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三国美女貂蝉死于圣人关羽刀下真相（中）
而公元204年至公元219年，长江以北出现大瘟疫（流行性出血热），死亡人数约两千万，这在当时，全国人囗约五、六千万的情况下，可以称之为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是岁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饿馁遍野，人相啖食，白骨堆积，可见情形之恐怖。如曹操那首著名的《菩里行》中所描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此外，东汉政权外戚宦官专权的情况十分严重，导致的多次宫廷政变中的相互残杀。章和二年（公元88年）和帝即位，其为新君时尚年幼，母后窦皇后临朝。永元三年（公91年），窦皇后之兄窦宪征匈奴，大胜还朝，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宪《后汉书·宦官列传·郑众传》：“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众首谋诛之。”窦宪死亡，郑众以功迁大长秋，自是常参与政事。宦官弄权，至此开始。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顺帝崩。其在位时，以皇后兄梁冀为大将军辅政。皇后与梁冀立两岁皇子刘炳为帝，是为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正月，冲帝崩，而如此之事情发生，前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皇太后梁氏与大将军梁冀又立八岁建平候刘缵为帝，是为质帝。因其年幼，囗无遮拦，在一次上朝时说梁冀：“此为跛扈将军也。”于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冀毒死质帝，另立十五岁的蠡吾候刘志为帝，是为恒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恒帝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合谋，诛梁冀。而这五个宦官因此而被封候，人称“五候”，“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单超封候后不久死去，百姓对所余四人称之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可见其权倾一时。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正月，解渎亭候刘宏被立为帝，是为灵帝，年十二岁，窦太后临朝。太后之父窦武，与太傅陈蕃，共辅朝政，并欲铲除宦官集团。但事有意外，建宁元年九月，中常侍曹节矫沼诛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并诛其族，皇太后窦氏被幽禁于南宫。于是宦官继续专权。曹节死亡后，灵帝又以张让、赵忠等“十常侍”专政。“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候。”就连皇帝本人对此情况，不以为耻，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事，当然，也许是无可奈何，竟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灵帝崩，皇子刘辩即位，年十七岁，是为少帝。灵帝皇后何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辅朝政。何进欲灭宦官集团，却被骗入宫中杀掉。何进被 杀，袁绍与何进部下发动兵变，冲入皇宫，“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面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收·何进传》）。
当然，最为严重的是董卓之乱。董卓是何进欲铲除宦官集团而召进京的，但“卓未至，进败。”董卓入洛阳，“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又奸乱公主，一如既往略宫人，虐刊滥罚，睚眦必死，群傣内外莫能自固。”（《后汉书·董卓传》）初平元年二月，其“乃徒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陆墓，取宝物。”其时，“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数千，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以上情况并非能让我们对东汉末年礼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这里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东汉时期，累世公卿家族，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这些门阀大族，是朝廷的贵族，又是地方豪强，占有大量的田地人口，形成自成一体的田庄。《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氏一公、两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当时“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中的邓氏，也是如此。《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候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渴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宫”。