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诸葛亮的谋略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陈寿评论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高度评价了他的政治才能和治军才能，对其谋略，以为不足。后世于此众说纷纭，赞同者有之，反驳者更大有人在，应该说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不过，诸葛亮毕竟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因此我们在讨论诸葛亮谋略的时候，应该将诸葛亮放入那个时代去考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从而作出对诸葛亮谋略的公正评价。
要谈论诸葛亮的谋略，就要首先弄清谋略的定义和特征。谋略是竞争对抗的产物，中国古代把谋略称为“方”、“术”、“道”、“法”等。国外称东方权谋是“以巧制胜的科学”。《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汉书•；艺文志》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纵观古今中外，谋略无非是在竞争中，通过策划，巧用机窍而取得超常效果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过程。机窍者，事物的关键枢纽也。人们掌握和运用了机窍，就能获得“四两拨千斤”的超常效果。谋略分为高层谋略和低层谋略两种，高层谋略包括战略、策略、战术，低层谋略包括办法、手段、点子等。本文讨论的谋略是军事方面的谋略，包括战略、策略、战术。谋略本质属性是诡道、巧诈，是在竞争过程中的巧妙而系统的策划。并由此派生出以下特征：1、周密致全特征。主要表现为灵活通变、见机而行、去留不定、无隙可乘、浑然一体。使对手真假难辨、防不胜防、揣摸不定。2、超常效果特征。主要体现在：巧用器、巧用人、巧用财、巧用时、巧借力、巧借势。用谋略来取得超常效果。笔者就据此来讨论诸葛亮的谋略。
三国鼎立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后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各个军事政治集团之间斗智斗力，正如曹操所言“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当时善用谋略的人是不少的，笔者拟把诸葛亮与其他善用谋略者进行比较，但比较需要有可比性，诸葛亮并非赳赳武夫，他早年畅游士林，后来身兼将相，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在当时是不多地。翻阅《三国志》，笔者特选取了曹操、司马懿、陆逊三个经历、身份与诸葛亮类似的人物与诸葛亮进行比较。
三国时期曹操的军事才能是举世公认的，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他“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他最出名的战例是官渡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曹操动用了十万左右的兵力 ，与袁绍的十万大军差不多，但需要处处进行防御。曹操最致命的缺陷是粮草的匮乏。袁绍不但在北线以十万大军步步进逼，南线又派刘备联络刘辟、龚都进行骚扰。曹操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一边相持，一边击溃刘备，斩颜良，解白马之围。在僵持的过程中，曹军一度不利，曹操“以与荀彧书，议欲迁许，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均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 其实当时曹操阵营中许多人已经与袁绍联系，一旦曹操退缩，后果可想而知。曹操采纳了这个意见，仍然与袁绍相持，“袁绍运谷车数千，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 ，“会许攸来降，言绍遣淳于琼等将万馀兵迎运粮，将骄卒惰，可要击也。众皆疑。唯攸与贾诩劝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将攻破之，尽斩琼等。绍将张郃、高览烧攻橹降，绍遂弃军走。” 在这场决定北方归属的大战中，曹操积极采纳众谋士的意见，知人善任，抓住了袁军的要害即对粮草的依赖，成功利用的这一机窍。从而大胜。反观袁绍，虽然兵力、粮草都比较充足，但他本人好谋而不能决，刚愎自用，不但拒绝了田丰、沮授的正确意见，而且对他们进行迫害，他信任的郭图、审配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他又不善用人，派一个无能的淳于琼去运粮，破绽处处，终于被曹操击中要害，一败涂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战役中积极出谋划策的是荀攸、荀彧、贾诩等人，曹操只是一个决策者，他的奇谋并没有显露出来。其实在曹操数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他一贯积极发挥谋士们的作用，伐乌丸是郭嘉之计，平关中有贾诩的献策，取荆州有荀彧的谋划。足见曹操并不是神，他的智计，奇谋是他和麾下谋士的集体智慧。因此我们讨论诸葛亮谋略的时候，不能太狭隘，局限于诸葛亮本人的能力。
