点，又不得不将鲁肃请上来，说说“单刀会”的问题。
鲁肃传：“肃因责数羽曰：“。。。。。。”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备遂割湘水为界，於是罢军。”
鲁肃传注引吴书曰：“羽曰：“。。。。。。”肃曰：“。。。。。。”羽无以答。”
试观整个过程，关羽有没有倚仗自己“万人敌”的武勇，来欺压鲁肃？没有。既使在孙吴方入侵己方领土的情况下、在自己被鲁肃说得哑口无言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又何谈其无缘无故地去欺压吕蒙、陆逊等人？
说到这，大家可能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首先，关羽不欺压敌人（既曹魏），只欺压盟友（既孙吴）。
（注：曹魏方对关羽作出负面评价的只有一人，董昭传：“羽为人强梁。”“强梁”则“强横不讲理”之意。然彼此敌国，此语可加之于敌方任何人身上，因若肯静下心来听从你的道理，则必不与你为敌。）
其次，关羽也不欺压力争盟好的鲁肃，只欺压谋夺荆州的吕蒙和陆逊。
又或者，吕蒙和陆逊对关羽的评价，如同“取米事件”或“吴人所作鼓吹曲”一样，是对关羽的污蔑？
另据关羽传注引典略：“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应为：遣使求权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猓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
其中辱骂、轻视孙权，或言此乃魏人所书，应可信之。查其文，则关羽初围樊时向孙权求助，孙权表面上同意，却暗中让援军慢点走。关羽对止很愤怒，又因其时已新败于禁之军，于是破口大骂。。。。。。
然笔者基于三点，认为此条记载为虚。
其一，从形势上看，关羽军再不济，也顶多是和于禁等形成对峙局面。大不了退回江陵。
其二，从立场上看，关羽既便其需要援军，也不会直接找孙权。
其三，从战略目标上看，关羽围樊时，不会向任何人求助，于水淹七军之后倒是有可能。（关于当时的战略目标，会在后面的中谈到。）
再退一步来说，既便真有此事，亦不过孙吴方重复了一次如“求亲事件”般，故意激怒关羽的举动。
因为其它人皆为曹操的属下，所以所封之地尽在曹操已掌握或即将掌握的地方。而关羽是汉家臣子，他的封地不用受这个限制，只要是汉家之土皆可封。于是，便出现了上述情况。
这便是“降汉不降曹”。
然而又有人说了，言公本汉臣，何来降汉之说？没错，站在汉献帝的立场来看，刘备、关羽等人自然是忠心耿耿的“汉臣”，他们还受有献帝密诏要诛除曹操。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他们却是所谓的“乱臣贼子”，否则曹操又何须斥之武力，一道圣旨不就完了吗！而表面上看来曹操是汉献帝的代表，实际上汉献帝只不过是在曹操供养在神龛上的一尊佛像，并无实权在手。曹操打着汉献帝的旗号四出征伐，被他讨灭的自然是“乱党”，对他投降的自然是“降汉”。而关羽和徐晃、张郃等人不同的是，他们投降后成了名义上的“汉臣”，实际却是曹操的部属。而关羽虽则一直保持着“汉臣”的身份，但却不为群众所知。在他们眼中关羽是投降曹操后才完成由“乱党”到“汉臣”这一转变的。
另外，八位封侯者又唯有关羽一人所封之地有一“汉”字在内。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不妨来看看某些后人对此爵的理解为何。
据《容斋四笔》湖北荆门县玉泉的关将军庙中有直径四寸的“寿亭候印”一方。
据《明史--礼志》洪武二十七年，地方官在南京的鸡笼山建造关羽庙，亦称其为“汉前将军寿亭候”。直到一百三十七年后的嘉靖十年才由当政府公开订正，改称为“汉前将军汉寿亭候”。
据《筠廊偶笔》记大内有寿亭侯印。
据《东斋记事》绍兴中洞庭渔人获一印，辨其文，乃“寿亭侯印”四字，遂留长沙官库。
显然，这些人将“汉”误解为国号，以为“寿亭候”才是爵名。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拿此“汉”字大作文章，大意是说关羽斩颜良后，曹操铸一“寿亭候印”令张辽送给关羽，关羽看后不受，曹操便问张辽关羽不受前有没有看此印，辽答看了，曹操于是重铸，铭文却已改为“汉寿亭候之印”，关羽这才受了此印。
说到这，大家可能会发现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么巧地仅此一个人和其它七人的封地性质不同，又这么巧地同一个人和其它七人的封号性质也不同，又会这么巧的这个人偏偏是有点尴尬的关羽。但是，这真的只是一连串的巧合吗？
或者，曹操从一开始便已经大费周章，思来想去，考虑到方方面面后，这才将其封地定在隶属汉室宗亲刘表所掌握的荆州武陵郡汉寿县。那么，曹操为何要这样做呢？
