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且说郭嘉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纵是眉如春山眼若秋水，八重韶光飞逝，也应是尘满面，鬓如霜。
然而心里却始终有那样一个名字，鲜活依旧，随万顷江山浮浮沉沉，不灭不朽。
——郭嘉，郭奉孝。
【一、天生郭奉孝】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东汉末年曹操帐下谋士，官至军师祭酒，洧阳亭侯。后于曹操征伐乌丸时病逝，年仅三十八岁。谥曰贞侯。
司空军祭酒这个职位，顾名思义即就是司空的军师祭酒。当时的汉司空就是曹操，而军祭酒也是曹操为郭嘉创立的特殊官职，可见其待遇。
郭嘉二十七岁受荀彧推荐归向曹操，三十八岁因病逝于乌丸，而在追随曹操短短十一年时间里，对曹操平定北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曹操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于临敌，发扬誓命，凶逆克殄，勋实由嘉。”
在曹操看来，郭嘉在其北定中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曹操本人对郭嘉也是极为欣赏器重郭嘉。在对郭嘉为数不多的评论里，出自曹操之口的便占了半数以上：
太祖曰：“难奉孝为能知孤意。”“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太祖表嘉曰：“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太祖与荀彧书，追伤嘉曰：“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
除此之外，历史上对郭嘉的评价虽然不多，但都很高。
《三国志•；郭嘉传》曰：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
《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评曰：“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於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
傅子曰：“嘉少有远量”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有诗赞其：“天生郭奉孝，豪杰冠群英。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可惜身先丧，中原梁栋倾”其中“运筹如范蠡，决策似陈平”两句无疑是对郭嘉军事才能的极高赞扬。
而据党文献记载，毛丶泽东曾多次推荐高级干部读《郭嘉传》，赞其：“才识超群，足智多谋，出谋划策，功绩卓著。”这里面有没有英雄重英雄的情感我们不得而知，但能让毛丶泽东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家也对其谋略给予高度评价，郭嘉在军事谋略这方面的才能显然不容小觑。
【二、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
郭嘉的高明之处，用曹操的说法便是“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
1、观时事——识明主，洞人心，明见事。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正确地选择辅佐的人，这对一个谋士来说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初，郭嘉往见袁绍，绍甚敬礼之，居数十日，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则今最强，去将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复言，遂去之。”
当时袁绍这边，用辛、郭二人的话来说是“有恩德于天下，人多归之，且则今最强”，连曹操自己也说“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郭嘉投奔到袁绍门下时间极短，却能看出袁绍“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并非明主之选，果断离去。最后选择了辅佐曹操并得到了重用。这在今日的我们看来自然是明智之选，但当时要透过种种表象看出袁绍难成气候也不是简单的事，在政治远见上郭嘉相较于辛评、郭图之流自是高明了不止百倍。
郭嘉断定袁绍“难定霸王之业”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从郭嘉对曹操提出的“十胜论”中可以窥其端倪。