司马懿是诸葛亮北伐时的重要对手，后来掌握了曹魏大权，打下了晋王朝的基础。唐太宗称他“雄略内断，英猷外决” 。他善于用兵，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东平公孙都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战例。我们就分析擒孟达、平公孙这两个战例。司马懿的果断、狡诈在南擒孟达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知晓孟达不稳后，立即就开始准备作战。他一边写信给孟达，晓谕利害，但意图在于延缓其举兵，令其不备，果然“达得书大喜，犹不决” ，另一方面“潜军进讨”“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 “ 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他后来说：“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 再看孟达的估计：：“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 见识之高下十分明显。司马懿看到敌人兵少的劣势，尽量利用自己兵多的优势，并且采取迷惑手法，出敌不意，的确是善用兵者。但仅就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到孟达处境是很险恶的，缺乏外援。孟达希望蜀汉来救，然而一则“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 ，二则“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於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 三则孟达内部不稳，孟达降魏多年，此次谋叛，其实只是个人原因，“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 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 ，但他的部下却未必愿意叛魏。“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孟达是外无强援，内有叛将，以司马懿之智，自然明晓这些事情，胜算很大，才果断出兵。
攻灭辽东公孙渊是司马懿的又一著名战例，“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 “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隧，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贼营相逼，沈舟焚梁，傍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帝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 “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围之。”“文懿攻南围突出，帝纵兵击败之，斩于梁水之上星坠之所。” 此战，司马懿迅速渡辽水、缓攻襄平城，充分显示其运筹周密、因情用兵的特点。《晋书》中司马懿说“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 似乎在事前很有把握。但是对这一战例过于夸大是不妥的，辽东弹丸之地，不过“户四万，口三十余万。” 胜兵人数不过二、三万，公孙氏盘踞辽东数十年，原因在于其险远。在此前一年，“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隧。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串众王护留等，昔随袁尚奔辽东者，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罗槃等诣阙朝贡，封其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赐舆马缮彩各有差。公孙渊逆与俭战，不利，引还。” 曹魏已知辽东虚实。“明年，帝遣太尉司马宣王统中军及俭等众数万讨渊，定辽东。” 参战的至少还有高句丽、鲜卑慕容部。“景初二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 “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 魏军一方兵力远超过辽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辽东兵力寡弱，又无外援，其失败的命运是一开始就明了的。
陆逊是东吴的善用兵者，出将入相，与诸葛亮的身份相类似，他最出名的战例是夷陵之战。此战的背景这里不提，只比较双方的形势。从双方的兵力来看，此战吴国出兵“五万”，而蜀国的兵力，当然不是三国演义上的70万，也不是某些书上说的17万， “癸亥，孙权上书曰：‘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 兵力还不如吴国。从双方的地势来看，蜀国虽有顺流而下的优势，但三峡地区江流湍急，两岸地势崎岖，而且战略要地夷陵又掌握在吴军手里，蜀军前进固然不便，一旦败退，极易为敌所乘，地理形势对蜀军是不利的。从双方将领来看，吴军精锐尽出，统兵者皆为孙吴的骁将，“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反观蜀汉方面，赵云、李严、魏延、吴懿等宿将皆不在军中。唯一可说的，大约是刘备久在疆场，经验丰富，陆逊年轻罢了，但是陆逊足智多谋，非刘备能及。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这是一场以强胜弱的战役，吴国占有太多的优势。
与上述三人比较，诸葛亮在对魏作战中虽然有斩王双、杀张郃，取武都、阴平的战绩，但确实没有上述三人那样的光辉战例，因而论起谋略，诸葛亮似乎不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在谋略方面，好象是大为逊色。不过诸葛亮在谋略方面是有独到之处的，就战略层次而言，他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使当时无立锥之地的刘备有了行动的纲领，一度实现了跨越荆益的目标，能提出这种大战略的人在当时是不多的，只有鲁肃、甘宁有类似的建议，但深度、广度显然不及诸葛亮。就战术层次，诸葛亮也不乏用谋略的战例，如第一次北伐。“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 这一次，诸葛亮就使用了声东击西之计，从曹真率军来拒赵云，三郡应亮来看，计谋是成功的，但由于马谡被打败，而功亏一篑。这次北伐从谋划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失败原因固然有选将失败的因素，但主要在于魏国力量远强于蜀国，在关中主力被牵制的情况下，还能调集大军击败蜀军，而且魏国将领的指挥能力显然胜过蜀国。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据此否定诸葛亮的谋略，毕竟初战不利而最终击败对手的比比皆是，但蜀军做不到，因为力量有限，一败就难以再战。然而，诸葛亮在北伐中一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大胜利，这又是为何呢？其实从曹操、司马懿、陆逊等人的战例中可以看出。战争的成败，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双方的兵力、将领素质、地理条件，谋略的水平甚至气候等。谋略是基于对敌我情况的分析而作出的，对于达到战争的目的是很重要的。但自己一方的综合实力才是最根本的，上述三人能取得胜利，主要在于己方军队各种因素的合力胜于对方，才可以歼灭敌人，取得完胜。因此在讨论谋略的时候，不能忽视其他方面的因素。
