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记录的历史都是史学家选择后的记录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向群臣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刘邦手下的功臣王陵第一个起来回答刘邦：“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可是，我们遍读《史记》《汉书》的有关纪传的记载，找不到项羽“妒贤嫉能”的任何证据。王陵所举的“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四个重要方面，我们在史料中一条也找不到。王陵是刘邦的同乡，此公的最大特点是为人鲠直。刘邦临终之际，吕后向刘邦问及相国人选，刘邦给出的答案是：萧何之后曹参，曹参之后王陵。可见，刘邦对王陵非常器重。吕后大封诸吕之时，王陵第一个站出来义正辞严地以“白马盟誓”驳斥吕后，坚决不主张封诸吕为王。吕后气得牙根直痒，但是，王陵此时身为右丞相，而且高举的又是刘邦定下的规矩，吕后非常无奈。此时的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都迎合吕后，同意封诸吕为王。王陵因此义愤填膺，怒斥陈平、周勃。这么一位鲠直的大臣应当不会无端造谣诬陷项羽、取悦刘邦，因此，王陵所言一定有凭。但是，司马迁、班固硬是没写。无奈！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封萧何为天下功臣第一，曹参为功臣第二，接着又封了第一批功臣，但还有一大批功臣未及封。有一天，刘邦站在宫殿与宫殿相连的通道上，看见手下的大臣三三两两的在一块儿议论纷纷。刘邦挺纳闷，问身边的张良：他们在谈什么？张良回答：他们在谈谋反。刘邦一听，吓了一大跳。忙问张良，他们为什么要谋反？张良回答：“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张良之言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张良所说的“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这两句话，份量不轻！前者，我们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曹相国世家》中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所诛皆生平所仇怨”一句，遍读《史记》《汉书》，均未见任何记载。张良此言是对刘邦所问的回答，如果张良瞎扯，刘邦肯定不会同意张良的判断。事实上，刘邦一听，顿时吓呆了，忙向张良问计，可见，张良所言刘邦统统承认，其中包括“所诛皆平所仇怨”。但是，司马迁、班固更是没记。无奈！
评点：真实的历史一旦流逝，就再也无法重复。记录的历史永远小于真实的历史。我们能够做的永远只能是还原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真实的历史未被史学家所记录，因此，全面“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
值得深思的第二点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为什么要选择？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面对杂乱无章的史料，史学家撰写历史必然要有选择，即使让我们写一段当代史也必然会有筛选；但是，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家本人。首先是史学家个人的偏好。这种个人偏好受时代环境、个人经历、意识形态、心理状态、美学追求、撰写动机、史学修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同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史学家的笔下，呈现出来的形象差异极大。对所爱之人，必然有所回护，甚至会有删除。对所憎之人，必然会详加记录，甚至采用野史传闻。史学家本人的道德水准实在是至关重要。中国古代一值崇尚良史，就是因为古人懂得，记录历史一定要尽量客观、公正。
由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都是史学家记录的历史，所以，当我们阅读这些历史文献时就不能不多问几个为什么；否则，我们可能会受到历史文献的误导。但是，我们今天了解那个久远的历史又只能依据这些历史文献的记录，离开了这些记录，我们对那些久远的历史可能会更加茫然。
既要依赖传世的历史文献，又不能绝对盲从历史文献，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解读历史的学者的基本要求。伴随着传世文献的流传，目前不少考古发现中又出现子大量的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弥补了传世文献的部分不足，对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有了不少帮助。但是，出土文献更是一种偶然，它绝对不可能完全弥补传世文献的诸多不足。
由于历史是历史学家选择性记录的产物，那么，历史学家如果刻意隐瞒某些事实，就会在记录历史时“手下留情”。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阅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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