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吴的“血滴子”：校事
曹操设置“校事”，到处刺探隐秘。这些校事情报灵通、身手轻捷、忠诚任事；但这些校事逐渐演变成为所欲为、滥用权力，终至肆行淫威、陷害无辜，严重地破坏了朝政与体制。
三国职官，大都因袭汉制。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三年，回到许昌，初置军师祭酒。这是司空的僚属，也是曹操置官之始。
后来出现一种特殊的官员，其职司类似明之东厂、近代的密探（也即秘密警察），这就是校事。曹操所以设置此职，就为了广耳目、刺隐秘，和他的性格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特点正相符合。校事的头目有卢洪、赵达，当时军中就有这样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就反映了他们的可怕面目，也是属于鬼见愁一流人物。这些人的来历，正史上都没有记载，常常是忽然出现，当初想必也是用秘密方式搜罗到的。他们的情报灵通，身手轻捷，对人主绝对忠诚，人主也给他们以特殊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予取予求，然而朝廷的正常职权也给他们破坏了。
高柔为曹操的法曹掾时，就向曹操进谏说：“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法曹掾管的是司法上的案件，自然会与校事的活动发生冲突，曹操却回答说：“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曹操的话倒很坦率，似乎也不算错，例如将全副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君子能做得到么？这中间还有一个德操问题，贤人君子不能不考虑，校事却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高柔对校事一直在斗争着。曹操逝世，曹丕登帝位后，猎法甚严。有个宜阳典农（校尉）刘龟私自在禁苑*猎，这当然是违禁的，刘龟的功曹（助手）张京便到校事那里去告发，校事也立即向曹丕“刺举”，曹丕故意隐匿告密者的名字，高柔就上表要求公开告密者的名字，这当然也是故意这样做的，曹丕大怒说：“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殿，廷尉便当考（通“拷”）掠，何复请告者主名，吾岂妄收龟邪？”高柔说：“廷尉，天下之平也（按，此本张释之语），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高柔认为，曹丕这样做，不是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曹丕只得将告密者的名字公开，并将各人处以应得之罪。
张京的告发并没有错，但应该到执法部门去告，不应告到校事那里。这一程序，张京应该是知道的，现在这样做，无非想谄附校事，因而也是错的，高柔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黄初初期的数年间，吏民被校事刺探的案件多至以万计，高柔估计其中必有诬陷，便上表要求核对虚实，有些因过失而犯禁的，高柔即用罚金处分。
从曹操到齐王曹芳时是第四代，而校事愈加猖狂，黄门侍郎程晓乃上疏痛陈校事之祸，大意说：远览典志，近观秦汉，从无校事之官干扰朝政的。当初武皇帝创置校事，原是权宜之计，然检御有方，尚不至放纵。后来渐蒙信任，便成祸患，上察宫庙，下摄众司。他们的权力，没有什么界限名分，只是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如今朝廷各个职官，都是从贤才中选拔出来的，“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
这是论校事罪恶最痛切的一篇，也是密探史上的重要资料，一般读《三国志》的人不一定注意到。疏中提到曹操创置此职，似也隐讽其作俑之过，程晓传中就只载这篇疏文。当时因为司马氏专权，任校事的都是曹魏旧人，因而便撤销校事之职。
可是曹魏之外，孙吴也有校事（亦名典校郎），因为这种秘密活动，效果自然比公开的强，光凭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的官员们能够得到多少情报？特别是对大臣的隐事，更要用秘密手段。吴国校事中的著名人物为吕壹，《吴志·孙权传》云：“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