中常侍候览，家在山阳；小黄门段瑾，家在济阳，两人都在济北境内兴立田业，“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后汉书·宦者列传·候览传》）候览“贪侈奢纵，前后诸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顷。”（同前）。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皆为中常侍，封候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当然，话说回来，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体制。其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而形成了专业的官僚阶层，因此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互利共生的一面，又有对抗的一面，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农业的发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和铁犁畜耕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陕北东汉画像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养禽畜，以农舍做为手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通过而市集交换集散，所构成的经济交换体系，以及相应的道路网络，形成庞大的市场网。（15）
东汉时期，因庄园的规模和数量的迅速膨胀，东汉政权不得不与豪强势力相妥协。《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伍》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其“田完逾制”，已是公认的事实。仲长统在《昌言·理乱（篇）》中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固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不计其数。东汉前期，实行“柔道”方针，在施政中，“务用安静，解王葬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经过光、明、章三代四十余年的粗安岁月，由于精兵简政，减轻赋役，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这从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见：《后汉书·郡五国》注引《帝王世纪》，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户）4，279，634（户），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户5，860，573（户），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户7，645，734（户），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有户9，237，112（户），人口达5，356，229（人）。但至东汉后期，不仅宦官专政，“戎事不息”，还有长期的战争，大瘟疫的流行，据《晋书·地理志》，在恒帝永寿年间，全国有户10，677，960（户），人囗56，486，856（人）；但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减至户9，348，227（户），人囗47，566，722（人）；此为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而在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量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近5千万？徐去战争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在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几次疫的流行规模最大。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瘟疫。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持续10年，东汉皇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名存实亡，天下分崩。因兵祸不断，灾疫接踵，人口锐减。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董卓徒洛阳人口百万余到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而关东联军攻讨董卓时，“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司马朗传》）。曹操在攻徐州陶谦时，“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相尽，墟邑无复行人。”（《后汉书·陶谦传》）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户口为之减少，史载：“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载一在。”（《魏志·张绣传》）“长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三国志·陈群传》）。
