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羽[二]
论关羽之败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进围襄阳、樊城。而曹操援军南下，孙权袭其后，致使关羽败亡，荆州易主。后人对此事争议颇多。
一、关羽擅自出兵。
二、关羽没搞好同盟关系。
此点前人多有论之，皆认为既算关羽搞好了同盟关系，孙吴仍然一有机会就会争夺荆州。（另关于此点笔者另有论述，详见拙作《试论关羽不可理喻的傲气》）
三、关羽粗心大意，轻信吴人谦下之辞。
今查吕蒙传：“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艨艟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侯，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
陆逊传：“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
则关羽仅稍撤兵。但仍于江边置有屯侯。不可谓没有防上东吴一手。
四、刘备、诸葛亮不加以援手。
笔者对第一和第四点亦不得其解良久，偶有所得，今且就此事论之，望能释大家之疑。
1、关羽北伐时间考
这个问题似乎很清楚，不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么。但是，上所言七月仅是关羽进围樊城的时间，而不是关羽出兵的时间。
首先，得澄清一个问题，即关羽破坏了诸葛亮的早期策划“隆中对”。
一、没有“东和孙吴”。此前已有多人论之，皆认为夺荆州是孙吴的立国之策，即关羽的态度是无关紧要的。（关于关羽和孙吴的矛盾，我在中略有论及。）
二、没有等到“天下有变”。即没有选对时机，擅自出兵。本文着重讨论此点。
诸葛亮“隆中对”中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里的首要条件是“跨有荆、益”。而其时荆州为三国所分，蜀汉只得其三郡，益州则止有汉中未攻下。相较而言，益强荆弱。则已与当年所规划的形势不符。刘备等不可能始终坚守一个方针，当随时根据时局的变化更改。面临当时的状况，只能改为以“益”为主，“荆”为辅。既刘备出秦川之军是实，为主力部队。而某上将向宛、洛之军则主要作用改为牵制、扰乱。如此，则关羽出兵北上就绝非单一的、擅自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连窜步骤的其中之一。
1、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
这里的“初”，是什么时侯？
我们试着看看曹仁的来历。
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216）。。。。。。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217）。。。。。。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则曹仁于二十二年三月仍身在居巢，二十三年十月前因关羽北上才调到樊城。
然此事夏侯惇、张辽传中皆有记载，唯曹仁传不表。
夏侯惇传：“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张辽传：“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
曹仁传：“（建安十六年211）太祖讨马超，以仁行安西将军。。。。。。苏伯、田银反，以仁行骁骑将军。。。。。。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关羽攻樊。。。。。。”
如曹仁本传中所述，则他讨平马超后，又平苏伯、田银之乱。然后便屯樊城，镇荆州（此处亦仅言镇荆州，未言使讨关羽）。其后便是襄樊之战。与武帝纪不符。而田银、苏伯之反独武帝纪不载，可知此事与曹操无关，又安得遣曹仁平之。今就此事于志中查到数条记载，如下：
程昱传注引魏书：“太祖征马超，文帝留守，使昱参军事。田银、苏伯等反河间，遣将军贾信讨之。”
常林传：“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文帝欲亲自讨之，林曰。。。。。。文帝从之，遣将往伐，应时克灭。”
鲜卑传：“太祖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轲）比能将三千余骑随（阎）柔击破银。”
则田银、苏伯反于冀州河间，其时曹仁既随西征，不得讨平冀州之乱。观上记载，皆为留守后方的曹丕调度平之。可见曹仁传之记载不当，或者应以武帝纪为是。但不管怎样，曹仁从最初“镇荆州”的职责改为了“讨关羽”。
那为什么曹操会在争汉中期间再开战线，尤其是地理位置十分敏感的荆州地区，动辄会招来孙刘联盟的同步进击呢？
因为--关羽兵锋已入曹魏地界，不得不讨。
2、上引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条）下注引曹瞒传：“是进南阳间苦繇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兗，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戮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音从之，即释遣太守。子卿夜踰城亡出，遂与太守收余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灭之。”
侯音等人怎么与“关羽连和”，功曹宗子卿又如何使侯音相信关羽的救兵会来？