除非，当初约法三章中确实有这么一条：“降汉不降曹”。
另曹魏、孙吴封侯者，无一爵位有“汉”字在内，仅蜀汉除关羽还有“汉兴亭侯李恢”、“汉成亭侯许允”、“安汉侯王平”三人。
另据曹、孙、刘三国改换地名与新立之郡县名称亦可知时人对“名号”的看重。
魏改汉昌县为魏昌县。又新立魏兴郡、魏阳县。
吴改汉宁县为阳安县、改汉昌县为吴昌县、改汉寿县为吴寿县、汉兴县为吴兴县、汉平县为吴平县。又新立安吴、吴宁、新吴三县。
蜀汉改蜀郡属国为汉嘉郡、改葭萌县为汉寿县。又新立汉兴、汉丰、汉发、汉复、汉平、汉德六县。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关羽这一生中第二次“投降”。
吴主传二：“（建安二十四年219）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
这一次为什么关羽不效仿当年，而偏要去搞什么伪降，到头来只落得个身首异处？原因有三：
其一，在关羽看来，孙权连代汉的资格都没有。
其二，身边无刘备家眷需照顾。
综上所述，关羽和孙吴的种种纠纷，也既孙吴方为进攻荆州所找的这些所谓的理由，不是生搬硬造，便是故意造成，这也就是孙吴方夺人城池后还非要害人性命不可的原因。他们要的就是死无对证，而后再制造诸多借口，将过错推到关羽身上。吴人为己专美之辞，不可尽信也。
最后，还得附带提提另一件事。
鲁肃传：“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这里似乎应该是因“疆场纷错”才“数生狐疑”，两句话的顺序不太合理。）
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关羽的不对。真是奇了怪了，如果说关羽“数生狐疑”的话，则对方必有令其生疑的举动，这又应该怪谁？鲁肃难道不应该为了释其疑而“以欢好抚之”吗？就好像某人（鲁肃）深更半夜闲着没事去爬围墙，身为警察（关羽）的你会不会觉得他有问题？这时侯他需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难道因为他个人的“行为不检”而反去怪你这个警察没事找事吗？而刘备交抒关羽荆州重托，他当然得小心对待，此条记载反而说明了关羽的极度负责。
三、关羽和陈寿
我们再回头看看陈寿的评价。
①、张飞传：“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
仅此一句话，却衍生出三个疑点：
其一，此语初看起来就像一副对联，两人正好相反，可谓格格不入，偏偏两人却“恩若兄弟”。当关羽看见张飞“不恤小人”、“敬爱君子”时，又或者张飞看见关羽“善待卒伍”、“骄于士大夫”时，不会发生矛盾么？
其二，按情理而言，陈寿既然下此论断，必会在中列出下此论断的事实根据。对于张飞的评价，从志中皆可找出事例，如下所引：
张飞传：“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
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
而对于关羽的评价却无甚来由，找不到任何其“善待卒伍”或“骄于士大夫”的记载。
其三，从上引张飞传可见到，刘备曾就张飞“不恤小人”的毛病而劝其改之，可为何不也劝劝关羽的“骄于士大夫”？何以厚此薄彼？
②、关羽传：“（诸葛）亮知羽护前。”
护前：据吴金华《三国志校诂》，为逞强好胜之意。
然笔者认为，此处非是“亮知羽护前”，而是“陈寿认为关羽护前”。
任何史书都只能记载下时人的言行举止，而非思想。陈寿又何以得知“诸葛亮知道关羽护前”？对于刘备势力中首屈一指的军方将领，诸葛亮会当众论其“护前”么？
依愚意猜测，之所以“护前”二字出现在此，实为陈寿对“关羽和马超”一事的错误理解所造成。
③、关张马黄赵传总评：“刚而自矜。”
关于这一句，和陆逊所说的“矜其骁气”无甚区别。将其理解为陈寿轻信吴人之辞的结果亦不无不可。
陈寿作《三国志》时，魏、吴两国皆有史官所记遗留，而蜀汉无，或毁于战乱，反正需自己收集资料。因此，有极大可能在撰写时受到已成的、的影响，导致错误的产生。因为陈寿也只是个人，不是神。他所依据的也只是手头上的资料所做出的主观判断，而上述事例表面上皆可导致陈寿做出此种判断，但这都只是陈寿个人所了解的关羽。他的判断一定正确吗？
笔者认为，对任何事情抱持怀疑的眼光，而不是去吹捧那些权威的声音，才是做研究所应有的态度。当然，所谓怀疑，也并非随性地无的放矢，还需要相应的疑点和事实根据。
以上所言，亦只是笔者个人“关羽之傲”的理解，属一家之言。未敢要求大家对此观点深信不疑，只想借此共同探讨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所应有的态度。
接下来，再来谈谈“贬关派”的其他观点。
论关羽之刺