曹操与吕布相持时，军队“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袁绍、袁术军队无粮，“以桑椹、蒲赢充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传》）。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末期，根株朽栏，其覆灭已是必然。后有诸葛亮对此叹曰：“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诸葛亮《出师表》）
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插入下面的一段——
也就是于此时，我们会发现，谈论起一种生长在树上的小小的昆虫，会是多么地不合时宜：“蝉，无巢无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但它却被借用于宫中之玉器的名字：“蝉是古玉中十分常见的器形，并以打孔区分它们的用途，如头上打孔的为佩蝉；腹上打孔的为貂蝉；不打孔的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是晗蝉……”（见《王敬之说古玉》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借用有一连串可被意会的暗示：因为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色女子，也叫了“貂蝉”，这显然是被人命名的，就象后世都有的歌伎一样，要取个艺名。
战火过后的积尸盈野，于天地昏暗中，枝枯叶落，有一只爬在干枯的树枝上的蝉，“无巢无穴，黍稷不食”。然而天无甘露，它也就只是象征地存在。但是她其质如玉，偏只选于“腹上打孔”，是那种命定的与宫中之事隐约相关的绝佳之色，但却来自于田野，“高洁不群”，过了若干个朝代，很久以后的人们，怎么去还原那时历史的这一幕之真实呢？
遇有异族入侵，后又被蒙古征服的中原汉族，便时常想到他们祖先的血脉，最容易先想到的就是祖先中的英雄，如吕布，当然此人在人品上是小人，不比关大爷。关公之青龙偃月刀，又句“冷艳锯”，八十二斤，有道是“酒尚温时斩华雄”，于万之众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当然，有英雄必有美人，只可惜关公在《三国演义》一出场，年纪应该并不很大，就被尊称“关公”。千里走单骑，忠心护兄嫂，是为忠义楷模之武圣，可是没有美人相映衬，仍不能解此困结，于是，元人便编出这许多的杂剧。
因为“女色”是可以成为反证其美德的道具。《关大王月夜斩貂蝉》，见于《今乐考证》等书著录，作者无考。究其由来，“斩貂”之事于史无据，也不见于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导有四折北杂剧《斩貂蝉》，列入“具品”，并引《庄岳委谈》：“《斩貂蝉》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明代王世贞曾作《见有演〈关候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诗》，诗中写貂蝉“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瘟候。”不料关大爷则闻言大怒，“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眼”，最终使貂蝉“孤魂残舞衣，腥血渐吴钩。”
如此狗尾续貂之事，竟有众多的同类型翻版，且有一定的历史之“连续性”：明代传奇《连环计》故事情节中，将“斩貂”情节揉入其中。作者为王济，吕天成《曲品》将其列入“妙品”。所道的是，董卓死后，貂蝉改妆逃到王允府中，王允让吕布与其结为夫妻，后曹操擒吕布，貂蝉自然也顺带其中。也许正是象传说中的那样，曹操为拉扰关羽，将貂蝉送给他，貂蝉向关羽献媚，却没想到被关大爷斩之。清代刊行的戏选集《缀白裘》中，有短剧《斩貂》。戏中关羽有言：“我想权臣篡位，即董卓父子；妖女丧夫，即貂蝉也。”因此而提剑斥之：“骂一声貂蝉女无义不良”，道一声“俺关公今夜里斩了他万世扬名”。如此之作，显然不是出自于英雄配美女之意，而是为了反衬关大爷不近女色之“显烈”，但却对貂蝉同为“烈女”之义举，一笔抹杀。对此，李调元《剧话》卷下引《升庵外集》语：“元人有关《关公斩貂蝉》剧，事尤悠谬。”清代毛宗岗言：“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并认为：“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当然，还有人对关公之行为做过分析，认为不可能有斩貂之事发生：武樗瘿于所编《三国剧论》中《论斩貂蝉》一文中有言“若关公者，塾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赦谓关公圣义，不此杀风景事。”（周剑云主编《菊部丛刊》）（16）各有所论，在相关问题上，不仅在于“斩貂”的故事情节各不相同，而且所作议论的“论点”又不尽相同，结论也有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似乎直至今天，关羽好象也脱不了与貂蝉的关系。如近代粤剧有《关公月下释貂蝉》的剧目上演，民间有关羽拒色故事流传：曹操白门楼擒吕布后，将貂蝉赐给关公，意在迷惑于他，不料关羽拒绝，曹操欲处斩貂蝉，貂蝉闻之悲恸，关羽斥责其“一女二嫁”之事，貂蝉辩白，关羽遂动恻隐之心，助其逃生，送其于前山净慈庵，削发为尼，关羽因此赚得个不近美色的真英雄之名。还有新编川剧《貂蝉之死》，其故事情节为：刘、关、张随曹操攻吕布，曹操水淹下邳，貂蝉为救城中百姓，遣秦宜禄送书于素有倾慕的关公，请其禀告曹操退水。关公因貂蝉有此爱民之心，而生有爱慕之意。后秦宜禄与候成，宋宪傅吕布而降，曹操缢杀吕布后，送貂蝉给关公，以笼络之。关公果与貂蝉成婚，貂蝉为其歌《倾心曲》。刘备恐关公迷恋貂蝉，遂以送礼之名，提醒其“扶汉兴刘”之大义，关公遂遣走貂蝉，貂蝉突遭此变，深感绝望，在向关公述其衷肠后拨剑自刎。
