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归晋系列：吴国的彻底灭亡
晋灭吴之战发生于晋武帝太康元年、吴末帝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三月。晋在夺占长江上游的同时，以主力大军攻占了吴扬州长江北岸地区，直逼吴京师建业。晋8万大军攻入建业城，逼降吴主孙皓，一举灭亡了东吴政权，重新统一了中国。
占据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捣建业，历来是晋国的战略主张。因而，晋对争夺长江上游十分重视，晋武帝派出他最优秀的战将羊祜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以与吴名将陆抗相持；以另一得力战将王浚为益州刺史，在蜀地训练水军数万，大造舟船，为顺江而下伐吴，积极创造条件。
羊祜在荆州地区的备战相当充分，他推行亦兵亦农政策，屯田积谷，使“军无百日之粮”的襄阳，到伐吴之前积谷已足够10年之需。他积极训练士卒，制造兵器，不断增加部队的作战威力。他推行的分化瓦解吴人的政策，收到了巨大的心理效果。羊祜死后，晋武帝又派其名臣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军务，继续加紧准备攻吴。
东吴在蜀汉灭亡后，已处于唇亡齿寒之险境。吴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到晋国下一步，的作战企图在于吞并吴国，只是由于受长江天险的阻隔，加之力量暂时不够，正在休养待机。因而，这些人士深深预感到局势的危险性，不断向吴主提出休养生息，清明政治，加强经济实力的建议，请求孙皓增强长江上游的防御力量，以遏止晋军顺流而进的企图。晋武帝泰始十年、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吴大司马陆抗上书吴主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边陲，地处长江上游，且两面受敌，若敌水军顺流而下，昼夜疾进，难以抽调他处兵力驰援，此乃社稷安危之大事，非比遭受局部侵犯之小事，臣父陆逊也曾上言，称西陵为国之西门，虽然易于防守，但也易失。若守之不住，非但失去一郡，荆州便会随之失守，为此陆抗建议，向长江上游增派精兵3万，使整个兵力增至8万，同时建议省去各种杂务，协力防守上游。如不这样，便令人忧虑不安。孙皓这个凶残昏聩之君，听不进忠臣良将的直谏，对晋即将迫在眉睫的大举进攻威胁，置若罔闻，既不增兵防守各地要冲，也不加强应有的戒备，为晋军的胜利进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晋吴两军的作战序列
晋军作战策划
晋军灭吴之战，总的战略策划是出动6路大军，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进击。
西晋以夺占长江下游做为灭亡东吴的主要作战方向，故在下游地区出10多万大军直逼建业。以安东将军王浑率扬州诸军10多万之众，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向江西（今安徽和县）出横江渡口，占据长江之北岸地区；以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仙率领徐州诸军数万，自下邳（今江苏睢宁北）向涂中（今安徽滁州）进击。晋军这一兵临建业，占据长江北岸的作战策划，如能顺利实现，则其第一步便沿长江对建业构成了半环形包围，待上游诸军乘胜东下后，便可一举会师秣陵，夺占建业。
在长江上中游出3路大军，从西面和北面水陆并进，首先占据西陵、江陵、夏口等地，然后乘胜顺流东下，直捣建业。
晋军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率荆州诸军，由襄阳南下，直取江陵；以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王戎率豫州诸军自项城（今河南沈丘）穿越今大别山南进，攻取吴江夏、武昌两郡；以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唐彬率军7万，水陆并进，顺江东下沿江攻取西陵、江陵，并以陆路袭取武陵（今湖南常德），会师于巴陵（今湖南岳阳）。平南将军胡奋兵出夏口后，归属龙骧将军王浚指挥。晋军这一作战策划显然是相当周密的，它既适应了晋军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具体情况，又便于对吴军各个击破。晋灭吴的作战经过
晋武帝太康元年、东吴天纪四年正月，安东将军王浑所统率的10多万大军向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方向进军，派出参军陈慎等率部分兵力攻击寻阳（今湖北武穴东北）；派殄吴将军李纯率军向高望城（今江苏江浦西南）进攻吴军俞恭部。正月二十五日，李纯占领了高望城，击破俞恭军，推进至横江以东，夺占了渡江的有利渡场。与此同时，参军陈慎军攻取了阳濑乡，大败吴牙门将孔忠等。吴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等率部众降于晋军。
