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用权术与中央权威驾驭分公司
现在先谈曹操。曹操手上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他有中原最大的一批精英，最多的受教育人口，这些精英大致在东汉已经发展为以大家族为中心的力量。大家族本身具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财产，一个是血缘的共同体，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大家族往往可以凝聚一大批有用的人力。好处是：曹操只要能抓住这些大家族领袖，就很容易掌握大量人力资源；坏处是：每一个大的集团，都有自己独立的取向。你能叫他跟你合作，但你也必须注意他们本身有自己的力量来源，时时刻刻要先顾及内部的利益。所以曹操需要顾全自己的利益，同时，他手下大约有五十几个这种集团，因而在曹操本身利益跟这些集团利益之间必须设法取得一个平衡。
举个例子，假如我今天是个大企业家，我手上有许多分公司，如果每个分公司不是我发展出来的，而是加盟进来的，有的是愿意的加盟，有的是不愿意的加盟。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始终要求取这个很微妙的平衡关系，而主要的条件是靠互利的局面，才能使分公司愿意加盟，愿意跟你一起操作一个大的棋盘。曹操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使得这些人加盟之后，每一家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可是独立的利益之外，他们必须依赖曹操的中央力量，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安全。曹操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特殊地位，给予这些加盟的集团一些特殊的名分，使他们在当地的力量是合法的。不是因为他姓曹，也不是因为姓夏侯，才能得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因为政府委派他做胶州刺史、徐州刺史，才是合法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第二，将中央作为一个总的转运站，接济各处的不足，要做到这一点，曹操必须发展一个相当集中的资源中心。为什么曹操要将皇帝从洛阳搬到许都去，就因为洛阳残破，不能发挥核心地区的功能。他必须迁往新的地区——许都，后来再发展到邺郡，这两个地区就构成了他的新资源经济。但光有地是不够的，还要有人力。曹操安顿了大量的黄巾义民，将这些流散的流民，安插在这两个新核心地区里面，从事生产工作，结果曹操就拥有别处没有的一个新的资源中心。用这个中心来跟各处五六个小地区比，中央足够帮助他们，这是使得分公司愿意依靠总公司的原因。有一大堆集团，曹操仍需建立自己的最忠诚、最有掌握能力的几个公司，他就以曹氏和夏侯氏为主体，用他本来的亲族来作为他最核心的力量；同时，他早期吸收进来的一些集团，变成内圈。核心加上内圈，总数不超过十个单位，以这一群力量足以平衡里外五六十家的力量。但如果五六十家合起来，甚至五六十家的一半合起来，或者三分之一真正合起来，向中央挑战的话，他也吃不消。他必需一方面构成自己的中央优势，另外一方面要保持五六十家对他的向心力。这工作并不容易，必须经常依靠谈判协调，甚至要拿出自己的资源分享，以获得手下。一方面，他继续不断地给人特权，让部下扩张他自己的力量，但是又不要让他扩张到跟别的集团发生严重的冲突，做这个协调工作相当困难，因此在曹操时代，始终没有东汉的第一级地方政权。
东汉分作十三个州（州就是现在的省），曹操政权的州的统驭权是很有限的，换句话说，他不容许有各州直接结合起来向他挑战的可能性，也不能容许各个州互相作战，所以由中央直接扮演这个协调角色。一方面使得主要的力量都有重要的人物参加中央政府的运作；另外一方面，这些参加中央政府运作的人，也就变成一“抵押品”。譬如说，我有一个州的力量，但我的弟弟在中央政府做事，一旦中央政府有什么消息，我马上能知道，而弟弟也能将我的意思很快地带给中央。可是同样道理，我最好不要造反，一旦造反了，我弟弟还押在首都。当然，今天企业的总公司，不能把分公司的儿子拘禁起来，可是代表性的参与还是可以发挥功能。
曹操的统治方法运用，不能靠儒家的伦理来帮他解释，他必须另有一套理论系统。于是，他用法家的理论来作为他整个统治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尊重大族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他强调用才，而不在乎道德。儒家则是非常重视道德的一个学派，所以当时有“才能”跟“性格”可不可以分开的争论，儒家说不能分开，儒家贤能这个“贤”字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好人，一方面是能干的人。儒家认为，一个能干的人没品德的话，越能干，越会做坏事，这不叫贤人，叫奸人。曹操就说不然，才跟性可以分开，才干是一个事情，品性是另外一个事情。我只要用他的才，同时用另外一套制度来制衡他，使他坏的品性不能危害于我。曹操基本上是用了申不害的那套东西——“术”，用考核，用选拔，同时有相当大部分用的是权术。后世之所以对申不害那么不理解，不懂得申不害“术”的真义，曹操是要负点责任的。曹操解释申不害的“术”时，总往权术的方面去解释，而不从方法的方面解释，基本上他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管理，控御一个原本分散的集团。有了这些之后，各地的地方资源才可以结合凝聚成为一体。所以在曹操这个集团里，我们看见最重要的连接点，是中央与各地大族的领袖，在这一个连接点之下的即大族底下的事务他不干涉，听任他们自己去组织。换句话说，分公司的加盟，是以一个领袖加盟的方式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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