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走近曹操》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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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涛，山东济南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著作有《三国前传》、《走近曹操》。
7月11日下午，于涛在宁波书城四楼报告厅“说曹操”，并为宁波读者签售中华书局出品的新作《走近曹操》。
于涛：这本书的主线就是曹操的理想，而他的理想可以被概括成八个字“立军为民，天下太平”。
我不是单一地缀述史实，也不是重在分析史料，而是对人物多了一份人文的关怀、同情和理解。不只是从专业史学研究的角度还原曹操的形象和言行，更是要走近人物的内心，探寻他内心纠结的奥秘，并给我们当下一些启示，一些关怀。
记者：那通过什么方式走近呢？
于涛：走近的过程，要是从历史研究的手段来讲，王国维先生倡导的是“双重证据法”，一重证据来自于地下，一重证据来自于传世文献，而现代学者为历史研究又增加了一重方法，“走入田野”，现在被称之为“三重证据法”。如果我们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无法还原历史，无法接近历史真相时，是不是能够在田野当中，在曾经古人经历过的那些场景中找到古人的踪迹，寻找到一些我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感受。
不过判断史料是否真实确实比较难。有人说研究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宋元以后，需要材料；二是宋元以前，需要才智。就是说宋元以及以后的史料特别多，只需要收集、整理、分解、判断就可以，而宋元以前的相对少，越往前越少，当然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少。
我认为对史书材料的剥离很重要。很多材料不可避免地有主观色彩，有些可以通过我们的知识、技术和研究可以断定，被称之为第一层次的材料，如官方的布告、文件等。但更多的是没有旁证的第二层次的材料的堆积。还有第三层次的材料，如遗闻轶事，特别是对曹操情节化的描述。我们知道，孤证难立，那就要尽量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摘除“有色眼镜”，公平公正地看待历史，按照历史的轨迹去接近他。
于涛：他首先是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成长轨迹，一旦把他标定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时候，就已经拉开了与普通大众的距离。
我们从小建立了朴素而简单的历史观，那就是好和坏的判断，这样也许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历史，但也注定容易产生误读，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1800多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角色通常是“白脸”：狡诈、歹毒、阴险、多疑等。但其实曹操有理想、有社会关怀、有敬畏之心，又智慧、务实等众多的优点。我曾在新加坡的学校中做过调查，选取三国中曹操、刘备、关羽等多个人物，问学生愿意做谁？结果80％的学生选择做曹操，他们的理由是曹操是个很真实的、乐观现实的人。现实中的曹操经常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他是个“减压型”的人。哪怕在让他伤筋动骨的“赤壁之战”后，依然能仰天长笑，说出“能够活着走出来当然应该高兴”这样的话，证明了他的乐观和百折不挠。在历史上，大家可以拿曹操开玩笑，但绝对不会拿刘邦、秦始皇开玩笑。
同时，曹操具有很大的社会关怀，是个从现实走向理想，为社会树立终极目标的人。当然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社会大环境，尽管20岁之前的曹操“不治行业”，但在20岁之后，他却忽然转型，和当时的一群年轻人一起充满理想——“澄清天下”、“除残去秽”，因为当时的社会处于无规则的混乱之中，他们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建立有规则的社会。曹操的《对酒》一诗中就具体勾画过这一理想：君主贤明、大臣忠良、百姓安居乐业……这不仅是曹操的终极理想，也是汉末精英们的终极理想，也是古代中国人的终极理想。哪怕在人生的终点时候，曹操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尚未安定的“天下”。
所以，曹操既不是“白脸”，也不是“红脸”，而是实实在在、完完全全的人。希望我的讲述能走近历史上真实、多面的曹操。
记者：同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三国，易中天《品三国》曾经红极一时，您有心理压力吗？您会用怎样的视角？
于涛：压力谈不上。其实我最想讲的就是三国。讲曹操对于我来说只是很小的积累，对于那段历史来说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如果讲三国，将可以动用我全部的资源、学识，可以多角度、多维度地展现色彩绚烂、场景宏大的三国历史。现在我只能讲陪伴曹操度过一生的重点人物，一旦讲三国，还可以将众多次重点级的人物、非重点级的人物展现出来，让读者和观众触摸到更真实、更立体感的历史时空中各种人物。只从伟大的人物着手，对于丰富的三国历史还是一种缺憾。
记者：您此次将要走遍全国与曹操有关的12个城市，包括亳州、合肥、洛阳、许昌、临漳等地，但却没有河南安阳。是否表明您不认同这个是曹操墓？
于涛：要判断是不是曹操墓，依据是考古专家提供给我们的一份相对科学完整的报告，这才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共同“原点”。据我所知，这份报告将在今年8月份的考古权威杂志上发表，我想在看到这份报告后，才能从历史学、文献学的角度来论证这是否就是曹操的墓。
现在更多的是媒体的声音，嫁接了一些专家的声音。所以只能这么讲，称之为“曹操墓”，那只是媒体的说法，或者说是别人的意见，用我的话来讲它应该叫安丰一号墓或者安丰二号墓。对于考古，我们不能那么随意下结论，也不要随意地扩大和演化。
但反过来，中国考古发现过那么多的帝王陵墓，为什么大家独对“曹操墓”那么感兴趣，也说明曹操是有色彩的，他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我们对这个历史人物是倾注了感情的。
记者：您之前出版的《三国前传》，不仅在大陆受到好评，翻译成日文版后还在日本深受欢迎，日本人是怎么研究曹操的呢？
于涛：在日本人眼中，曹操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英雄。日本人对于历史的研究有固定的传统，那就是充满敬畏，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研究非常细致，同样研究曹操的著作，种类特别丰富多彩，分成很多板块，有学术研究的、大众普及的、学生读的、幼儿看的、企业管理的等等，还可能为了某一个章节专门组成读书会来讨论研究，通常是民间自发的，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好历史的人群组成，包括研究经费也来自民间。
于涛：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对于艺术史非常感兴趣，那时最想去的地方是敦煌，为了去敦煌了解艺术史，我还把敦煌每个洞库名和菩萨名都背熟了。后来偶然了解到了群雄逐鹿中原的“汉魏之际”（公元189年洛阳政变—220年曹丕登基）那段历史，不小心一头扎了进去，太多的问题在你面前展开，却又无法轻易解开，甚至完全不按照逻辑发展，所以我特别想辨析清楚那一个个具体问题，还有那整段历史的有关问题，一旦专业化就会产生执着。有的问题搁了多年，还是会让你放不下，所以只能继续研究下去了。
记者：一部“三国”，智者从中取功利，仁者从中看因果。您如何看待三国文化呢？
于涛：我更愿意从大三国的概念去理解三国文化。除了《三国前传》，下半年至明年初我会出版另两部新的著作，内容是关于后三国的。曹操是那个时代的倡导者，他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声音，也是那段历史的高峰，我会按照这种声音延续下去，尽管那时也有很多的杂音，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主流。三国的历史不长，但经历了很多事件，哪怕细微的变化都发人深省。中国的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兵家这些思想，在战国后期形成并且成熟，并从官府和学问家的手中向更下层的人当中扩散和普及。作为一个作者，我希望自己能够提炼出“三国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与广大读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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