如此种种。那种不合谐的东西，似乎在我们的查找中，有些层出不穷地增多。且将这些现象背后的表述放在一边，仅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各种零碎的片断，附会、猜测、歪曲，甚至是咒语般的东西，它们各自带有不同的色彩，来自遥远的时代，或者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些民间，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传闻，让我们只要有心去贴近，就可以感到它们所带有的田野气息。如果把这些现象凑在一起，就会挤压甚至肢解了我们原来心目中的那个有关于美的脆弱的形象：她本来就是易变的和敏感的，捉摸不定，在我们以某种词汇：纯真的、善良的，晓大义和富于心智的等等，去试图因定她的形象的时候，她却如此轻易地就消失在中历史的苍茫之中，只留下奇异的一抹艳红，她是难以被表达清楚的，更难以完整去界定。
面对如此之景象，现在被假设的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些上面所说的戏，看演员如何表演，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要是不可能的话，只好在书的纸页上看完有关于此了描写——
看完以后，这些其实并非深刻的复杂，它们交织的杂乱，可以被证明的是，它们确实破坏了我们原先的感觉，也就是原先对此许多有关于此的事，不甚了解时的关于貂蝉形象的美的感受。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再问一句：有关貂蝉的形象，这种美感，在原先是真实存在的吗？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好象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
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如同对貂蝉其人是否存在的讨论一样。一位几千年来被人们口口相传中的绝代美女，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但是人人都这样说，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不是这样，人们怎么会去长久地传说呢？这样回答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貂蝉究竟长什么样，但我们认为她是最美的。
这当然是思维逻辑的循环所造成的，它在重述自己，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不过，对这样的回答可以被审视的是，对大众而言，至少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的描绘，让人们感到，貂蝉的美是真的，如同这本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流传，都被我们当成了真人一样。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说，这样一个被人们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事中的人物，虽然是美女，似乎也不值得反复去说，是的，也许再离奇的故事，也难以经受得住重复的考验，但是，细节很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仅限于我们不是亲生经历的听别人说的故事，如今至少已有两个以上版本的《三国演义》，但2010年安徽电视台的新版《三国演义》，收视率不低，正应了这句话，故事我都知道，但是细节却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从仍然从貂蝉的名字开始：
这是一个艺名，叫貂蝉。而其真名，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上称：“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这首先就很奇特，“家长”也就是丈夫，貂蝉的丈夫是吕布，这怎么可能呢，但这本书上确实是这样说的，只不过，遗憾的是，这本被很多人转引的书本身，也已经遗失。清代焦循对此还有论述，其在《剧说》引《知新录》中言：“元曲有吕布，貂蝉及夺戟争斗事……元曲所云必有据。”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好再去查对那些有关于此的资料：貂蝉成为王允府中歌伎，自宫中流散而被收养，但在入宫前，则为乡间农家女儿。这些情况，许多材料中到是大体一致的。然而，有些情况，我们却只能去假设：无论是她出生于今山西（并州）九原县木耳村，还是甘肃临洮，陕西的未脂，其来自于田间乡舍则不会错。让我们不竟会想一幕景象——
于细柳高飞之处，却是满目荒芜中零落的枯枝间，有“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唐·刘禹锡，《答白刊部闻新蝉》）的蝉鸣。那只来历不明，且又明显不合于时宜的微物，天旱时已无甘露，更无数叶蔽身，如口语之叫声“知了，知了”，竟知何事？如此“多含断绝声”，真是“历乱起秋声，参差搅人虑”。（隋·卢思道《和阳纳言含听鸣蝉》）。如司徒王允于自家后更漏三下，夜月正圆，花影婆娑的朦胧光影之中，听见的那一声啼哭，来得不是时候，正搅了心中之事，却于牡丹亭傍，发现是自家所养歌伎貂蝉，这样一次偶然中的相见，却导出了后世所叹喟的“连环计”之惊心动魄，事出巧合，却并非不合理。
貂蝉若确曾为宫中执掌朝臣所戴的貂蝉冠之“官”，自宫中流数后，为王司徒所收留，到有几分可解：因为在王允全盘托出离间董卓、吕布二人之“连环计”后，貂蝉一句“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如此言语，出自于貂蝉之囗，虽有些始料不及，但反过来想，貂蝉因此显出心智和心机的成熟和老道，必然在后面隐藏了其个不同寻常的经历，因为这种情况，与其原来出自于乡间农家女的情况，显得很不协调。此女所暗藏的天资，还有知识（对“连环计”的尽知，不用解释。）和胆略（这真是让人惊叹，应当是第二个没有想到），以及必备的技能（是如何无师自通的呢？后面应该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由此我们想到古人之隐讳。）貂蝉不仅美貌绝伦，而且心智情商，应皆高出常人，虽然有许多让人费解之处，但于非常动乱之时，天有异象，自有异常之人和异常之事出现，那一声凄凉嘶鸣的“知了”，竟知何事？