侯音等人与关羽连和，则必会遣使通报关羽他那边的情况。如果当时关羽还在江陵郡的话，侯音绝对不会相信关羽会因为他要反而出兵北伐，要不然关羽早就忙死了。应当时关羽兵锋已入襄阳郡界。侯音等才会趁机发难，并欲与关羽军一前一后形成夹击之势。亦只有关羽已经出兵，功曹宗子卿才有可能让侯音相信“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
3、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217）。。。。。。冬十月。。。。。。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屯下辩；遣曹洪拒之。（按：刘备与曹操展开汉中争夺战）二十三年（218）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
注引三辅决录注：“是京兆有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金）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字季行）、韦晃、吉本、本子邈（字文然）、邈弟穆（字思然）等结谋。。。。。。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时关羽强盛，而（魏）王在邺。。。。。。”
其一，“南援刘备”的含义。
从许县来说，应该是“西援刘备”，为什么这里要说“南”？而许县的南方却又正好是荆州。按此，这里的“刘备”应该不是单指刘备进攻汉中的军队，而是整个刘备的势力。具体地说，是南援刘备势力的关羽北伐军队。
其二，为什么在太医令吉本等造反时特别言明“时关羽强盛”？其“强盛”从何体现出来？
对此，我的理解是关羽的“强盛”只能从军威中体现出来。既当时（218年1月）关羽至少打了一场胜战或夺得某座城池。
4、或言江陵至襄阳仅一百八十余公里，何须走一年零数月之久？
今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可知江陵与襄阳之间尚有（按由南往北的顺序）旌阳、当阳、编、鄀、宜城、忌数县。
据乐进传：“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葛亮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后从征孙权，假进节。太祖还，留进与张辽、李典屯合肥。”
这里直接言攻旌阳，则旌阳以北的数县皆掌握在曹操手中。而旌阳、临沮二县于建安十四（209）年后、十八（213）年前亦已变成曹操的领土。
然据马超传：“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
事在建安十九年（214），则其时临沮属蜀汉。
今查各书于建安二十年（215），孙权与刘备争荆州三郡时，仅言使关羽领兵三万入益阳，刘备亲率五万大军入公安。连刘备远在成都都赶来了，而近在临沮的马超却未尝往援。此一奇也，疑马超传误。或者只在名义上督临沮，并未成行。
可见关羽进至樊城前还需荡平此数县。又前文已表，荆州之军的主要作用是牵制、扰乱。所以，关羽一路打打停停，并不急于进兵。至于这场战需要打多久，则完全由刘备的进度来决定。因此，极有可能关羽和刘备是同时开始北伐的步骤。即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底。
2、关羽为何成孤军
一、关羽军的初始目标
此点在中略有论及，即关羽非是擅自出兵，而是刘备指派。目标则是干扰曹操的视线。
先主传：“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刘封等夺得上庸等郡后，刘备认为此次战役已经圆满完成了。
先主传：“（七月）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于是还治成都。”
此处经常被误认为是给予关羽出兵的权利，俺却以为此既告诉关羽西面战事已结束，曹操援军即将到来，让关羽退兵的信号。（这期间还有一个时间差，且不论其间相差几天，总之费诗不可能当天就可到达荆州传达使命。）
武帝纪：“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
曹仁传：“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
徐晃传：“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
可此时天公作美，汉水大溢，淹于禁七军，樊城亦被水冲坏。这时，关羽才选择趁势扩大战果，自己进攻樊城，遣别将围襄阳。
王朗传：“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
关羽应在遣人送玉玺致蜀时通报当时情况。
刘封传：“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此常有人误以为是关羽兵败后才向其求援，不知为何？）
关羽传：“自羽之出军，（麋）芳、（士）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此处未载详细时间，只是根据全文推断所得。）
他们为何如此胆大妄为？皆因他们都知道关羽应该撤军了。而关羽仍要求其往援、供给，因不是出自刘备的旨意，而他们又依仗着自己独特的身份（妻弟、同乡、义子），所以都不应命。
又吴主传二：“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
而关羽还分兵进围襄阳，已将兵力三分，救援却没来，乃至败于新援徐晃之手。
