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皇叔眼泪收人心：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
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玄德问计于孔明。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方才上马。
《三国演义》通过多个篇幅表现了刘备仁主形象。上述片段是最为让人感动的一个，虽然“欲投江而死”的行为太过于做作，不可使人信，但是作者始终把这种形象作为创作这个人物形象的主要方向，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演义的开篇即有体现，刘关张桃园结义时的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陶恭祖三让徐州，曹孟德大战吕布”）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沧，单福新野遇英主”）
从建安六年（公元二○一）到十三年（公元二○八），刘备寄居新野达七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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