显然，如上所述有关在此之前的铺垫，是很难的让我们去理解这个人物形象的内在真实的，也就是我们难以被这些有关于此的解释说服。
貂蝉竟如此熟练地实际操作连环计的整个过程，并做为主角，超越于通常意义之上演员。在董卓和吕布二位当世魔头和三国第一好汉之间周旋，实际作等同于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去不断变脸，稍有不慎，露出半点破绽的话，便会召来杀身之祸无疑，更会让王司徒大计落空，且完全会导致更大的杀戳和血腥之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真可谓处处性命攸关，步步惊心动魄，但貂蝉竟能于笙簧缭绕，把盏言欢之际，不露半点缝隙，甚至于亲身于床弟间，曲意逢迎，让那董卓，“自纳貂蝉后，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现事。”更有者，“卓偶染小疾，貂蝉不解带，曲意逢迎，卓心愈喜。”虽了了数字，我们就是实难想也要去想其中的细节，貂单之作为，与职业美女间谍，确无二致。
不仅如此，我们在天下第一艳女出场后，接下来的续演中，是否仍然感觉到美的存在，且去期待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把我们在此段文字中有关一个动乱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此时眼帘中这幕于惊艳未醒之中的杀人之戏，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并非是这个被编造的故事的合理性在让我们会有什么感动，也不会去完全并相信是真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会让罗贯中去写这样一个故事，而是应该反过来看，是这个故事，改变了历史，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是一件天大的事——
是整个社会现实，以及董卓为乱，更皆有吕布这个如狼似虎“大耳贼”，无人能敌，此二人联手，横行于世，致生灵涂炭，哀号遍野，于民众之心中共同发出的灭杀董卓的呼声，如那首民谣谶语般的神秘暗示：“千里草，何青春，十月止，不得生。”此处用的是拆字法，“千里草”即为“董”，“十日上”是一个“早”字。而有关董卓被杀之前的“凶兆”，是在其后来死于非命前显示出来的：
王允与仆射士孙瑞谋诛卓，使端作假诏，却“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通士十馀人，伪着卫士服于北掖门内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后汉书·董卓传》），而有关“天意”之昭示：“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 记》语）也当然只一种“附会”，但其所表达的，应该是一种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共同认识，而这个“认识”本身，在我们于此的认识中，是表现为借助的是一个女子的形象，来进行表达——董卓该杀，但有吕布，便无人能杀，所以有貂蝉出现，有道是：“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宋·辛弃疾词。注：兜鍪，即头盔，借指战士。如辛弃疾《南乡子·登业京口北固亭有怀》词：“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毛本《三国演义》有诗赞曰：“司徒妙算托红粉，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一个仿佛“真仙女”一样的女子，天界下凡是形容，出现于那个乱世，并且做了一个孤独的战士。这是天意，也是历史。
是的，她很孤独，不仅在于其舍身救国的大义之举，显得与周围追名遂利之徒格格不入，除了司徒王允。但其王允欲杀董卓，很难说是完全为了匡扶汉室。在杀董卓后，王允居功自傲，“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后汉书·卷六十六》）其在杀董卓前的中平元年（公元189年）为侍御史不久，在征讨黄巾军中获胜，从农民军中搜出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书信，因此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并因此得罪张让，两次获罪入狱。大将军何进等替其求情，后被免罪释放。灵帝贺崩后其本于河内、陈留之间辗转，此时回京吊丧，便被大将军何进召见，“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宫，召允谋事，请为从事中郎”（同上），可见其与外戚何进为同党。而“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候，食邑五千户，因不让”，后进士孙端劝说，“乃受二千户”。董卓死后，“允初议赦卓部曲”，因吕布数劝之，故而生疑，未办。在处理董卓旧部问题上，反复无常，“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导致“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功”（同上），可见出自于官僚集团利益要大于国家利益的行为动机，难以与貂蝉相提并论。除此，当时的英雄们，曹操、袁绍、袁术，以及刘备等人，无不以借天子之名，行争霸天下之实，与貂蝉相比，其为一女子，舍身救国，所图何在？其取大义之行为，所表现出的理想化的境界，更不是为报司允王允收留养育之恩的动机，所能替代的。
传说：貂蝉降生人世，其出生地三年间，桃杏花开后即凋；貂蝉午夜拜月，月宫嫦娥自愧弗如，匆匆躲入云中。貂蝉身姿俏美，细耳碧环，行如风摆扬柳，静时文雅有余，蔚为大观。这些说法，虽然人云亦云，但其言说背后所表达的东西，却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清的。