二月，吴主孙皓得知晋王浑率大军南下，即命丞相张悌统率丹阳（今江苏南京）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兵3万，渡江迎战，以阻止晋军渡江。张悌军行至牛渚（今安徽当涂北采石），沈莹向其分析晋军来犯的形势时说：“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据此，沈莹建议，应集中兵力于采石，等待晋军前来决战，若能打败晋军，即可阻止晋军渡江，还可西上夺回失地。如若渡过江去与晋军决战，不幸失败，大势必将去矣。但张悌却认为，吴国的即将灭亡，人人早已看清，并非今天才知晓。这样，晋兵一至，众人心中必然恐惧，难以再整军出战。趁着现在晋大军未到，渡江与其决战，或许还有希望获胜。如若战败身亡，为国牺牲，也就死而无憾了。假如我能战胜，北方的敌人逃走，我军声威便会大震，那时乘胜南下，迎击西来之敌，定能制胜敌人。若依照你的计划，坐等敌人前来，恐怕部队早逃散了。于是，张悌决心率军渡江迎击晋军。三月初，张悌军渡江后，于杨荷（今安徽和县）正遇王浑部将城阳都尉张乔率7000兵马赶到，张悌军随即将张乔军包围，张乔兵微势弱，便闭寨请降。副军师诸葛靓认为，张乔是以假投降行缓兵之计，拖延时日，等待后援，我应急速进兵予以歼灭。但张悌却主张放过他们，因为强敌在前，不可因小敌而出战。于是接受张乔投降后，率兵继续前进，随即与王浑主力部队之司马孙畴和扬州刺史周浚军列阵相对。吴将孙莹首先率领5000精锐向晋军攻击，3次冲击均未奏效，被晋军斩首二将，不得不退兵。晋军则乘吴军退兵混乱之机，以将军薛胜、蒋班率军追杀，吴军大败。此时，伪降之张乔军又从背后杀来，吴军溃败而逃。诸葛靓见大势已去，收集败兵数百逃回江南。张悌不肯逃走，与沈莹、孙震力战而死，吴军3万多人，被斩近8000人，余皆逃散，晋军遂胜利推进至江边。此时，扬州别驾何恽向扬州刺史周浚建议说，张悌率东吴3万精兵，被我歼灭，吴国上下震惊，现龙骧将军王浚已攻下武昌，乘胜东下，所向皆克，吴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我应速挥军渡江，直捣建业，大军突然而至，定能不战而逼降东吴。但王浑听到这一建议后则认为晋帝只命他出兵江北，以抗吴军，如果渡过长江，就是违背君命，即使作战获胜，也难以获赏；但若失败，必获重罪。于是，王浚坚持按原诏令，就地等待王浚军的到达，然后再统一节制王浚等军渡江作战。何恽再次向王浑建议说，将军身为上将，当见机而进，岂有事事等待诏命之理。王浑仍不听从。
琅邪王司马仙所率的一路大军，自正月出兵以来，迅速进至涂中后，令琅邪相刘弘率兵进抵长江，与建业隔江相峙，以牵制吴军；同时派长史王恒率诸军渡过长江，直攻建业。王恒军进展顺利，一一击破吴沿江守军，歼灭吴军五六万人，俘获吴督蔡机。王浚军在长江上中游获胜之后，便挥军顺流而下，三月十四日到达牛渚。当进至距建业西南50里时，吴主孙皓才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1万前往迎击；但吴军此时已成惊弓之鸟，张象的部队一望见晋军的旌旗便不战而降。王浚的兵甲布满长江，旌旗映亮天空，声势十分盛大，继续向前推进。
原先吴主派往交趾征讨郭马的将军陶浚，行至武昌时，听到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便停止去交趾，返回了建业，此时，吴主孙皓便授其符节，命其率军2万，迎击晋军。结果，2万军队出兵前夜便逃散一空。
此时，王浑、王浚和司马仙等各路大军已逼近吴国京师建业长江的北岸，吴国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宴等交出印信符节，前往王浑军前投降。吴主孙皓见自己内部已分崩离析，便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分别派遣使者送信给王浑、王浚、司马仙，请求降服，企图挑唆3人互相争功，引起晋军内部分裂。使者先把印玺送给司马仙。王浚此时正挥军直进，三月十五日行至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时，王浑派使者命其暂停进军，王浚不理，借口风太大，无法停船为由，扯起风帆直冲建业。当日，王浚统率水陆8万之众，方舟百里，进入建业。吴主孙皓反绑双手、拉着棺木，前往王浚军门投降。至此，晋军连克东吴4州、43郡，降服吴军23万，东吴政权宣告灭亡，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也随之结束。
评 析
晋武帝司马炎，在灭亡了蜀汉，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之后，终于以6路大军，水陆并进，直捣东吴京师建业，一举灭亡了东吴政权，使中国自东汉末年开始长达90年的战乱和三国鼎立纷争的局面宣告平定，中国又重新统一于一代新的封建王朝治理之下，这一统一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社会前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建国57年、占据长江天险、拥有精共20多万的东吴政权。为何在西晋王朝的一击之下，便冰消瓦解，虽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但归结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
政治极端腐败 吴国自末帝孙皓当政以来，昏庸残暴，任意杀害臣民，动辄扒皮，挖眼，惨不忍睹，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民间谣传章安侯孙奋应成为天子，孙皓便将孙奋和他的5个儿子统统处死；豫章太守张俊因替孙历之母扫墓，也被孙皓下令车裂，吴中书令贺邵因中风，不能说话，数月无法上朝，孙皓怀疑他装病，命人严刑拷打后，割断他的头，加以焚烧。孙皓还特别重用奸佞谄媚之徒，张俶因常进谄言、诋毁别人，十分被宠信，多次升官进爵，成为司直中郎将，进封侯爵，于是造成了官吏和民间互以私利为目的竞相诬谄的混乱局面，致使监狱暴满，全国上下一片恐怖气氛。