二、三国中期谋略使用情况
夷陵之战后，三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各国国内政局比较稳定，疆域基本确定。吴蜀联合抗魏从此稳固下来。这种稳定局面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249年，在这27年中，各国之间的战争仍然频繁发生，笔者总结这个时期发生的各国之间的战争，加以整理，按时间列举如下：
魏与吴
公元222-223年，曹丕首征东吴之战 ，此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战斗：洞口之战 濡须口之战 江陵之战。
洞口之战：
《三国志•；朱然传》“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迁前将军，假节，改封南昌候。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还军。”
濡须口之战：
《三国志•；朱桓传》 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欲以兵袭取州上，伪先扬声欲东攻羡溪；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问。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又谓士众勇怯齐等故耳。今人既非智 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将万人留橐皋，复为泰等后拒。桓部兵将攻取油船，或别击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烧营而退，遂枭雕，生虏双，送武昌，临陈斩溺死者千余。
江陵之战：
《三国志•；朱然传》“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欲退，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魏攻围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垂发，事觉，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彻攻退还。”
吴贺齐取魏国蕲春之战
《三国志•；吴主传》“先是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六月，权令将军贺齐督糜芳、刘邵等袭蕲春，邵等生虏宗。”
《三国志•；贺齐传》 “初，晋宗为戏口将，以众叛如魏，还为蕲春太守，图袭安乐，取其保质。权以为耻忿，因军初罢，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诏齐督麋芳、鲜于丹等袭蕲春，遂生虏宗。”
《三国志•；徐盛传》“ 后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计从建业筑围。作薄落，围上设假楼，江中浮船。诸将以为无益，盛不听，固立之。文帝到广陵，望围愕然，弥漫数百里，而江水盛长，便引军退。诸将乃伏。”
《三国志•；明帝纪》 吴王闻魏有大丧，秋，八月，自将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救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冀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拒。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禹到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吴王遁走。
《三国志•；陆逊传》 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
《三国志•；满宠传》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兗、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三国志•；满宠传》 吴将孙布遣人诣扬州求降，辞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刺史王凌腾布书，请兵马迎之。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凌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宠会被书当入朝，敕留府长史：“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冬十月，权以大兵潜伏於阜陵俟之，凌觉而走。凌於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
《三国志•；满宠传》明年，吴将陆逊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赴之。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整军趋杨宜口。贼闻大兵东下，即夜遁。
《三国志•；满宠传》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於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
《三国志•；明帝纪》青龙二年（甲寅，公元二三四年）五月，吴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馀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入淮，向广陵、淮阴。七月，壬寅，帝御龙舟东征。满宠募壮士焚吴攻具，射杀吴主之弟子泰；又吴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数百里，疑兵先至。吴主始谓帝不能出，闻大军至，遂遁，孙韶亦退。