与常见的与此相同的描写刻画女人之美的贯用抽象的比拟手法所不同的是，象这样的文字中有关貂蝉“细耳碧环”，以及因使用过多而变得有些概念化的“行时如风摆杨柳”的细节，让我们在有关于此的模糊感觉中，确有什么具体的部分，因清晰而将这个似乎很遥远的美人形象，拉近过来——
“细耳”就是耳朵小巧；“碧环”，指细耳上戴有很大的碧绿色玉环，这是在对面部的描绘中，以大小比例反差引起的注意：即“对比（或相反）关系”中，“‘对立’会使某一特殊的性质分离出来，使之得到突出、加强和纯化。”（17）如纪连海对此的议论：“据说，能够‘闭月’的貂蝉娘娘的耳朵极小，特别是耳垂，几乎无肉，未免难看。于是她就从耳环上弥补，经常戴那些镶有独粒大宝石的圆环耳环，不但看不出耳朵有缺陷，反而是细耳碧环。”（18）此处观点中可以注意到的是，大小对比中的“弥补”，如果恰好会处，不仅会化丑为美，另有作用的是，这个被弥补过的，有缺陷的地方引起人们注意力的集中，也就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以从此处不寻常的描写中，发现貂蝉耳朵小小的“瑕疵”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出自于有意的刻画，那么，正是这个“瑕疵”，使这个被艺术化了的美女的真实性，得到了体现。
但是，有些问题并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如果我们对上面这个问题的条件做相反的假设，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是后人有意杜撰貂蝉耳朵小这一细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样做的话，有什么目的和用意呢？
如我们前面所说，从美学上看，正因为试图“弥补”貂蝉耳朵小这一缺陷，以“碧环”的大来进行弥补，这样的做法，形成了大小的“对立”，反而强调了其小耳朵的特殊性，并使之从一般性中分离出来，这也许是古代的宫迁美容师们，原先并没有预料到的，但是，艺术家们却发现并有意利用了这一细节。
那么，如果去有意设计这幅美人的立体图，并使之动起来，成为活的生命体的话，小耳朵会隐藏些什么呢？
如果它原先并不存在，是有人设计了它的话，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还是去看另一番景象：天下大乱，三年不下雨，因干旱而使田野万物失去生机的时候，有县令还在说：树叶还没落光，就不叫旱，征说还要继续，老百姓都没法活了。但是，“三年春（初平三年），连雨六十日。”（《后汉书》卷六十六）在董卓于这年四月被杀前，这连续下的大雨，也应是一种反常。还有就是貂蝉于此之前的出现，在天不降甘露的时节里，怎么会有“得饮玄天露，何辞高柳寒。”的蝉呢？这也是在形成对比中的异象。再有就是，董卓的肥硕、粗鄙和凶残，同细腰纤巧，如曹植《洛神赋》中的描绘的，“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如此模样的现实中的汉时美女的最高级别，只有貂蝉够得上，其被置于董卓掌中，同样形成极具反差的二物之对比，但正是这种对比，使貂蝉之美得到充分的强调。
不过，要是强调的话，应该有被强调的内容。而这个的内容以美的外在形式而存在，却让我们难以说明。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与社会存在而言的“义”和“勇”，在理论中存在的完善，只有在此动乱之时，恰逢其时地被凸显出来，是一种必然，只有它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慨念的外化，选择了貂蝉做为替身，实际上并不是她做为个体存在的真实性，在后世连篇累牍的考证中，还有就是那些戏曲野史和传说中，有千奇百怪的故事情节的衍化，能够与之等同的。
这种情况的必然发生，实际上恰恰证明，之所以会有百家奇谈，莫衷一是，是因为这个虚构的形象的真实性，是难以被否定的——她是心灵于美的理想。
只有心灵中的存在，她才是无可比拟的，其惟一性在于，以“义”和“勇”的概念外化，其完善本身，是摈弃其他可能的有关于同一形象的个性存在。
事实上，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有所感悟：即便是按最苛刻的标准，去挑选美女，无论从相貌、身材和气质各方面去衡量，够得上的美女，并不可能只是一个。选美中的冠军，无论是世界小姐，还是华人世界选美第一名的MM，在事后人们的评议中，也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老见智的情况。所谓评委，他们手中并不只有一把惟一的尺子，这把人们想象中的“公平”之尺，就具体而言，纯属子虚乌有。我们每个人心灵之中，其实都有一把尺子，而它们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所谓共同的认识存在的可能，在具体表现出来时，也就是我们把自己的那把尺子拿出来时，它们不可能整齐划一，但在长短上，会有所接近，也就是相对趋同的可能，因此，同一性本身，绝不可能直接转化为个别性存在的尺度。
因此，我们会发现，只有在虚构中，貂蝉才会通过心灵的感受而存在。在现实中，她只是一个被说得委抽象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有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也就是说，任何个人，他们各自心目中真实的貂蝉，其实都是以各自依据其阅历和经验的积累，通过个人的想象去形成，这种想象可以延伸得很远，超越时间的界限，在极尽可能的无限之中，尽情地施展，让那个只有在虚幻中的完美，无可比拟，并因此而认为，这才是真，是真的貂蝉，但很不幸的是，这个我们心目中完美的貂蝉，是无法复制的，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她（做为概念）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具体的形象可以有限去直接等同于概念中完美的无限。
