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蝉，历史上真的有！貂蝉是历史人物的依据
“乱世出豪杰”。三国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不过，因为“乱世”是政治纵横捭阖、军事斗争激烈的时代，所以在三国故事中出现的女性很少，而且大多属于无足轻重的人物。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她是三国故事中的重要人物，而且是英雄人物。
由于“貂蝉”这个名字及其参与的连环计在《三国志》等史籍中并无记载，是在宋元以后的诗歌、历史小说、戏剧中才出现的，因而人们对貂蝉是否确有其人一直有争论，几乎都认为她是一个文学人物而非历史人物。其实，根据现有的资料，历史上是否有貂蝉其人尽管尚不能完全确定，但其人其事也绝非没有来由。现将貂蝉作为历史人物的依据陈述如下。
一、 史书中的蛛丝马迹
貂蝉在《三国演义》中是以王允歌伎的身份出现的。但《三国志》等正史中既无貂蝉之名，也无王允有歌伎和使用连环计的记载。如此，貂蝉就只能是一个极其成功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文学人物。这个说法不能满足人们对貂蝉确有其人的希望。那么，在《三国志》等正史中能否寻到可能是貂蝉原型的资料呢？
其一说她是董卓的婢女。
《后汉书》、《三国志》董卓、吕布本传中均有吕布与董卓的婢女私通的记载，如《三国志？吕布传》说：
（董）卓常使（吕）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自不安。
因为董卓自己作恶多端，十分害怕遭人暗算，便让膂力过人的吕布充当保镖。但是，董卓脾气暴躁，并不善待吕布。有次竟因区区小事大发雷霆，拔出手戟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身手敏捷，未被击中。从此，吕布便对董卓心怀不满了。同时，吕布因常常受命出入内闱，保卫董卓的安全，时间一长，便与董卓的侍婢私通上了。因害怕奸情败露，吕布更加惶惶不安。正是在董卓、吕布已有嫌隙的情况下，王允说服吕布杀了董卓。
按照这段记载，那名与吕布有私情的婢女，在董卓、吕布矛盾中所起的作用，与貂蝉有几分相似，因而有人认为就是貂蝉的原型。不过，由于正史既没有记载吕布与这名婢女私通前后的情况，也没有讲明董卓“侍婢”姓啥名谁，虽然《三国志平话》据此便认定这个“侍婢”就是貂蝉，但客观说，猜测的成分更多一些。
吕布有无妻室，正史不见记载。《三国志》吕布本传注引《英雄记》说：
（吕）布见（刘）备甚敬之，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
按《英雄记》所提及的这位妇人，系吕布之妻是没有问题的。此书虽然未载吕布之妻的姓名，却记有她的一些绯闻轶事。不过，这些绯闻轶事使这位妇人的形象很差，而且与人们所熟知的貂蝉事迹并不相干，因此，尽管有人认为这就是貂蝉的原型，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莫把她当成貂蝉原型为妥，以免破坏了人们心目中貂蝉的美好形象。
据《三国志》关羽本传注引《蜀记》说，美髯公关羽破吕布前后，多次向曹操请求娶也被吕布深爱着的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曹操也贪色，见关羽数次请求，疑杜氏有异色，破城之后先予召见，果为绝色佳人，于是就“自留之”了。有人又据说此猜测貂蝉的原型即为杜氏，并将杜氏的故事移植到貂蝉身上，宋元“说三分”的民间艺人即是如此杜撰的。可是，如果说貂蝉只是吕布部将之妻，与董卓之死这个最让貂蝉被称道的故事之间的联系，实在是太牵强了，不大能令人信服。
其四说她是董卓少妻
《后汉书？董卓列传》记有：
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孙瑞谋诛（董）卓……（初平）三年四月，（献）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
如果像《三国演义》所说，貂蝉是先“侍寝” 董卓，称“少妻”未尝不可。不过，从记载看，此“少妻”既前无与王允、吕布有联系及活动，后又劝阻董卓入朝，与秘藏诛杀之心机的貂蝉形象实在相隔太远，不大可能是貂蝉原型。