《三国志•；吴主传》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魏将王凌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柤中。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马宣王救樊。六月，军还。
㈠干宝晋纪曰：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围樊城不可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宣王曰：“军志有之：将能而御之，此为縻军；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今疆埸骚动，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六月，督诸军南征，车驾送津阳城门外。宣王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乃令诸军休息洗沐，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然等闻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杀获。
《三国志•；诸葛恪传》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
《三国志•；朱然传》九年，复征柤中，魏将李兴等闻然深入，率步骑六千断然后道，然夜出逆之，军以胜反。（在赤乌五年，《魏书》、《吴书》皆无此事相关记载，疑为本传有误）
魏与蜀
《三国志•；诸葛亮传》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
《三国志•；诸葛亮传》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
《三国志•；诸葛亮传》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
《三国志。曹真传》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帝从其计。真当发西讨，帝亲临送。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
《三国志•；诸葛亮传》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
《三国志•；张郃传》诸葛亮复出祁山，诏郃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谥曰壮侯。
注引《魏略》曰：亮军退，司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
《三国志•；诸葛亮传》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於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三国志•；王平传》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余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
《三国志•；后主传》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
公元248年
《三国志•；姜维传》明年，加督中外军事。复出陇西，守狄道长李简举城降。进围襄武，与魏将徐质交锋，斩首破敌，魏军败退。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间）〔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
在这22场战争中，魏吴之间战争12次，吴主动进攻的有8次，魏有2次，因为吴国的计谋引发的战争2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有5次。自从广陵之战后，曹魏转向防御，孙吴取攻势，战争主要纠缠在长江和汉水一线的据点上，两方没有出动大军深入敌境，战果都比较有限。魏蜀之间有9次，蜀主动进攻7次，魏主动进攻2次，蜀军处于攻势地位。蜀军一般不纠缠于某个据点，而是寻求决战，由于魏军据垒不战，战绩不多。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各国对战争比较谨慎，没有出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那样胜负分明，惨烈并且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在这22场战争中，明确提到谋略的达到10次，双方的指挥人员都十分注意根据己方的情况，运用一定的谋略，从而达到自己的战争目的，正所谓“兵者，诡道也”。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有一半以上的战例不见谋略的相关记载，显然，在战争中，有时谋略无用武之地，不能把谋略的位置提得太高。谋略的使用是制胜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和主要因素。这一时期，谋略的使用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能熟练运用谋略的人很多，有君主如孙权，有前线将领如满宠、徐盛，也有一般的官员如治书侍御史荀禹。当时文武分职不明显，大抵知晓兵事的人只要能抓住战机，都可以根据情况使用谋略，运用谋略并不是如何神妙的事情。在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军事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许多名将也会束手无策，如陆逊公元232年、234年统兵攻魏，并未能出奇谋，以巧制胜，无明显战绩。张郃号称曹魏五良将之一，竟然不能规避对方的伏兵，以至中伏身死。因此，谋略的运用问题十分复杂，带有偶然性、随机性，不能就根据一时的表现判定一个人的谋略水平，也不能过分拔高。
2、 综观这一时期谋略的使用情况，比较充分体现了谋略的周密致全特征如贺齐取蕲春之战，就是利用魏军以为大战刚结束，天又盛夏，吴军不会出动的思维定式，从而奇袭成功。谋略的超常效果特征也有表现。荀禹利用吴军久攻江夏不下，惧怕魏国援军的特点，仅仅“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就巧妙地吓退了孙权的大军。诈降、疑兵、出奇兵、伪装等谋略使用得都不少。