《傅子》曰：太祖谓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尽管学者周泽雄先生认为：“若去除话中对袁绍的藐视，，则其余种种均可见出传统儒士的迂阔诞夸习气，与郭嘉擅长的一针见血风格完全背道而驰。”然而在我看郭嘉曾提出“十胜论”这点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虽然不符合郭嘉一针见血的作风，但当时郭嘉初投曹操门下，想要得到曹操重用，就要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也可以看作是郭嘉对其观袁绍难成大事的解释。
荀彧：“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
贾诩：“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
总体来说，荀彧、贾诩、郭嘉所说的内容都大同小异，但除去道义、谋略、法治等大的方面不说，郭嘉的着眼点往往是一些表面和细节的东西，并从中看出别人所没看到的。比如从袁绍的“礼仪繁多”中看出他爱慕虚荣，从袁绍的“任人唯亲”中看出他外宽内嫉，嫉贤妒能，从袁绍的“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看出他妇人之仁，并非能成就霸王之业的明主之选等等。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自然有其道理可循。
再者，相较于荀彧、贾诩的一针见血，郭嘉的“十胜论”虽然显得冗长繁复，但 “十胜论”的高明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对袁绍和敌我形势的精准分析，还在于其流畅慎密，比起荀攸和贾诩的点到即止，显然更具说服力。不管是对曹操还是对曹操的军队，显然都能起到更好的鼓舞作用。
他高明独到的政治眼光无疑为他日后才能的发挥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舞台。
从中也可以看出，郭嘉擅长揣测人心，以小见大，透过现象观其本质，因而明于见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谓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心理学家。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
郭嘉对孙策断言却也是精准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着未卜先知的能力，或者是像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里YY那样是从后世穿越回三国的，但除去这无稽之谈不说，郭嘉这计策甚至称之为荒诞，因为郭嘉不仅料到孙策会死于匹夫之手，更是精准地断定了时间在，更荒诞的是曹操居然信了，孙策最后竟然也真的在北袭被刺杀。连裴松之做注时也百思不得其解，是故只能称之“纯属巧合”。
个人认为吧，这未必是巧合。至少曹操在这件事中的表现就很令人生疑。曹操是什么人？生性多疑的一代枭雄，若将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寄托于几个刺客身上，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所以我认为，如果不是曹操或郭嘉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的话，只能说这背后一定早有预谋，甚至可能曹操这边早就安排有人伺机刺杀孙策，而郭嘉放出的这风声也可能是对想杀孙策报仇的人的一种心理暗示，但最后得手的到底是哪一方的人就很难说也没法考究了。
然而尚且不论孙策死得时机是否过于巧合，郭嘉对孙策的论断其实也是揆情度理的。当时的孙策可谓年少气盛，意气用事，喜欢杀人。而当时在江东大族眼中，孙策不过是袁术余孽， 加上用兵过程中与江东大族发生了正面冲突， 招致报复只是时间的问题。虞翻就曾劝谏孙策：“白龙若变身为鱼身，一个普通渔夫也能轻易捕捉。”孙策又曾恁意命令左右分别逐贼，自己却独骑入山，只有虞翻一人步行护卫，尾随在孙策马后。事出有因，孙策又一贯轻佻，酗酒终日难保不醉，会被小人暗算也就不足为奇了。（伯符乃果然欠都督管教囧）
郭嘉既然能看透了袁绍和孙策，也就不可能看错刘备。刘备虽然落魄，但其枭雄本质是几乎公认的。曹操，刘表，诸葛亮，荀彧等人都看出来了，没道理看人最厉害的郭嘉会看不出来吧。但对于刘备的问题，郭嘉的意见似乎很矛盾，《傅子》和《魏书》中便有两种截然不同记载：《魏书》曰：刘备来奔，以为豫州牧。或谓太祖曰：“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太祖以问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傅子》曰：初，刘备来降，太祖以客礼待之，使为豫州牧。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嘉观之，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是时，太祖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会太祖使备要击袁术，嘉与程昱俱驾而谏太祖曰：“放备，变作矣！”