千百年来，关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手持青龙偃月刀，坐下嘶风赤兔马。可近来有人对此形象提出了质疑，首当其冲的便是关羽的兵器问题。
关羽传：“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因“刺”字多意，遂引发了两个争议：
其一，此“刺”作“暗杀”解。关羽之所以能斩杀颜良是因为搞的突然袭击，趁对方来不及准备。再加上斩华雄、诛文丑、五关六将、斩蔡阳、释黄忠等皆是《三国演义》作者虚报的战绩，于是对关羽之勇嗤之以鼻，乃至认为是后人神化的产物。
其二，据东汉末年比关羽稍早的郑玄在为《周礼--考工记》作注时，说“刺兵，矛属。”意思是说用来击刺的兵器，属于矛这一类。此“刺”表明了关羽的兵器不是刀，而是矛或戟。
现就此二点提出探讨。
1、今据《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将“刺”字之意--并《三国志》2002年2月版中所载之“刺”字条列于下：（或有遗漏，有待专家指证。）
①、用有尖的东西穿进或杀伤。
吕布传：“（吕）布以矛刺中（郭）汜。”
注引英雄记：“（郝）萌刺伤（曹）性，性斫萌一臂。”
和洽传注引孙盛曰：“进无蜉蝣之刺。”
华佗传：“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
管辂传：“持矛者主刺头。”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太史慈传：“（孙）策刺（太史）慈马。”
②、暗杀。
曹芳传注引魏氏春秋：“（郭）修欲刺（刘）禅而不得亲近。”
张绣传注引傅子：“（张）绣有所亲胡车儿，勇冠其军。太祖爱其骁健，手以金与之。绣闻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
张既传注引魏略：“（阎）行尝刺（马）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
和洽传：“狐射姑刺阳处父于朝。”
③、刺探，侦探。
高柔传：“要能刺举而辨众事。”
④、用尖刻的话指摘、嘲笑别人的缺点、错误。
文帝纪：“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以答曹人之刺。”
杜夔传注引傅子：“其相击刺。”
诸葛瑾传：“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
陆逊传：“是以雅人所以怨刺。”
⑤、尖锐像针的东西。
此意未见载于志中。
今据《淮南--汜论》中用“修戟无刺”来表示戟不锋利，当属此意。
⑥、名刺，名片。
夏侯渊传注引世语：“宾客百余人，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
荀彧传注引典略：“衡尝书一刺怀之。”
曹植传：“则角弓之章刺。”
步骘传：“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
2、另《志》中还数个与“刺”有关的特定词组。
①、刺史、刺奸（姦）。官名。
此“刺”取第3种解释，为刺探，侦探之意。因“刺史”于志中比比皆是，遂不录于此。
文帝纪注引魏略：“遣刺奸就考。”
鲍勋传：“收三官已下付刺姦。”
曹植传注引魏略：“转（丁）仪为右刺姦掾。”
高柔传：“以为刺奸令史。”
孙礼传：“径诣刺奸主簿温恢。”
潘璋传：“后为吴大市刺奸。”
周鲂传：“惟有诸刺姦耳。”
②、刺客、刺者、刺杀。
此“刺”取第2种解释，为暗杀之意。
武帝纪：“为刺客所杀。”
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乃遣刺客杀之。”
郭嘉传：“若刺客伏起。”
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二事早：“曹公遣刺客见刘备。。。。。。刺者尚未得便会。。。。。。必曹氏刺客也。。。。。。凡为刺客。。。。。。鲜有为人作刺客者矣。”
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欲伺便刺杀之。”
荀攸传：“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
程昱传：“伏兵刺杀之。”
鲜卑传：“雄遣勇士韩龙刺杀比能。”
还有一条记载需详细说明：
庞淯传：“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
表面看来，此“刺”取第一种解释，为用剑穿进或杀伤之意。其实不然。
“帏”：帐子，幔幕。“袖”：藏在袖子里。“帏车袖剑”，本为将车四周围上账幕，将剑藏在袖中之意。此处乃言其隐藏形迹之比。非是说其“刺寿”用的一定就是剑。