这里且举两个故事。
吕壹诬告前任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孙权怒而收刁嘉于狱。但“谤讪国政”云云，原是一句极为抽象的浑话，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所以还要追究有没有听到过的人。受株连者因害怕吕壹的淫威，都说听到过的，独有侍中（皇帝的顾问）是仪说“无闻”，于是穷追数日，诏旨亦特别严厉，是仪对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因而“据实答问，辞不倾移”，即仍不改变他原来的“无闻”答辞。孙权没法，只得罢休。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八云：“若辞有倾移，亦并得祸，巧者不皆可幸也。”说得很深刻又很风趣，意思是，如果胡乱承认听到过的话，是仪本人也会得祸的：身为大臣，怎么不先来举发？
由于校事横行，连丞相顾雍也被举发，并被禁止进入殿省，行动不得自由。黄门侍郎谢宏与吕壹交谈时，曾问道：“顾公事何如？”吕壹答道：“不能佳（不妙）。”宏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宏曰：“得无潘太常乎？”壹良久曰：“君语近是也。”宏调曰：“潘太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吕壹害怕了，只得不再陷害顾雍。何焯云：“此宏之巧于解元叹（顾雍之字）之结也。”但丞相任免，权操校事，亦见吕壹这时的声势。
潘太常指潘浚，当时与陆逊同驻武昌，举奏百官之罪非太常职分，所以谢宏这样说。《通鉴》卷七十四，此句作“但道无因耳”，无“远”字，意思是：潘太常对你切齿痛恨，只是他现在的职权没法收拾你。
但潘浚确实想为国除害，甘愿以身抵偿，准备在大宴群僚时手刃吕壹，吕壹得知后，便托病不赴，可见他情报之灵通。
那么，吕壹最后又是怎样的下场呢？
孙权嘉禾时，始铸大钱，一当五百。这时驸马朱据任左将军，他的部曲（私人部队）应该可以受钱三百缗，却被工匠王遂诈欺而得，吕壹疑心是朱据实取，便拷问朱据的军吏，后者就此死于棍下。朱据哀其无辜，厚棺殓之，吕壹又告发这个军吏必替朱据隐瞒，所以朱据这样厚待他。孙权多次责问朱据，朱据没法说了，只好坐在草堆上待罪。数月（《通鉴》作“数日”，当是）后，典军之吏刘助了解这一案件的内幕，便向孙权上言，说是被王遂诈欺，孙权大为感悟，说：“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吕壹之罪，赏刘助钱百万。
吕壹下狱后，顾雍因为要断狱，前往探问，和颜悦色，问吕壹情状，又对他说：“君意得无欲有所道？”壹叩头无言，这时尚书郎怀叙当面辱骂吕壹，顾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顾雍究不失大臣风度。
由于孙权多疑，吕壹不敢将话向顾雍全盘说出，生怕说出后，一些大臣衔恨吕壹前事，像他那样向孙权告发，反而加重处罚，因为他还是想活命的（最后是被斩）。也就是说，当初吕壹受到孙权宠信，怂恿他刺举大臣时，一定向他拍过胸、给他壮过胆的，不然的话，吕壹不过一校事，怎敢这样胡作妄为？是仪、朱据等，差一点不就成为冤案中人？可是这时他已沦为阶下囚，什么话也说不响，还敢说到孙权头上吗？
孙吴校事的祸患，并不下于曹魏，所以左丞相陆凯病重时，上书孙皓，中有“夫校事，吏民之仇也”语，至孙亮时，诸葛恪为太傅，乃将校事罢废。
由于校事对什么都不放过，连酒业也要垄断，因而常常发生“侵官”事件，与大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但人主又需要大臣同心辅政，如果大臣纷纷怨恨离心，影响朝政，人主也是害怕的，何况错在校事，曹操也只得杀校事以谢高柔，这也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吾乡俗语所谓“酱里虫，酱里死”。校事这一职务本身，注定他们要犯众怒。但无论宠信或惩罚，只有极峰的君主能操生杀之权，像潘浚那样欲手刃吕壹，自己就要准备送掉老命。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抗战胜利后，《申报》的文史周刊上，登载过胡适谈校事之文。时值军统横行，胡先生此文，或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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