武帝纪：“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同载于吴主传二。
赵俨传：“羽军既退，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而孙权袭取羽辎重，羽闻之，即走南还。”
吕蒙传：“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
陆逊传：“逊径进。。。。。。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吴主传二：“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
吴主传二：“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同载于潘璋、朱然传。
武帝纪：“二十五年（220）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
从上引的记载来看，关羽为徐晃所败后并未就此退回江陵，到听说孙权攻荆州后才南还，并遣使与吕蒙交涉。交涉未果后，欲从当阳西向宜都郡。关羽选择这样的路线有两个根本原因：
1、进则可以收拾兵马以夺回失地；2、退则可西向入蜀。
而此时陆逊等在拿下公安、江陵等城池后，直接西向，已先一步抢占了宜都境地。孙权选择这样的路线也有两个根本原因：
1、如中所言，守峡口以备蜀；2、即时切断荆、益的联系。
关羽虑不及此，以至困守麦城。于是，关羽又诈降欲从临沮北上庸等地。但潘璋、朱然等又先一步断其归路，经临沮南下，住夹石，于章乡斩获关羽父子等人。
其实站在孙吴的立场上来看，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收获本无可厚非。就此来说，他们完成得非常漂亮。然孙吴方做得最错的就是击杀关羽，此才是导致联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或言吴人既已取其地，又何必非至关羽于死不可呢？何况当时他们还是盟友关系。殊不知此实乃吴人杀人灭口，然后找诸多借口将过错推到关羽身上。（详见《关羽和孙吴》）
三、关羽为何成孤军
这是刘备方整个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刘备等并不奢求关羽能夺得某座城池，只需他扰乱曹操的视线而已。对此，曹魏方是知道的，因此只派遣曹仁往讨，曹操则亲率大军向西以应付刘备的主力部队。孙吴方也知道，所以一直没有大动作，因为襄阳至江陵也就三百多里，轻骑一日一夜既可赶回。等到曹魏来使，得知关羽已临时更改作战计划，注意力集中在北，才决定趁机偷袭荆州。
在刘备方面接到关羽送来的玉玺和将破樊城的报告后，认为对方援军已没，樊城又坏，已方还有刘封、孟达等援在彼，情况极其有利，战事应可马上结束，无需往援。即便不能适时攻下襄樊，关羽仍可退守荆州，对当初的战略计划无甚差别。可刘备和关羽都没料到的是刘封、孟达等根本未发一兵一卒，并且麋芳、士仁等相续不战而降。
这里是由孙吴方的战略所决定的。吕蒙等进至江陵、公安，而麋芳、士仁等以城降。陆逊又马上西进至宜都郡，太守樊友弃城而走（这人怕是不敢回去交差的），其余皆降。即时割断荆、益的联系。更甚至可令已降官员将假消息报于蜀。则刘备等不得而知。且时已值十一月，待到刘备得知真相时，米已成炊。
咎其败亡的原因，实是出在同僚和盟友身上，怨不得关羽、刘备、诸葛亮等人，毕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可能要求谁谁把所有事情都想到。某些人只因事不关己而信口雌黄，若是时下有人论及当年日军侵华的罪魁祸首非是狼子野心的日本人和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而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诸位又当如何？
附：当时局势
曹魏方于整个过程中（汉中之战--襄樊之战）造反作乱者有五批，除候音、吉本得人外，尚有三次。
一、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八月）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同载于蒋济、满宠、官宁传。
二、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遣鄢陵侯（曹）彰讨破之。”
三、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
注引世语：“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参与作乱的有张绣子泉（见张绣传）、刘廙弟伟（见刘廙传）、王粲二子（见王粲传）、宋忠子（见尹默传）
其中直接与刘备、关羽有联系见记载的有三批，势力波及豫、荆、幽、冀、司隶五州。可见其时曹魏内忧外患，一齐袭至。
何焯（《三国志校》作者）甚至说：“陆机《吊魏武文》云：“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限。虽光昭于曩载，将税驾乎此年。。。。。。愤西夏以鞠旅，溯秦川而举旗。踰镐京而不豫，临渭滨而有疑。冀翼日之云瘳，弥四旬而成灾。詠归塗以反旆，登崤渑而朅来。次洛汭而大渐，指六军曰念哉！”观此，则操实以西行不得志而发病，及围襄樊急，狼狈还救，偃看息不遑登顿而死，史不尽书耳。”
综上所述，在时间上从的建安三年（198）年起，到的建安二十四年（219）止，几乎囊括了及中引起争议问题的全部。从事件上看：
对于关羽之傲，相信大家有了新的理解。首先，关羽和马超、黄忠的问题，并不如表面上那么简单。其次，麋芳、士仁、潘濬等，非是关羽单方面造成。再次，孙吴的种种，更多的是故意使坏和刻意污蔑。最后，陈寿的评价，不一定真的正确。