时备已去，遂举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选取的是《魏书》中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先来分析《魏书》的说法。在我们后人看来，放刘备显然是曹操的一大失策，但在当时，杀刘备显然是弊大于利。曹操的用人政策是招降纳叛，来者不拒。早年杀掉边让就引起了陈宫，张邈叛乱。现在刘备打了败仗来投奔曹操，无缘无故杀了他实在说不过去。用郭嘉的话来说，就是“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再说，当时的刘备虽有英雄之名和英雄之志，却没有个像样的根据地，一直寄人篱下；关羽和张飞虽皆万人之敌，但终归不过一介武夫，单凭此二人，刘备也难成气候。曹操和郭嘉即使再怎么有识人之明，也不能未卜先知，算出之后刘备会时来运转，不仅得到诸葛亮等相助，还联合孙权放了一把火，在赤壁烧得他曹某人是一败涂地元气大伤，并趁机占取了荆州作为根据地。当然这是后话。
但《傅子》的说法也不见得是空穴来风，陈寿在武帝纪和程昱传中的记载也与《傅子》相符。笔者认为这里面应该是有先后顺序的。先是曹操问郭嘉杀不杀刘备（太祖以问嘉），郭嘉说不杀，但也没说放，曹操没理解清楚，一时大意放了刘备。然后才是“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在笔者看来，郭嘉的主张显然是：不能杀刘备，也不能放了刘备，软禁也行，巧立名目将其置于自己眼线范围之内，都可以说是两全齐美。但曹操也许是没理解清楚，外加大概也觉得这刘大耳一时半会难成气候，暂且放他一马也无关紧要。
2、见兵事——洞先机，兵行险，奇制胜
首先，郭嘉过人的洞察力无疑使得他对敌我形势变化相当的敏感，善于洞察先机，准确把握最佳战机。
《傅子》曰：太祖欲引军还，嘉曰：“昔项籍七十馀战，未尝败北，一朝失势而身死国亡者，恃勇无谋故也。今布每战辄破，气衰力尽，内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项籍，而困败过之，若乘胜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
正因为看透了吕布的勇而无谋，陈宫的有智而迟，把握住了吕布三战皆败、锐气正衰，陈宫又谋略未定的最佳时机，郭嘉才和荀攸一起说服曹操乘胜追击，最终擒获吕布；又因为看透了袁谭和袁熙没有同舟共济的度量和远见，继位之争势必会重新燃起，力劝曹操以退为进，静待两人斗得你死我活之际再“坐收渔翁之利”，最终轻而易举地为曹操除去了袁氏兄弟。
郭嘉谋略神机妙算，除了寄托在对对手心理的把握上，往往也因为他善于洞悉战机而敢屡出奇兵，因为不墨守成规而能变通制胜。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若说起郭嘉军事上的谋略，大概也就两条：一是讨伐吕布时和荀攸一起提出的决水灌下邳之计，二是乌丸之战中的弃辎重以轻兵奇袭。由于前者是由荀攸和郭嘉两人共同提出的，因此我们着重分析后者。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争讨乌桓虽然凶险，事后局势的发展却验证了这一步在总体战略上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乌丸（亦作乌桓）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乌丸部落以幽、并两州为主要聚居地，在北方分布的范围相当广，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蹋顿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时主动遣使与袁绍和亲，并帮助袁绍与公孙瓒作战，作为回报，袁绍不但与乌丸部诸王和亲，还遣使诏拜乌丸三王为单于。辽西单于蹋顿因为实力强大，因此和袁绍的关系尤其密切，虽然在楼班长大之后，蹋顿被立为王，单于的位置被交还给了楼班，但蹋顿仍然是辽西乃至至三郡乌丸部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所以袁尚在穷途末路之时前去投奔，希望借助外族的力量杀回冀州。而如果袁氏获得了乌丸军力相助，卷土重来，青州和冀州恐怕就要落入对方之手了。
弃辎重以轻兵突袭一计，以快致胜是虽险但很凌厉的一招，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屡试不爽的“闪电战”就是一个范例。比起火攻，水攻，伏击，诈降等三国时期常用的战术来说，这是多数稳扎稳打的古代谋士们不喜使用的计策。不过曹军当时长途跋涉，兵马疲累，眼看就要无功而返，而郭嘉提出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反被动为主动，出其不意快速制敌的一条妙计。曹操后来在白狼山遭遇鸟丸：当时乌丸军兵多，曹操军兵少；乌丸军被甲者多，曹操军被甲者少。不论从兵力或从装甲，曹操皆居下风，所以曹操左右皆恐惧。若不是先前曹操采用奇袭，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后果就不堪设想。兵法虽云“百里争利而失三将军”、“五十里争利而蹶上将军”，虽然“劲者先而疲者后”是原则，但郭嘉因势而权变，作出“其疾如风、动如雷霆”的谋略，而免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窘迫。
