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笑到最后的人：“借荆州”前后孙刘两家的明争暗斗
赤壁之战期间，孙、刘联军以弱胜强，大败曹军水师于长江中游地区，迫使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势力不得不放弃南下及东进之战略意图，据守襄阳。
当曹操北归之后，围绕着当时荆州南郡所在地江陵城的归属问题，孙刘两家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由此使得刘备关于向孙权“借荆州”的举措，成为这一阶段直接影响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焦点所在。所以，在曹操自北面虎视耽耽地注视着这一纷争走势新动向的条件下，孙、刘两家依此而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所进行的博弈，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着极为敏感且关乎全局的重大作用。
赤壁之战结束后，曹操率大军北归，留在南郡的部属仅有三支人马，即分别为守江陵的行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屯当阳的行奋威将军满宠，屯襄阳的折冲将军乐进等；另外，还有江夏太守文聘在当地行使其地方政权的职能。
刘备和周瑜追到到南郡，二人巡视完战场态势，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便以二千兵马随着刘备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的通道。（《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刘备建议中所提到的夏水，其古河道位于江陵城东南面（今荆州市沙市区），经豫章口注入长江，再东北行连通汉水。期间，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蜀书》）事实上，他这种向东汉朝廷呈表建言、说是请求由刘琦出任荆州刺史的做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走一走过场罢了。试想，在那种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际，这类由谁来做刺史之事，根本就勿须让朝廷批准，再说这个朝廷还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也用不着谁来批准。显而易见，刘备这个所谓的“表”，也就是据此而昭告天下，为其仗着前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南征原归荆州所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而获取合法权。
刘备耍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南征”去了，可南郡还在曹仁与徐晃手中呀！这时，东吴方面派出的联军前敌总指挥周瑜正率领三万精兵，在南郡的郡治江陵与曹仁隔江相对呢。所以此番真正领兵北上，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曹军后勤补给通道的是关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李通传》）应当说，曹军此间留在南郡境内的兵力依然不弱，要不周瑜与其副手程普怎么也不会跟他们针锋相对将近一年，居然还不能攻下江陵呢？正是有了这个空档，才给刘备留下了可乘之机。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周瑜派遣东吴大将甘宁前往攻打夷陵（今宜昌）。曹仁也是曹操帐前一位能征惯战的主将，他见夷陵告警，当即分出一支骑兵西出江陵，抢在面前去围攻甘宁。甘宁势弱，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周瑜用吕蒙之计，留淩统在江陵与曹仁对峙，自己亲自领兵前往援救甘宁。在战斗中，周瑜的右胸为流矢所伤，伤势严重，于是不得不仓皇退兵。坐镇江陵的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不起，赶紧领兵出城，麾军布阵，要来攻打东吴营垒。周瑜见军情危急，只好带伤忍痛披挂齐整，在手下一班将领的护卫下巡行军营，以激扬士气……后来，由于关羽率领的部队出没于襄阳至江陵区间的汉水流域一带，给曹军的后勤补给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曹仁见当面之敌无机可乘，而自己一方又穷于应付，无计可施，最后只有于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弃守江陵，退据襄阳。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东吴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力战退敌。尤其是到了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俱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同时，孙权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于是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地区，为此使江东政权的西部屏障更加巩固。
刘备“南征四郡”成为大赢家
鉴于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等原先便归属于刘表，而此间的刘表长子、荆州刺史刘琦正归附于刘备，所以这四个人只需向刘琦表示归顺之后，那么武陵、长沙、赵范、零陵四郡，便在名义上臣服于了刘备。换句话说，刘备的所谓“南征四郡”，实际上只是依靠着重兵压境，并没有费多大的力，兵不血刃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算得上捡了个大便宜。
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大半生颠沛流离、苦于没有立足之所的刘备，那一阵猛地变成一个政治暴发户，这可真是叫人喜出望外了！