同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酒泉烈女庞娥亲者，表氏庞子夏之妻，禄福赵君安之女也。。。。。。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寿惊愕，回马欲走。娥亲奋刀斫之，并伤其马。马惊，寿挤道边沟中。娥亲寻复就地斫之，探中树兰，折所持刀。寿被创未死，娥亲因前欲取寿所佩刀杀寿，寿护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亲乃挺身奋手，左抵其额，右椿其喉，反覆盘旋，应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寿头，持诣都亭，归罪有司，徐步诣狱，辞颜不变。”
这里虽然两父女姓名与志中所载不符。但也很明显地指出无论是庞娥还是李寿，用的都是刀。据志中所书，因其先已隐藏形迹，所以此“刺”当仍属第二种解释，为暗杀之意。
3、弄清了“刺”字之意，我们再来看看关羽传中之“刺”到底应如何解释。
此“刺”首先应可排除第三、四、五、六种解释，则仅余“用有尖的东西穿进或杀伤”和“暗杀”之意。既第一、二种争议的由来。
其实，我们还应该排除第二种解释：暗杀。
此实乃断章取义的结果，往往疏忽了本文中其它描写。
首先，关羽必须冲入敌方“万众之中”，此事非大勇者不可为。（或者某些人认为此“万众”乃“一万个观众”之意）既便你一个人冲过来，对方万人皆让路。待至冲到颜良面前，总得花点时间吧，又如何能趁其不备。况于敌方万众之中去“暗杀”敌方主将，岂不荒天下之大谬，属无稽之谈。此语应可止于智者。难不成关羽会使“隐身、定身”一类的法术？然后“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原来在此万众之中非但有兵，还有将校。而且这里亦非特指在回营时，当指在其整个“杀人、斩首、回营”的过程中“绍诸将莫能当者”。如此则亦当经过了一翻厮杀才可得知“莫能当”。这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吗？只恐怕持第一种论见怀疑关羽之勇的人连数十人的重围都冲不进去，更遑论其它。况关羽刮骨疗伤虽非华佗主刀，但确有其事，足见其非常人所能及。
4、如此，则只剩下一种解释：用有尖的东西穿进或杀伤。
然度其行文又与上引第一种解释的数条记载略有差别。前者多为对行为动作的描述，或言“刺伤”、“刺中”、“刺杀”、“刺何处”。而关羽传中“刺”字未有言及，则此“刺”直接导致颜良死亡，应带有“杀”意。又因未如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中所载“刺”、“杀”并称，则非是“因刺而死”。如此，则此“刺”应独作“杀”解。既关羽策马“杀”良于万众之中。
志中所载与关羽传相同单表一“刺”字的例子还有数条，如下所引：
武帝纪注引魏书：“（曹）公谓诸将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
公孙瓒传：“（公孙）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
此两处皆明示兵器为何，所以仍当作第一种解释。
曹髦传：注引汉晋春秋：“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
注引魏末传：“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单看此两条记载，则独作“杀”解亦无不可。
但据同传注引干宝晋纪：“乃抽戈犯跸。”
注引魏氏春秋：“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
两相比较，则弥补了前引未载兵器之不足，则又当作第一种解释来看。
臧洪传：“复见斫刺。”
这里因“刺”与“斫”并称，而“斫”乃动作行为的描述，所以此“刺”亦当作第一种解释来看。
先主传：“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
这里有两个“刺”字，但其字意又有所不同。很明显，“使客刺之”当为派人暗杀之意。“客不忍刺”则应独作“杀”解。否则不忍“刺”还可以“斩”，不忍暗杀还可以明着杀，于理不通。
又因裴注是后来所加。志中魏、吴两国材料皆引自其史官所记。唯蜀书乃陈寿自己搜集材料、自己措辞的结果。如上所引又唯蜀书中有两处“刺”字独作“杀”解。可知此乃陈寿用语之习惯。
张既传：“犹卞庄子之刺虎。”
此“刺”亦独作“杀”解。但此非陈寿或张既语，乃古人之说。
另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记：“刺公子偃。”此“刺”亦独作“杀”解。则“刺”、“杀”相通古已有之。