很多人拿日后曹操退兵期间的险象来非议郭嘉，这样的诟病看似有理，但仔细一想却又不免勉强。郭嘉献计时还因下雨导致官路不通， 哪还会考虑胜利班师时会是“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的境况。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远征的危险是没有人可以回避的。
但乌桓一役的胜利，加上二袁的相争及覆灭，无疑使曹操迅速除却了后顾之忧，平定了最富庶的北方，成为此后多年间赖以雄据中原，虎视江东和蜀中的资本。
小结
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政治也好，军事也好，玩的不过是对于人事的把握和洞悉。因为郭嘉观人入微而善于揣测人心，因为洞悉人心而洞察先机，明于见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三．青青子衿】
很多人都说，郭嘉的高明就高明在他不仅在于他看透了敌人，也善于揣摩曹操的心思。
然而笔者主观上更愿意相信他们之间并不是儒家正统观念中的君臣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掺杂了朋友之义、英雄所见略同的惺惺相惜。曹操和郭嘉身上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同样的不拘礼法，行径放浪，《武帝纪》中的记载便是“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而郭嘉也是“陈群数非嘉不治行检”。关于郭嘉“不治行检”这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此处便暂且不说，但多少还是有点放荡不羁的意思在里面的。
而说起“聪明”和“善于揣测曹操心思”这两点，我们不难想到另外一个人——杨修。
然而两人的结局又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郭嘉的聪明往往是不经意的，再加上郭嘉这个人一向低调，不到大事不开口，不喜欢争功劳，又不和谁特别交好，郭嘉的“知孤意”对曹操来说自然是无害的；对比之下杨修的就更像是恃才傲物的小聪明了。因而杨修虽然善于揣测曹操的意思，但他的聪明往往就表现在些无聊的小方面，自然就犯了曹操的忌讳。再加上卷入了曹丕和曹植的立嗣之争中，曹植对他太过信任，他本人又和袁氏有姻亲关系，留下此人自然是弊大于利。
因为这样，曹操显然是把郭嘉当做了知己，平日里是“行同骑乘，坐同幄席”，也正如曹操所言“难奉孝为能知孤意”，两人之间总有着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而这种默契也往往表现在两人军事战略上的同步。
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刘备，议者惧军出，袁绍击其后，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语在《武纪》。太祖疑，以问嘉。嘉劝太祖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东征备。备败奔绍，绍果不出。
裴注里却提到：“臣松之案《武纪》，决计征备，量绍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计，则为不同。”显然连裴松之也难以判断着到底是谁的计策，笔者则认为郭嘉和曹操大概都想到这点上了。相信诸君都知道，曹操生性多疑，虽然是非常善于纳谏，却几乎不会让谋士替他拿主意，即使是荀彧、贾诩等人的意见，曹操也多有“太祖不从”的时候。然而曹操却惟独对郭嘉无条件信任，有时甚至是力排众议或是不惜以身犯险（乌丸之战），这也许让很多人感到不解。但如果说郭嘉的想法很多时候恰好就是他曹某人心中所想，又或许只有曹操能看出了郭嘉谋略中的高妙之处的话，曹操对郭嘉的言听计从也就解释得通了。
因为郭嘉对曹操更多的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情。曹操给荀彧写信追伤郭嘉的时候就曾提到：“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还有征乌丸也是一样的。这场战争非常艰苦，途径沙漠，郭嘉就是在途中水土不服去世的。可见郭嘉每次献策都是为曹操着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在乎。
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