孙皓还特别憎恨胜过他的人，侍中、中书令张尚，口才捷利，雄辩超众，孙皓便借故收捕张尚，欲处极刑，公卿以下100多人叩请孙皓减免张尚的罪行，孙皓当时假意应允，但将张尚送至建安后，终于将他杀死。孙皓每次宴会群臣，都强令大臣喝得烂醉，然后再让他们互相告发罪行，或立即处死，或剥下面皮，或挖出眼睛，君臣上下尔虞我诈，如此一个统治集团，自然四分五裂，人心丧尽，这就不能不从政治上注定东吴政权的必然失败。
当然，司马氏统治的西晋，也并非什么清廉之邦，只是政治上的腐败程度稍逊于东吴而已。然而作为西晋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在发动灭吴战争之前，与东吴孙皓类比，则尚属稍具政治头脑之士。因而，西晋的统治集团便远较东吴统治集团为强，它依靠一批谋臣良将渚如羊祜、杜预、王浚、张华等的辅佐筹策而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
疏于起码的战争准备 “宁可千日无战，不可一日无备”是自古以来兵家重要的战略思想。司马昭在灭蜀汉后，便明显地暴露了进一步并灭东吴的企图。对此，吴国的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多次向吴主孙皓建议加强军备，增强沿江战略要点的防御力量，切实防止西晋的突袭。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吴建平太守吾彦发现长江上游飘来大量木屑，便预知了晋正大造舰船准备顺江东下灭吴的企图，向吴主孙皓建议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军兵以塞其冲要。”晋武帝泰始十年、吴末帝凤凰三年（公元274年），当吴国大司马陆抗病重垂危之际，又向孙皓建议，将长江上游防守兵力增至8万以巩固西陵、建平等地的防备。但这些关键性的建议均被孙皓置之不理。
而晋则在灭掉蜀汉之后，立即着手稳定内部，增强经济实力，力求富国强兵，利用17年的时间，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西晋特别针对东吴占据长江天堑的有利地势，接受曹魏时期“武骑千群”无用武之地的教训，以将军王浚在蜀地训练水军，大造战船，做好顺江东下的一切作战准备。这样，便使本来已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和军事实力诸多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的西晋，如虎添翼，为夺取灭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战略策略的失误 东吴统治集团临战前多年，既失之干对西晋战略动向的研究，失 去了针对西晋的战略企图采取相应对策的宝贵时机；又在战略指导中着着失误，致使拥有20多万大军，占据半壁河山的东吴不到2个月的时间即被西晋横扫而亡，这在古代战争史上成为不多见的惨败记录。本来，东吴并非居于绝对的劣势，即令是战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假如能在临战中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也不致于如此迅速的彻底灭亡。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东吴只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即有可能阻止西晋的推进：一是立即增强长江上游建平、西陵一带的防御力量；另一条是集中兵力于建业附近，加强沿江守备，以逸待劳，坚决阻止敌人渡江登岸。可惜东吴统治集团缺乏起码的战略决策头脑，计不及此，致使西晋王浚的水军顺江而下，如入无人之地，迅速与其东面的3路大军胜利会师于建业江面，对东吴京师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东吴丞相张悌所率的3万精兵，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不顾部将沈莹的劝阻，拒绝在江上机动御敌而渡江北上，这对濒临陷落的建业危局无疑于釜底抽薪，帮了晋军的大忙。
从西晋方面看，司马炎对灭吴战争的战略策略的运用则是相当出色的。战前，多年来西晋便采取了瓦解东吴军民斗志的一系列策略，临战中它又进行周密的作战策划和部署，以六路大军东西对进，三面齐攻，有主有从，战略上的协同和配合环环相扣，甚为默契，做到了计而后战，稳操胜券。
士气低落，军无斗志 吴军士气的低落由来已久，这是其政治极端腐败、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战前便不断发生吴军将士投降西晋的事件；当王浚军顺流东下，吴主孙皓命游击将军张象率1万水军前往抗击王浚军时，张象军一见西晋军的旗号便全部投降了西晋；吴将陶浚奉命率军2万与晋军作战，要出发的前天晚上，部众也逃散一空，吴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晏等人未等晋军逼近，便主动交出符节印信而降。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吴军军无斗志的惊人状态，这样一支军队自然无法与晋军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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