5、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孚因出刀刺之。”（范晔后汉书董卓传亦有同载）
吴主传第二注引吴书：“乃引刀自刺。”
吕布传：“手刃刺卓。”
据《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刃字作如下解：
一、刀枪等锋利的部分；二、刀；三、用刀杀。
则“刀”亦可“刺之”。
又现今出土的汉魏时期的兵器中亦未发现长柄刀。于是，或言长柄刀作为兵器使用始于唐、宋，更有甚者认为始于明朝。今查《三国志》得到以下记载：
倭人传：“五尺刀二口。”
华佗传注引佗别传：“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
典韦传：“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
这里特别指出“五尺、大、长”，则与一般的刀有所区别。
“五尺”，汉一尺等于今0。23米。五尺则为1。15米。仅比一般的刀长出约当时的一尺左右，既二、三十厘米。亦不能称其为“长”。于是以“五尺刀”名之。而典韦传所载“长刀”则必长于五尺，否则亦不可称其为“长”。至于“长”至几何，和华佗传所载“大”至多少则不得而知。但据《晋书》刘曜载记：“（前赵时陇上勇士陈安）每战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其与三国时相差不久，所用之刀却既“大”且有“七尺（1。63米）”，不可谓不长，或能以为参考。
如上所述，若“刺”字从“杀”解，则“关公之无勇”不攻自破。又刀亦可“刺”，并三国时期已有长刀、大刀的出现，则关羽的兵器到底若何因史无明载仍不得解。笔者宁愿相信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至少关公耍大刀的说法已有千年。
论关羽之勇
对于“关羽的武勇在当时来说并不怎么样”的说法，其前提如下：
1、《三国演义》中虚报的战绩斩华雄、诛文丑、五关六将、斩蔡阳、释曹操、战黄忠等。
2、《三国志》中并无多少关羽的战绩。
而其主要论据则来自于《志》中的几条史料：
1、单刀会上的英雄是鲁肃。
2、以一千三百人令率五千人的关羽望而却步的甘宁。
3、射中关羽额头的庞德。
4、杀了关羽的无名小将马忠。
5、斩颜良是偷袭。
其中“斩颜良”的问题已在中稍有论及，现仅就其他观点一一述之。
1、单刀会
鲁肃传：“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备遂割湘水为界，於是罢军。”
鲁肃传注引吴书曰：“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塊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於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羽无以答。”
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国演义》中在此事上确实夸大了关羽之勇。然现今对于此点比较通行的两种说法也有着根本上的错误。
其一，关于“单刀赴会者是鲁肃”。
这一概念需先弄清两人相见的地点问题。
“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
“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
“肃邀羽相见”，则说明相见之处非在关羽势力范围之内。否则称不上“邀”。
而“议不可往”、“乃趋就羽”，则说明相见之处亦非在鲁肃势力范围之内。否则称不上“往”、“就”。
如此，则两人相见之处处于两国势力交界处。
既然两人都是此会的参与者，何以言“单刀赴会者是鲁肃”？
从另一方面看，“邀”的是鲁肃（既主对方、发起者），“赴”的自然是关羽（既被对方，参与者）。“单刀赴会”的还是关羽。
其二，关于“单刀赴会的英雄是鲁肃”。
此一概念的由来有三：
①、“备遂割湘水为界，於是罢军。”
可惜刘备是因为曹操兵锋侵入汉中，才不得不妥协。而非是因为此会。
②、“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
这里亦只能显示出孙吴方某些人比鲁肃胆小、或言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已。
③、“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而“羽无以答。”
众所周知，鲁肃是孙吴方的重要谋士，以文见长。而关羽却是刘备阵营中的首席大将，以武闻名。鲁肃以己文之长，而攻关羽文之短，呈其口舌之利。其结果不言而喻，鲁肃胜得应该，胜得没有悬念。然此一行为应该被划归至“英雄”的领域么？换言之，秦桧算不算英雄？