郭嘉的死自然是让曹操悲痛万分的，不然也不会多次跟荀彧写信追伤郭嘉，甚至在赤壁之战大败后，嗟然长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曹操的这一声叹息，历来众说纷纭。《三国演义》中便说曹操是为了“愧众谋士”。但在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曹操赤壁的战败主要责任并不在于谋士，像孙刘联盟的结成，程昱显然是早有预见的（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而在曹操夺取江陵后，贾诩也曾劝过曹操休养生息（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士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只是曹操一意孤行（太祖不从，军遂无利）。曹操大概连“自愧”都来不及了又怎会借怀念郭嘉来“愧众谋士”？比起这番话是曹操推卸责任的说辞，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曹操在赤壁战败后思及郭嘉时的真情流露。
我们姑且不讨论郭嘉是否能在赤壁之战中洞察先机、出奇制胜，单是赤壁之战会不会发生这一点就很值得玩味。按易中天先生的说法，赤壁之战失败就在于“曹操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
正所谓“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笔者认为赤壁之战的失败并不是一次失误造成的，而是因为曹操的多次战略失误的最终产物。
首先曹操对战略目标就极为的不明确，究竟要打刘备还是孙权估计曹操自己也没个准儿。估计曹操是既想除去刘备，又想顺便把孙权一起收拾了，但显然，贪多必失。
依笔者看来，曹操八月份进军江陵，却到了十二月才发动赤壁之战，这中间显然空出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也许正是想像当初对付袁尚和袁熙那样，等着孙权奉上刘备人头。但这一回他曹某人却显然不像当初那么沉得住气了，“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这点他自己显然没有贯彻落实好。不但没有像公孙康那时那样以退为进，还写了封信变相威逼孙权：
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年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向震失色。
把孙权逼得太紧，又过于骄傲轻敌，这也许就注定了曹操“骄兵必败”。
易中天品三国里就分析过：“在这里，事情坏就坏在“不长不短”四个字上。如果停留的时间短，孙刘联盟就还没有形成，曹操的敌人就只有刘备一个；停留的时间长，战争的准备就更充分，作战的时间也更合适。比如在来年开春之后再进军赤壁，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麻烦了。”
我是很赞同易中天先生的看法的，所以我认为，如果郭嘉还在世的话，起到的作用恰好就是帮曹操抓住算准这作战的最佳时机。
首先，在当阳大败了刘备后，郭嘉也许会劝曹操乘胜追击，赶在刘备逃往夏口前将其一举歼灭，而不是让曹操转攻江陵，毕竟刘琮投降了，襄阳也落到了自己手里，江陵岂非他曹某人囊中之物？这样便是不能消灭刘备，也可以最大程度隔断刘备和江东的联系，孙刘联盟也就很难结成了。
或者再攻占江陵之后，郭嘉会和贾诩一起说服曹操按兵不动，在江陵暂时修养生息，并对孙权实行怀柔政策。郭嘉在曹操讨袁尚、袁谭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过：“急之而相持，缓之则争心生”这一论断，当时曹操也是同意了的。曹操在讨袁熙、袁尚所采取的做法明显也是借鉴了郭嘉的。如果郭嘉和贾诩一起去向曹操进谏，郭嘉大概会更详细地为曹操分析形势和个中利害。而以曹操对郭嘉的信任，多半也会听从郭嘉劝谏以整固荆州为先（毕竟曹操对郭嘉一直是言听计从的），那么会不会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就很难说了。
【五、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对于【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的原因，笔者大概总结了下，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罪大恶极说】（杀人抢劫、欺男霸女之类违法乱纪的）二是【嗜酒好色说】三是【礼仪失当说】
个人认为，一纯属无稽之谈 二不太靠谱 三有些可能，尚且保留意见