对于关羽的兵器，则尚无肯定结果。但不能根据一个“刺”字，就简单地下结论。持否定意见者，常常忽略了两个问题：
1、忽略了“青龙偃月刀”只是中的名字。是作者为关羽所使“长柄大刀”加上的较为响亮的名字。因此，以当时没有“青龙偃月刀”为由只是无稽之谈。
2、忽略了小兵们的“普遍性”不代表大将们的“特殊性”。既然已是“特殊”的了，自然难以被后人发现。
这里再稍谈一下“赤兔马”的问题。
吕布传：“布有良马曰赤兔。”
而吕布为曹操所灭，关羽又曾降曹，这就使得“关羽骑过赤兔马”有了可能性，这亦是为什么“赤兔马”属于关羽而非张飞、赵云等人的根本原因。
至于关羽之勇，则应是一个无庸质疑的问题。设使其有假，又怎会魏人皆称“万人敌”，吴人皆以“熊虎”比。
对于关羽之色，首先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仅此一条记载，根本无以证明“关羽好色”，况其真实性仍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对于关羽之降，则想引导某部人走出一个误区，既“史书上无载的事，未必不曾发生”。反之，“史书上有载的事，亦未必全是事实”。
最后，则是关羽之败。这里想说的是，任何一件事物产生的背后，都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将其简单地归咎到一人身上，是毫无理性可言的。
以上所言，多为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并无确切结论。因其各种可能性的大小是由各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邓小平的历史观指导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绝不盲从或轻率下结论。望大家能公平客观地对待非神的关羽。
附：关于尹韵公的
历稽二十四史载籍，中华名将如雨如云。然则唯能被后世尊为帝，敬为神，其庙其像遍于域中，远及海外，至今血食犹盛者，独关羽而已！但凡盛名之下，大约其实难副。与其说关羽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历史人物，还不如说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类道德形象的完美寄托。许多史学家都注意到，正史中的关羽与演义里的关公，事实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形象落差。、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和小说中的关羽，还有步入神堂的关羽根本就是两码事。无需混为一谈。关羽是因为成了神，才懂得飞；而不是因为其懂得飞，才成了神。以神的标准来要求人。。。。。。
譬如，演义里的关公跨一匹浑身如火炭的赤兔马，舞一把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战必胜，攻必克，勇冠三军，所向无敌。正史也承认关羽雄壮威猛，有“万人之敌”，诸葛亮则恭维他是“绝伦逸群”。不过，在三国时代，与关羽武功处于同档水平的将领还有不少，甚至还有超过他的。、中天下第一的是吕布。
有史为例：曹魏大将庞德曾亲与关羽交锋，“射羽中额”。当时，庞德常乘一匹白马来往驰骋，“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见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依关羽的武艺高强，居然两次被俘；、逻辑性错误，“被俘与否”和“武艺高强”完全没关系。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身经百战的关公之败走麦城，竟然是被东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将马忠所算计。、见
这种过于悬殊的差距，使人不能不怀疑演义里的夸张成分了。、小说里存在夸张，实属正常，无需怀疑。
又如，演义里把关公描写成不近女色的大丈夫，曹操赠予他的十名美女，他一个不留地送入内门，令侍候甘、糜二位夫人。、又是逻辑性错误。从未将关羽描写成不近女色的大丈夫。关羽“不要曹操赠的美女”并不等于“关羽不近女色”。
实际上，关羽还是喜欢美人的。、屁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史载：曹公与刘备率军围吕布于下邳 ，吕布谴使秦宜禄出城求救于河内太守张杨。关羽闻讯长得很漂亮的秦宜禄之妻杜氏还留在下邳城内，便多次请求曹操：“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谁料孟德亦是好色之徒，他见关羽迫不及待的样子，怀疑杜氏异常美貌，及城陷，曹操一见杜氏，“乃自纳之”。、这个既。可上说的是“围吕布于濮阳”。不知尹先生所据何本。
关羽为此事深恨曹操，欲趁某次刘备与曹操共猎之机杀掉曹操，后被刘备断然制止。、不知何以为据。关羽欲杀曹操，只为这事么？
由此可知，曹操送关公美女之事，是假；曹操与关羽争美女之事，倒是真的。、曹操送美女，未必不曾发生；至于争美女真不真，见。