综合以上诸种说法，可以这样认为，“三国”故事中所讲的貂蝉故事，虽未见于正史，但其形象来源也未必全属虚构，至少在史书中是有一些若隐若现的来源的。
二、 明确的史料记载
许多人都不希望貂蝉是文学人物而是实有其人。遗憾的是，支持这一愿望的资料太少，惟一的依据就是一本叫《汉书通志》的佚书记载有貂蝉之事。因为是佚书，所以这一记载是在前人的笔记里。据清人梁章鉅《浪迹续谈》说：
《开元占经》卷三十三，荧惑犯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此事异不可考，而刁蝉即貂蝉，则确有其人矣。
虽然鲁迅先生对这条资料持怀疑态度，他在《小说旧闻钞》中引用这条资料后，又加按语说：“今检《开元占经》卷三十三，注中未有《汉书通志》之文。”但是，并不能凭此就否定这条资料。梁章鉅为清嘉庆时著名文学家和考据家，官至江苏巡抚，综览群书，熟于掌故，喜作笔记小说，著有《文选旁证》、《制义丛话》、《楹联丛话》、《称谓录》、《归田琐记》等多种著作。他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当不会在《浪迹续谈》中杜撰一条他并没有见过的关于“刁蝉”的资料。鲁迅未在《开元占经》中见此注文，则可能是版本不同之故。须知，从唐代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到鲁迅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一种书有不同的版本很正常。
对这条资料稍加分析，“刁”与“貂”同音，故貂蝉也可以称之为刁蝉。说曹操而不是王允献刁蝉于董卓，从史料上看，曹操与王允都是反对董卓的；要谋诛董卓，至少先要有去“惑” 董卓者，史料未有王允的记载，那么曹操也就有可能。另外，《三国志》说：当时王允为游说吕布杀董卓，对吕布曾“厚接纳之”。在那个时代，“厚接纳”是可以包括金钱女色在内的。从曹操进刁蝉以“惑” 董卓及王允“厚接纳”吕布来看，应该说当时确实是使用了美人计。
当然，这是一条关于貂蝉的孤证，治史者一般不宜采用。但是，面对貂蝉这样一位广为后人传颂的传奇女子，即是只有这一条资料，又怎能轻易放弃呢！这条资料加上在《后汉书》、《三国志》中的种种蛛丝马迹，足以说明貂蝉这个人并不是如现在某些人所说是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里才出现的。
在北宋，士人邵雍就有“力斩乱臣凭吕布，舌诛逆贼是貂蝉”的诗句；在金代院本和宋元南戏的曲目中，已出现有以貂蝉为主角的戏曲《刺董卓》、《貂蝉女》。这以前的资料虽已阙失，但想来“貂蝉”不会凭空出现。在这以后的《三国志平话》中，貂蝉的故事已经很完整；再经《三国演义》浓墨重彩的塑造，其形象就丰满无比了。
关于貂蝉的下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没有交代。明嘉靖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说曹操杀了吕布后，将“吕布妻小并貂蝉”载回了许都。现今流行的《三国演义》是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的评改本，这个本子只说曹操将吕布“妻女” 载回了许都，删去了“貂蝉”二字，看来毛宗岗并不赞同将貂蝉的结局安排为曹操的妻妾。这恐怕就算是貂蝉——这位绝代佳人没有下落的下落了。令人遗憾的是，史籍中并没有曹操带貂蝉回许昌的记载。
貂蝉的下落究竟如何？清人梁章鉅在《归田琐记》中说：“貂蝉事，隐据吕布传。”据史书猜想，假如貂蝉就是与吕布私通并被发现的董卓侍婢（甚或是小妻），那么她肯定是没有好结果的。因为董卓能对吕布掷戟，必然也会对侍婢（小妻）飞刀；即使私通之事是在吕布诛杀董卓之后才暴露，董卓的部属也绝不会轻饶了她。既如此，貂蝉的性命焉能保全？若以貂蝉系吕布之妻而推之，她过的更是一种危险的军营生活，吕布不得好死，貂蝉最后也必然是命丧敌手。如果貂蝉是秦宜禄之妻，她的美貌先引起吕布之欲，后引起曹操与关羽的矛盾，不说给曹操或关羽作玩物是可怕的，就说关羽火冒三丈，如戏剧中说的那样，一刀把她给斩了，也是完全可能的。看来据史书资料进行的推测和分析，貂蝉的结局不会太妙。