2、关羽濑
甘宁传：“后随鲁肃镇益阳（建安二十年215），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馀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
水经资水注云：“益阳县有关羽濑，所谓关羽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甘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禽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
对此，很多人认为是“关羽怕甘宁”的证据。
很明显，上的记载直接来源于。然而，中的这段记载，其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因紧接其后又言“（甘宁）后从攻皖（建安十九年214），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硃光。计功，吕蒙为最。宁次之，拜折冲将军。”
而按、皆云破朱光在前，拒关羽在后，与此传异也。
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顺序错误，只需将两段话的位置调整一下既可。估且让我们也这么认为。
那么，这段记载又能否证明“关羽怕甘宁”呢？
笔者的答案是：不能。
那又为什么“羽闻之，住不渡”呢？
首先，关羽到底是不是真的准备涉水而渡？
依上记载，只是“云欲夜涉渡”。“云”？谁云？“欲”，既是“想”，但“想”和“做”完全是两码事。也就是说，这一问题连记载此事的孙吴方也只是含混其词，而无确实依据。那么，自然不可将“关羽住不渡”的原因归功于甘宁。
其次，就当关羽是真的准备“夜涉渡”，何以要“夜”--“涉渡”，既是想凭借夜色的掩护，打孙吴方一个措手不及。而孙吴方不知从哪得到消息，因而商量派人防守，这时甘宁跳出来说了几句鼓励士气的场面话，说得鲁肃心花怒放地把他派去了。而关羽因得知己方战略计划被对方探知，并做出了相应的防守，再强渡的话，也收不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于是决定放弃此一作战计划。这，又能说是“关羽怕甘宁”么？
这只能说明“甘宁不怕关羽”，而对于敢于“百骑劫魏营”的甘宁来说，有啥事是他不敢干的。
3、白马将军
庞德传：“后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时德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
对此，多数人抱持着“庞德胜于关羽”或“庞德能和关羽分庭抗礼”的观点。
首先，这里是说“羽军”皆惮之，而非“关羽”惮之。
其次，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关羽明刀明枪地跟你玩命，你却来这一手，这是否可以形容为“胜之不武”？当然，这里并无贬低庞德之意。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为求胜利，不论用何种手段都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授人以口实，徒留下话柄而已。
再次，人无完人。一个人不可能每方面都天下第一，有所长必有所短。庞德乃西凉名将，在骑射方面胜于关羽不是偶然，而是理所当然的。设使其若真能真刀真枪地胜过关羽，也不需使此手段了。
而甘宁之所以说：“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亦是因其自信水上功夫比关羽强。进而可以这么说，既“甘宁不怕水上的关羽”。
4、关羽之死
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潘）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於章乡。”
潘璋传：“权征关羽，璋与硃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
老实说，此一观点最是好笑。某些人对此声称“关羽死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司马马忠之手”，因此，关羽并不怎么历害。
然而，马忠是一个人去阻击关羽的么？他完全是可以带上一千、两千、数千人去的。
另外，马忠又必需和关羽单挑么？他完全可以先发制人地设下陷井，又或者让小兵们当炮灰。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箭。