陈群，三国时曹魏名臣。其祖父陈寔、父陈纪、叔陈谌皆望族名士。陈群为人清尚有仪，雅好结友，有知人之明。先为刘备所用，后刘备被吕布所袭，陈群与父避居徐州；及吕布破后，方归曹操，历任司空西曹掾属、治书侍御史、御史中丞等职。后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曹丕即王位，封陈群为昌武亭侯，徙为尚书。曹丕践阼后，陈群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陈群在魏，一直位居要职，先后受曹操、曹丕托孤，成为国之重臣，多次向曹睿作出规劝，比如曹睿的女儿曹淑去世，明帝异常哀痛，丧仪过奢不合礼制，他便上书劝谏，由此可见是正直敢言，极重礼法。其后他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也可见他对礼法的重视。官至司空。于青龙四年逝，追谥靖侯。其子陈泰，亦是魏国后期名将。
【罪大恶极说】
根据：指出同时期史书中几次在别人身上用到这四个字，之后都解释为一些明显违犯刑律的行为，如抢劫，强掠民女等等。又说如果不是严重犯罪，又怎至于让陈群如此激动，多次在曹操面前当廷举报斥责。
个人看法：郭嘉传里写【陈群非郭嘉不治行检】只是陈寿对这件事的客观记载，而不属于陈寿的主观论断（像程昱传中【昱性刚戾】）。既然是陈群作为当事人的主观看法，那自然是以陈群的价值标准作为衡量标准的了，而史官编写史书是站在客观立场上看的，两者并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个人认为陈寿原文的语气更偏向于是赞赏郭嘉的泰然自若的。
另外操虽然用人不计其德行，唯才是用，但也不可能宽容到昏聩的地步，荀彧所提的四胜论里就说曹操是【法令既明，赏罚必行】，曹操自己违反了军令都尚且割发代首，如果郭嘉真的有做出什么触犯法纪之事，曹操估计也只能【挥泪斩郭嘉】了，更不可能对他愈加器重。而且推荐郭嘉给曹操的荀彧也是品行端正、清正廉明之人，为人又一向谨慎稳重。倘若是郭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先不说曹操，恐怕连荀彧这关也难过得了，更别说会被荀彧推荐给曹操了。
【嗜酒好色说】
依据：一郭嘉身体不好，有可能是纵情酒色之故；二郭嘉与曹操关系密切，两人臭味相投。
个人看法：郭嘉嗜不嗜酒好不好色，很难说，但这点不太可能会成为陈群在廷议上弹劾郭嘉的理由。首先嗜酒好色这点就涉及个人私生活，换了今天，那也是上不了台面的私事，陈群又怎么可能会不分轻重地在曹公廷议上提出？就算是私下跟曹操反应也有点多管闲事了。除非是郭嘉真的荒淫无度，或者触犯了法纪，曹操若要徇私定会引人非议，至少曹操不会【益器重之】。再说了，在嗜酒好色这方面，曹操可谓各种翘楚。你这陈群检举郭嘉不是摆明了在讽刺他曹某人么？即使陈群不怕犯了曹操忌讳，曹操也不一定会因此治陈群的罪，但心里总是会有疙瘩的，更不可能会“亦喜之”。而且正史和裴松之的引注里都没有提到郭嘉嗜酒好色这一说，这说法很有可能是后人的主观臆测。
个人以为最有可能的是【礼仪失当】这种说法。
首先，陈群出身名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一般都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显然是极重礼法的。这从他后来上书劝谏曹丕说皇女丧礼过奢不合礼法，以及他后来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三纲五常我们都很熟悉，东汉班固编纂的有伦理学法典之誉的《白虎通义》也曾记载“……所以制朝聘之礼何？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统尊君……”，可见当时士人对君臣之礼是极为重视的。
而曹操和郭嘉这边又是什么情况呢，用曹操的话来说就是“行同骑乘，坐共幄席”， 从曹操的角度，是谦恭下士，礼遇郭嘉，无可非议，换成是对诸葛亮、荀彧这种品行端正的人那没什么，可偏偏郭嘉又是生性放荡不拘小节之人，对此也是一派受之泰然自若的态度。以曹操的出身气度看来自然没什么，他曹某人本身就不是什么固守礼法的人。但在从小受出身名门、受礼教熏陶长大的陈群看来恐怕就大大不妥了。这郭嘉对于君父的礼节，尚且如此，更何况官仪官体呢？曹操创业初期立足未稳，集团内部也需依典章礼法，确立严整的统治秩序与权威的统治核心，由此看来，郭嘉的行为，似乎就足以让陈群廷诉了。
而且后人王昶对奉孝之子郭奕的评价，指其自恃才高，对投缘的人怎么好都嫌不够，而对其他人完全不放在眼里（“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想来这有其子也必有其父吧。
（当然这也是笔者主观看法和猜测，仅供参考吧）
【终】
综上所述，在我心目中，郭嘉是一个真性情的奇才。和荀彧想比，多了几分随性；和贾诩想比，又多了几分率真。他的一生活得很潇洒，纵然在当时有些不容于世，却依然自得其所。他不太在乎世人的眼光，他的智慧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然而如此率性的郭奉孝，出山多年后仍俨然一身“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隐士风范，一派“我行我素，笑骂由他”的风流自赏的气度，实在是令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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