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史上最具胆识的时事评论员
通过写文章、发议论，针砭时弊的人，现在被称为“时事评论员”。其实，这样的“时评人”历朝历代都大有人在。尧时有舜，尧乃以舜为荣；殷商时出了个比干，纣王却以为耻，要了比干的命。汉武帝时，儒生董仲舒、史学家司马迁都曾做过“时事评论员”的角色，汉武帝生气归生气，并未赶尽杀绝。唐代魏征更厉害，敢与李世民当面叫板。到了文人士大夫地位高涨的宋明两代，朝野间忧国忧民的“时事评论员”就更多了。
做“时事评论员”，是个得罪人甚至得罪当局的差事，需要才气加胆气，有胆有识，目光锐利，洞察力一流，要敢说敢写，说别人不敢说说不出的话，写别人不敢写写不来的文。以此为条件来评选史上最有胆识的“时事评论员”，赵炎认为，非三国时期的孔融莫属。
孔融的才气，那是没得说。《后汉书·本传》称孔融“幼有异才”。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吃梨要拣小的拿”；十岁的时候，居然与当时名流河南尹李膺“攀通家之好”：孔融祖先是孔子，李膺的祖先是老子李耳。中大夫陈韪对孔融的“异才”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小时候聪明，长大后就不一定了”，孔融立即反驳：“想必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把个陈韪羞得无地自容。十三岁的孔融就“博涉阔览，渐为州里所重”。成年后，孔融更是才华横溢，文名远播，诗歌文章均为当时称道，特别是他的文章，被《典论·论文》叹为“扬（雄）、班（固）俦也”。魏文帝曹丕非常推崇孔融的文章，悬重赏在民间征集，有上交者“辄赏以金帛”，并把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蔡邕之后，在汉末文坛，孔融的领袖地位无可争议。
一个人在笔杆子上的功夫很是了得，他就具备了做一个“时事评论员”的基本条件，至于胆气嘛，需要慢慢培养，且与个人性格有关，勉强不来。孔融的性格特点可以用一个“狂”子来概括，有点像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狂得几乎没边了。杨过敢于狂，是因为他有真功夫，别人打架打不过他，还有郭靖、黄老邪做靠山。孔融敢于狂，也是有本钱的，他是孔夫子的后代，自己又是文化名人，满肚子真学问，既有话语权，又有号召力。正是因为这个“狂”字，成就了孔融的杰出“时事评论员”之历史地位。
孔融是孔子的后人，是汉朝的官员。孔子一生都在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观，汉朝更是以孝立国，“举孝廉”是基本的国策，偏偏孔融要与老祖宗和朝廷对着干。他认为“父父子子”的孝道是站不住脚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翻译成白话就是，父子之间能有什么亲情呢？父亲的本意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罢了。母子之间的情形就好比东西放在瓶子里，出来了也就一了百了。这样的时评议论，慢说是在封建社会的汉末，就是在今天来看，依然是非常离经叛道的。不信的话，可以发个类似的帖子到网上试试，包管会被口水淹死。可见孔融是多么的狂妄。也就是因为当时朝廷遭遇黄巾之乱，自顾不暇，腾不出手来理会他的狂言，否则早已将孔融法办了。后来曹操还是以此为主要借口之一，旧账新算，杀了孔融。
袁术称帝，曹操想搞株连除掉太尉杨彪，理由是杨彪的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此议一出，孔融第一个不同意，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去找曹操理论：“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按说，孔融搬出的道理实际也站不住脚，有些强词夺理，还有些耍无赖的意思。古代叛逆株连九族的例子多的是，何况儿女姻亲？曹操杀杨彪一点也不过分。曹操后来还是接受了孔融的说法，没有杀杨彪，心里却一定怪孔融多事。
官渡之战后，曹操把袁绍的儿媳妇甄氏赐给曹丕为妻，本来是曹操的家事，换做是现在，民间舆论也最多八卦一番，怎么着也上升不到时事评论的高度。但是，孔融偏要当成时评来调侃，还引经据典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看到评论后很是惊讶，因为孔融博学，还以为真的有此典故，就傻乎乎地问孔融出处，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原来是孔融在杜撰经典讽刺曹操。这个玩笑就开大了，拿时评文章来“八卦”人家的家事，是要引发名誉官司的。曹操就算有度量，不与孔融打官司，生气是必然的。
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无法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供应严重短缺。曹操为节约粮食，颁布了一道禁酒令，因为酒是由粮食做的。针对这道禁酒令，孔融写了评论文章进行批驳，他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意思是说：“天上有颗‘酒旗’星，地下有个‘酒泉’郡，人有海量称‘酒德’，帝尧‘千锺’称圣人。而且夏桀和商纣王是因为女色亡的国，那你怎么不把婚姻也禁止算了。”这就摆明了要与曹操、与朝廷对着干，不加以惩处是不行了。于是，有御史大夫叫郗虑的出来弹劾，朝廷免去了孔融的公务员身份。道理明摆着，你孔融想做“时事评论员”，那么你就别当官了。
给孔融带来杀身之祸的一篇时评文章，是他针对曹操的“奉天子以从诸侯”的策略而写的，主张“尊崇天子，扩大君权，削弱诸侯权势”。这样的议论就很不识时务了。不是政客的孔融，写写时评文章出出风头是可以的，曹操或能容忍，发如此露骨的“政见”，曹操说什么也要杀他，简直如同找死。“尊崇天子”的说法还不算什么，曹操一直亲力亲为，否则无法“挟天子以从诸侯”。但是，“扩大君权”四个字是万万提不得的，如果汉献帝的权力大了，曹操怎么办？
看孔融被杀的罪状就能知道个大概。第一条是“在北海郡时，看到天下大乱，召集队伍，想夺刘家天下，自己做皇帝”。这完全是莫须有的，孔融在北海自身难保，是刘备救了他的命。第二条是“对孙权的使者毁谤朝廷”。这也没道理，孔融是在说曹操个人的坏话，没有诽谤朝廷。第三条是“在朝里，不守礼节，常常不戴帽子走进宫廷”。这说得过去，因为涉及朝廷礼法，但是，毕竟只是生活小节，还上升不到杀头的高度。第四条是“和祢衡互相标榜”。这纯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不至于杀头吧。第五条是“不孝。”这是最致命的理由，置孔融于死地足够了，但是，孔融讲这话的时候是在董卓乱政之前，几十年都过去了，怎么重提旧账？曹操杀孔融的五条理由，一条也没提及孔融关于“扩大君权”的那篇时评文章，这明显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而弥彰的意味。
孔融的辛辣时评，大多针对的是曹操，因为曹操是当权派。后代史学家认为，孔融和曹操的纠缠不休，骨子里有着“政见不同”的烙印，说孔融是“清议复古派”，是“忠于汉室正统”，说曹操是“改革派”，是“想窃取汉室江山”。赵炎以为，这样的论述有些牵强。孔融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人，是做学问的，虽说也做官，却不能称为政客，他能有什么“政见”？即便偶尔提出与政治沾边的话，也只能算是“清议”。朝廷姓刘或者姓曹，孔融多半不会计较，他也无力计较，最多和现在的那些“时事评论员”一样，发发议论，逞逞口舌之快拉倒。孔融之死，与他的才气有关，曹操有些嫉妒他；孔融之死，更与他的胆气有关，他把曹操得罪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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