附带一说，吕蒙于关羽死后不久也死了。而孙吴方在此期间、参与此事的人中，还死了几个。如下所示：
孙皎传：“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
蒋钦传：“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还，道病卒。”
他们的死，又和关羽有关么？
5、最后，借以三国时人对关羽武勇的评价和其“刮骨疗毒”的事迹作为结尾，以证关羽的非常人可比。
温恢传：“。。。。。。关羽骁锐。。。。。。”
刘晔传：“。。。。。。勇冠三军。。。。。。”
郭嘉传：“。。。。。。万人之敌。。。。。。”
程昱传：“。。。。。。万人敌。。。。。。”
先主传注引傅子：“徵士傅干曰：“。。。。。。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
陆逊传：“蒙曰：“。。。。。。羽素勇猛。。。。。。””
吕蒙传：“。。。。。。关羽实熊虎。。。。。。”
周瑜传：“。。。。。。熊虎之将。。。。。。”
关羽传：“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注：好笑的是，此条记载亦常常穿插于诸多“关羽无勇”的证据里，但他们也只敢顾左右而言他地说“华佗从未曾为关羽刮骨疗毒”，目的是想借此以误导大家认为“此事没发生过”。）
论关羽之色
反方观点称“关羽为好色之徒”，而正方观点却说“男人皆好色”，或“英雄本色”。
就笔者的理解认为，反方的“好色”一词，实带有贬义，而正方的论点，颇有自嘲之嫌。
其实，如若“仅一次的为了自己所爱，而做出某种行为”，被称之为“好色”的话。那么，可以说天下人不论男女皆好色。
至于之所以引发此条争议，来自以下几条史料：
其一，关羽传注引蜀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其二，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秦）朗字元明，新兴人。献帝传曰：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其三，《华阳国志先主传》：“初，关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秦宜禄妻。”公许之。乃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
很明显，第一、二条记载相差无己。而第三条记载则与其有三点不同：
其一，关羽随曹操围吕布于濮阳。（前为下邳）
其二，秦宜禄求救于张杨。（前为袁术）
其三，关羽的理由--“妻无子”。
相较下来，第三条记载与事实完全不符，而“妻无子”的理由太不合情理。既然是因无子而需纳妾，则任何女人皆可，干嘛非得要别人的老婆。何况这位杜氏当时也只生了一个儿子，不见得特别会生。
不论从事情的合理性，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二比一比例，人们的初步简单结论是第一、二条记载属实，无须理会第三条记载。可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第三条记载错得太过离谱，下此结论仍属言之过早。要研究这个问题先得了解一下此三条记载成书的先后顺序。
《蜀记》。作者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晋元帝太兴初（319-322年间）与郭璞俱为著作郎，撰晋史。
《魏氏春秋》。作者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晋穆帝永和二年（347）随桓温伐蜀。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人。成汉官员。晋穆帝永和二年（347）桓温伐蜀，降于晋。
三位作者中唯王隐的活动时间稍早，孙盛和常璩几为同时期人物。然而三位作者不可能凭空捏造出同一件事情来，可以肯定在这三条记载之前，至少还有一本书记载了此事。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魏氏春秋》中引用的《献帝传》。（因《魏氏春秋》中直接引用《献帝传》，而非《蜀记》。可推知《献帝传》比《蜀记》的成书年代更早。）
《献帝传》。撰人不详。前人沈家本据《御览-车部》引《献帝传》董卓以地动问蔡邕事与魏志注所引《献帝纪》同，认为两书为一书。
《献帝纪》，作者汉侍中刘艾。
据献帝纪：为陕令。
据公阳公载记：初平初（190-193），为董卓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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