不过，现有三座貂蝉墓，倒是可以为貂蝉的结局提供一点参考材料。
其一在甘肃临洮县梁家村。
在离甘肃兰州不远的洮水沿岸有临洮县，该县的新添镇梁家村附近有一个貂蝉湖，湖畔有一土丘被称为貂蝉墓，附近还有貂蝉崖等名胜古迹。临洮之所以有貂蝉墓，当地强调，因为临洮是董卓的家乡。看来是因为有人认为，董卓是貂蝉的第一任“丈夫”，不管她后来如何，她的归宿都应该在董卓故里。
但是，考诸史籍，可以肯定，临洮的貂蝉墓不是真实的。临洮有古县和今县之分。临洮古县为秦所置，治所在今甘肃岷县，在洮水中游沿岸，以临洮水而得名。西魏大统（535-551年）中改名为溢乐县，并置岷州；隋大业初（605年）恢复旧名，义宁初（618年）又改为溢乐县；1913年改称岷县。秦筑长城西起即于此处。董卓故里是东汉时的“临洮”，亦即今之岷县。秦在甘肃东部的洮河沿岸又曾设置有狄道县，为陇西郡治处；西晋置狄道郡，治所狄道县；宋时狄道县为熙州治所；金、元、明时为临洮府治所；清乾隆三年（1738年）狄道升为州，1913年降为县，1928年改为临洮县。由此可知，现今临洮县并非董卓故乡，与貂蝉更拉不上关系。
其二在山西忻州木芝村。
山西忻州的南郊也有一所建筑规模不算太小的非常完备的貂蝉陵园。据貂蝉戏介绍：貂蝉本名任红昌，出生在忻州的木耳村，15岁被选入宫，专司看管貂蝉冠，后即被称为“貂蝉”。木耳村今名木芝村，在忻州东南方向约三公里处。貂蝉陵园处于木芝村的西南部，坐北朝南，四周是红砖黄瓦波浪起伏的龙行式的仿古围墙。园门呈穹窿形，上有二龙戏珠装饰。门楣上方悬挂着“貂蝉陵园”的熠熠匾额，两侧是“闭月羞花堪为中国骄傲，忍辱步险足令须眉仰止”的昭昭楹联。
忻州貂蝉墓是真实的吗？恐怕也难以下结论。因为貂蝉的结局，史学界和民间都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的。说她在吕布败亡后潜回忻州隐居老死，并没有什么证据。可是，既然她没有其他归宿的记载，作为一个女子，在完成那传奇似的经历后，不得不接受的“丈夫”董卓和吕布已经先后死去，或许潜回故乡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而当地出现了这么一位奇女子，当然应该引以自豪，为她修建陵园（哪怕是纪念性的衣冠冢）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三在四川成都北郊青龙乡。
更惊人的是2000年6月从四川成都《蜀报》爆出的消息：1971年，成都铁路局某工程队在成都北郊青龙乡修铁路时，挖出了一个长约8公尺、宽约6公尺，深有4公尺的大坑，四周都有彩色壁画；又挖出了两块合在一起的墓碑，一块刻的隶书，一块刻的篆文。据碑文记载，这个墓的主人就是貂蝉或貂蝉之长女。此事有许多人目击，当时在那里闹得沸沸扬扬，现今又有多人出来为此作证，其中有中学退休历史教师、杂志的编辑、读过私塾的乡人等。由于当时是“文革”时期，没有重视文物保护，致使墓碑未能保存下来。在他们依稀记得而背诵碑文时，为是“貂蝉墓”还是“貂蝉长女墓”发生有分歧。
成都的文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的收藏者、目击证人都不是专家，事过境迁，回忆的误差也大，导致说法有差异。有差异是正常的。可以肯定的是曾经发掘出这么一块与貂蝉归宿有关的墓碑。从墓碑收藏者所述情况，证明此碑还流失在民间。找到此碑有重要意义，因为即使是貂蝉后人的碑或是衣冠冢之类，也能证明历史上确有貂蝉其人，而并非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传说人物。这会对研究貂蝉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提供重要的佐证。
如此说来，有关貂蝉的每一条资料，单独看起来都十分单薄，难以证明其人其事；但是这么多的资料集中起来，却可以为貂蝉这位奇女子提供一个大致的情况。是啊，像貂蝉这样一位掀动三国历史大波浪的绝世佳人，即使是在身后，不把社会和历史搅个天翻地覆，她是不会给你一个了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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