是那只不合时宜的蝉的出现，还是它幻化为为美的外形的存在：她的细耳碧环，给我们似近似远，却永远不会消失的美，让我们却意外地发现，罗贯中及其更多的不知名的巧夺天工之手，在他们所感受到的艺术天然的驱动力下，绘制美的画卷时，竟然有一、两处惊人的细节，正是它泄露了天机。
四、肉体政治的统治与自为中美的感性显现：貂蝉艳女形象中的附会。
我们通过书面语言，象《三国演义》中对貂蝉形象描写，还有以是戏曲、如元，明两代的杂剧，以及现代版电视剧，从百度中就可以搜索出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由演员陈红扮演的貂蝉；还有那首由王建作词，谷建芬作曲的电视剧插曲：《貂蝉已随情月去》，其中就有“为报答司徒大深恩，拼舍这如花似玉身”之句。另外还有1987年香港亚视利智版《貂蝉》，台湾中视潘迫紫版《貂蝉》，中国大陆陈凯歌导演，陈红版《蝶舞天涯》，陈红饰貂蝉。还有更早1958年李翰祥导演，林黛版《貂蝉》，港台电视剧张敏版《貂蝉》等。对貂蝉都做了形象化的诠释。再有就是百姓口口相传貂蝉，如前节中所说的那样，纵然生动，便始终都存在有一个老问题，却常常让我们难以回答——
貂蝉如此之美，那么她究竟成什么样？
戏曲和电视剧，虽然是由真人扮演，但毕竟千人千般模样，要看真的貂蝉，我们仍然只能从那些最接近接于那个时代的古人们的描绘中去认识。
《三国演义》中另有一首描写貂蝉的诗：
红牙催拍燕飞忙，一片行云到画堂；
眉黛促成游子恨，脸容初断故人肠；
榆钱不买千金笑，柳带何须自宝妆；
舞罢隔帘偷目送，不知谁是楚襄王。
此处之楚襄王，宋王《高唐赋》曰：“昔者楚襄王与宋王，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令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义？’王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偿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忱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为后世暗喻男女性爱之事“巫山云雨”一词的由来。而宋玉另有《神女赋》，有关于神女之貌，“王曰，‘状何如也？’玉曰：‘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惮形。’”这是总体的感受，而“详而视之”者，“振绣衣，披裳，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婉若游龙乘云翔。”于是王命其“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于是有细节上的描绘：“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湿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郎兮，多美而可视。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等句。而有关于如此之仙女，《神女赋》于其序中，对于美女的评价中，却有“性合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之句，这不能不让人觉的不协调之处，有关于此，留待稍后再说。
如前面所引《三国演义》中这首描写貂蝉之美的诗，诗比拟，暗示，尽其可能以调动我们的感官，但却不能让我们象看电视那样，能名很轻松地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貂蝉。以诗歌本身所极尽之能事，除了让我们的感得到诗所带给我们的与意境之美外，如前面所引宋王对神女的描绘，以其“详而视之”之下，神女之目、眉、唇，丰盈之体态，“苍湿润之王颜”，应该是具体的，其惊艳之清包，倒另有些让人叹其才华，而美不胜收的诗句本身，对那个巫山神女究竟是何模样，仍然是难解其详，这似乎有些不可理喻，但事实如此，宋大才子的所耗笔墨，难以直接等同睛画，其诗如画，只是形容，由此似乎只能说，是诗本身的局限，同时也就是语言本身的局限，才会有这样的尴尬。
诗显然不象雕塑和绘画，“通过石头和颜色之类造成可视的感性状态。”以及不同于音乐，“通过受到生气灌注的和声旋律，”来让我们体会到美，“显现一种内在的外表，”“所以诗人的创造力表现于能把一个内容在心里塑造成形象”“因上，诗把其它艺术的外在对象转化为内在对象。”（19）显然，我们原先那种希望通过书面语言或囗头语言，以“兴叹不足而歌咏之”的诗，去看见貂蝉究竟长什样的企图，如同楚襄王貂蝉究竟长什么堆与企图，如同楚襄王之问：“状如何也？”虽宋玉之才，极尽繁词丽句铺张之能事，终不能完整地复原神女之真实形象，如同貂蝉，没能留下一张照片，终为憾事，这是这样的遗憾，只可做为段子，编成短信去发，不能当真。
但是，话又反过来说，通常我们又会发现，就即便是有了照片，我照见到真人时，也会觉得“画不如人”，因此再去感叹怀生不在当时，要是真有时空遂道多好之类的感叹，可做笑谈到是不错。
不过，似乎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局限，给我的想象留下余地。貂蝉以后的两千多年，后人皆以其为天下第一艳女，是一种共识，虽然也包括人云亦之的盲从，也就从“观念上”去附合别人的说法，但是，这是经不起问的，如果去问，貂蝉之“艳”从何而来，第一又从何谈起？恐怕就会有这许多的话。
这个问题，也许通常只会在一问之下，不了了之，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恐怕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我们试图对历史和那些有关于美的东西，有一番了解的话，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是别有意味的开头。
文章摘自 《那些利害攸关的事：貂蝉艳美形象背后的隐秘》 作者：红粉飘零我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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