3、 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谋略的功效并不大。朱桓守濡须口，徐盛作伪装，满宠守合肥新城等战例中可以看出，如果力量有限，谋略所能达到的效果就很有限，仅能达到保守的防御目的，不能给敌人以大的伤害。孙吴几次大举攻魏，虽有谋略的使用，但并没有达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谈不上多大的战果。这个时期的战争基本上维持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谋略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4、 谋略的成功率不高。三国时代，双方都有善于谋划，斗争经验丰富的人。谋略被对方识破，劳而无功，也是常有的事。如孙吴好用诈降和奇袭，贺齐是成功的的打下蕲春，而孙权袭击合肥还想出敌不意，就失败了。周鲂诈降是成功了，但孙布诈降就失败了。在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谋略的作用是大受限制的。
总之，这个时代尽管谋略使用频繁，但功效和成功率都不能估计过高，作为一种竞争对抗的产物，谋略是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行为，但它的运用要受到客观规律的严格限制，对此不能神话，不能拔高。在讨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情况，不能因为诸葛亮在用兵谋略上无突出战例而认为他谋略不足，因为在这个时期，无法在谋略上有上佳表现实属正常。
（三）当时的魏蜀之间局势
诸葛亮执政期间，形势与三国早期已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时期，天下形势已发生不少变化，具体如下：
1、从政局上来看，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蜀国固然政通人和，但魏国也正值强盛时期。曹丕篡汉后，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势力已被消灭掉，士族、大姓俯首贴耳，曹睿即位，政权交接也十分平稳，没有出现宗室争位，权臣作乱的情况。曹丕父子在位期间虽然没有较好政绩，但政由己出，大权在握。经济上，由于兴修水利，大规模屯田，经济得到恢复。国内社会矛盾得到缓和，相对比较安定。从政治上而言，魏国并没有给敌国以可趁之机。
2、从军事形势来看，诸葛亮要运用谋略也大受限制。军队是运用谋略的主体，魏据九州之地，有户口443万 ，兵力在50万以上，物产丰饶，又有强大的骑兵，而蜀国仅有益州一地，户口不过百万 ，兵十四万，并且多步兵。两方的军力相差悬殊，又主要在北方平原作战，这对于客地作战的蜀军是十分不利的。另外从军事地理来看，蜀汉北方边境是险峻的秦岭，只有子午谷、陈仓道等屈指可数的道路，并且十分险峻，蜀军的军事行动很容易为魏国侦知，采取相应对策。魏国的关中、陇右、关东连成一片，驰援容易，即或有失误之处，也容易弥补。可以说，对于远道而来的蜀军来说，魏军调动方便，适宜平原作战，是难以找到战机的。
3、战场上的较量也是双方统帅智慧的较量，这方面蜀汉也缺乏优势。三国时期，魏国地广人众，人才众多，在关中指挥作战的曹真、张郃、郭淮、司马懿等人都善于用兵，军事经验丰富，对付蜀军很有一套，而蜀国知兵善战者却不多。首先是缺乏出谋划策的谋士。自庞统、法正之后，蜀国就缺乏善于战场应变的谋臣，诸葛亮一人的智慧自然难以赛过魏国谋士们的整体智慧。其次，诸葛亮执政后，早年征战四方的老将多已死去，新提拔的武将能力有限，战场应变的能力不足。
4、诸葛亮执政之时，曹魏已实际统治北方十多年，军队的建设日益正规，统帅指挥机构已趋健全，曹氏父子都善于选将用人，依靠他们策划和进行战争；同时改革和建立一些军事制度，形成了中外军体制，实行世兵制，完善了参谋制度，后勤保障越来越注意后方供给基地的建设，实行空前规模的屯田。这些使曹魏的军队组织越来越严密，制度越来越完善，应对边境战争的能力越来越强。诸葛亮在北伐中想寻找魏军的破绽就更难了，谋略的使用也更不容易。
5、曹魏自从曹操从汉中败退后，就在西线战场采取了战略防御方针，既如孙资所说“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 战略防御方针在曹丕父子时期是基本坚持的，所以在诸葛亮北伐之时，魏军的作战十分谨慎，主要目的在于把蜀军驱逐出境，很少露出破绽。这样诸葛亮就极不容易捕捉战机，谋略无法应用。
总之，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在魏国政局稳定、兵力强大，人才众多，军事体制完善又坚持防御方针的情况下，是不易找到使用谋略的机会的，这是形势使然，不能苛责诸葛亮。
综上所述，谋略固然是用兵者不可或缺的，但也不是神妙得仅为极少数人的专利。谋略是人们在分析敌我双方形势，根据自己的作战目的而作出的以巧制胜的策划，是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在三国时期，能提出和应用谋略的大有人在。谋略的产生要归结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它的应用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以策划者本身的意志为转移。具体分析当时善于用兵的曹操、司马懿等人的战例，与诸葛亮作比较，可发现诸葛亮的谋略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诸葛亮统帅蜀军作战的时候，天下局势已进入对峙时期，这种局面形成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不因为某个杰出人物的努力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谋略虽然在当时使用较为频繁，但不能和此前那样取得以弱军打败甚至全部歼灭强大敌人的战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诸葛亮没有能充分发挥自己谋略上的才能，这是三国鼎峙的客观形势造成的。正如《三国演义》中司马徽所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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