再如，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刘备败投袁绍。关羽被擒后，曹操待之甚厚，意在挽留。关羽表示：“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为，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在官渡大战初期，曹操命张辽和关羽为先锋，率军解白马之围。关羽望见袁绍大将颜良的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起首还”。由于曹操与关羽事先订有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故曹操知道关羽要“黄鹤一去不复返”，即表关羽为汉寿亭侯，重加赏赐，关羽却“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曹操手下欲追杀关羽，被曹操阻拦，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裴松之曾为此评论道：“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正是依据这段史实，采取贬曹褒关的手法，动用四个章回的篇幅，浓墨泼写，极力美化和大肆吹捧关公，捏造出一系列动听、传神的情节，什么“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啦，什么“过五关斩六将”啦等等。其实，全是没边没沿的事情。然而，正是靠这些精心刻划、绘声绘色的编造事迹，才撑起了关公“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的伟岸形象。可是，无论演义怎样费尽心思地粉饰和洗刷，只需稍加细究和穷追，便会发现关公的忠义也是大成问题的。试想：刘备和曹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大仇敌，既然刘备与关羽关系极深，“寝则同床，食则共器，恩著弟兄”，为何关羽被俘后，一没有自杀以尽刘备之忠，二没有侍机刺曹以报仇，反而是欣然接受了曹操的厚待棗也许关公这样做是为生存第一的本能所驱使；、见。
关羽明明知道刘备投奔了袁绍，他不但不去帮助刘备，助袁绍一臂之力打败曹操，反而帮助刘备的敌人斩杀了刘备的朋友的手下大将颜良，解救了曹军白马之围棗也许关羽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自我心理上的平衡，也就暂时顾不得刘备的厚恩了。、凭什么说“在斩颜良之前，关羽明明知道刘备投奔了袁绍”？
曹魏大将于禁和庞德也曾被关羽所俘，但庞德“不屈节而死”，于禁则因投降而遭魏文帝羞辱，“惭感发病薨”。同样受过曹操厚德的于、庞二人就没有关羽聪明，运用义气之术来解脱自己的困境。大概在关羽看来，身在曹营心在刘，投降并不排除义气，义气高于气节。说实话，倘若关公的这套敌我友不分地重视义气、轻视气节的观念值得赞赏、倡导的话，那末，岳飞的怒发冲冠、文天祥的正气高歌、夏完淳的坚贞不屈，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而洪承畴之流倒是有市场了。、“庞德不屈节而死”。能背马超而不能背曹操；能降曹操而不能降关羽。这样的人也谈气节么？
不可否认，每一个民族都应该而且有理由拥有自己崇拜的英雄形象。如果没有，这个民族势必造就一个英雄形象。一般而言，一个民族推出的英雄形象，虽不说十全十美，但在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完美的，因而才能具有强烈的亲和力、感召力和示范效应。可是，让人十分费解的是，像关羽这样一位有若干疑点的赳赳武夫，居然被特别崇尚气节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心塑造成为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之辈中一位近乎圣人级别的英雄形象，对他顶礼膜拜，承认了他，认同了他。也有人曾经特别指出：关羽被清朝皇帝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乃是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笼络汉族，软化汉族反抗的一种毒辣的统治策略和手段，从而为那些投降满清的明朝官吏和服从满清的汉族士林，寻找“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完）
（注1：上文收录于2001年出版的，而此文首发于1994年的光明日报。）（注2：上文于2002年收入某次以关羽为专题的研讨会论文集。尹韵公曾在最末加上一段话：如此说来，关羽被抬到这么一个吓人的高度，岂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这个善于造神与塑鬼的民族身上，存在着某种不健全的心理性格吗？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关羽的异化现象，即人们通常在关帝庙见到的关公，既非演义、亦非正史里的关羽，而是按照后世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理想观念重新塑造和组合的关公。这位另类关公，承载着现实人们的希望和寄托，成为千秋凛然的伟岸形象，尤其是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维系圈内社会联系和公共生活的特殊纽带以及亲情认证。西方社会的早期英雄形象大多是从古希腊神话中拉出来的，可我们中国人历来“不语怪力乱神”，故罕见神话人物，英雄形象只能在现实中找，然后加以精心改造。这样一来，一些历史人物不得不“走样”，甚至面目全非。智圣诸葛亮如此，武圣关公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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