江南四郡平定之后，刘备占有了赖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于是便自说自话地以荆州牧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拜元勋，在公安组建了荆州牧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他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而督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的这种布置格局实可谓用心良苦：此间，襄阳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刘备让关羽为襄阳太守，其任职形式看是形同虚设，但由于关羽实际控制区域也在襄阳至江陵的汉水流域一带，所以也算与襄阳沾上边了。与此同时，刘备再分割控制于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数县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今宜昌），派张飞为宜都太守，于是从南郡地面上又生生地切下一块来，让自己与东吴驻军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宜都郡的设置，充分体现出刘备悉心保障荆州将来作为攻取益州之战后方基地的战略眼光。换句话说，即使是当刘备取得益州之地后，位于南郡西侧的宜都便成为他横跨荆、益的机枢要地，一旦荆州有何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得火速率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以确保自己据以立足的根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此间正式意义上的南郡太守，便是东吴大将周瑜--如此一来，这位仅仅只“屯据江陵”的东吴军统帅一下子便被置之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中：南面受制于公安的刘备，西面受制于宜都的张飞，北面受制于荆襄之间的关羽……三面受扼的艰危处境，使得周瑜驻扎在江陵周围的全部人马，就只留下东边的一条通道了。
成了个大赢家的刘备，当然知道江陵地位和作用。对于这一点，《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早就通过曹操的谋臣贾诩之口，对其作了充分的描述。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打算顺江东下，一举荡平东吴政权。贾诩劝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士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依照贾诩的说法，曹操根本就勿须对东吴用兵，只需利用江陵这一带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一门心思地搞好地方政权，就是以使孙权“稽服”了。可惜，曹操听不进贾诩的这番话，一味地企图炫耀武力，结果弄得赤壁一战大败而归。反过来，这也证实了江陵在当时对东吴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刘备占了上风，基本上具有了与东吴孙权平起平坐地盘和实力的，由此就难免再生得陇望蜀之心。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完全因赤壁之战后各自势力范围出现的新动向，而再度变得朴朔迷离起来。
建安十四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求见几乎小他一辈的东吴掌权人孙权。
对于刘备这一次的京口之行，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说的是：“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可是，在《鲁肃传》中说的却是：“（刘）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由此可见，刘备的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来是维护两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却是要求孙权将荆州全部让给他。联系到后文“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的语意来看，可见刘备所求“借”的，即为据南郡治所江陵而统领其荆州辖区的行政权力--这也就是古往今来三国历史上的所谓“刘备借荆州”。
江陵县置于秦朝，初为秦置南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发布诏令，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荆州刺史部作为十三州之一，只是中央监察机构的一个分支。到了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将刺史改为牧民之官，即开始拥有了马治军、下马治民的行政权力，而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据唐朝余知古所撰《渚宫旧事》记载：“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汉末，刘表作牧，惧江南宗贼，遂镇襄阳。”到了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他在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与蒯越的支持下，以诈谋诛除了荆州“江南宗贼”（湘沅一带聚族而居的豪族大姓），平定了江南的零陵、长沙等郡，为避开仇家行剌，便将州治移襄阳，但江陵城也就是荆州城的概念，便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被锁定在这一片上地上了。此间，无沦是东吴南郡太守周瑜屯据也好，还是刘备求“借”也好，指的也都是以占据这座城池为标志进而全面控制对荆州的领辖权。
刘备给孙权出了个大难题：若是不允，数万精锐之师孤悬于刘备的三面围困之中；再说，曹操新败，也不能不担心他卷土重来，横施报复。但要是允许“借”出去，这岂不是犯了立国大忌？！
事实上，孙权承袭父兄留下的基业，早在赤壁之战前就已将荆州视为自己立国的屏障。他在建安八年灭掉江夏（治今湖北鄂城）太守黄祖以后，就立足于夏口（今汉口），试图溯江西上打开进入荆州的门户，并打算在相机吞并荆州后再向益州（治所成都）发展。建安十三年当曹操由江陵准备沿江东进之际，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吴政权，无疑便受到了来自南郡的严重威胁。孙权只是在听取了周瑜、鲁肃的谏言后，才决定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如今，一场大仗下来，围绕着利益分配上出现的新问题，反倒是成了大赢家的刘备竟提出要借荆州，这就理所当然地令获益最少的孙权特别感到憋屈。
这时，年方十七岁的孙权表现出了少有的沉稳和老练。他派出使臣对来刘备说：“前不久，周瑜和甘宁都建议我们主公进军成都，现在看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联手入川，灭掉刘璋，反正东吴也还可能越过荆州而占领益州，那么以后益州也就可以为您据作己有了。”
此间出任益州牧的刘璋是个无所作为的昏庸之人，他虽然管辖着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大部分属地及陕西汉中地区，但由于只依赖追随其父入川的南阳、关中人土，而与当地土著世家望族的关系搞得很僵。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中所提出的战略意图，刘备此向其实早就在部署伺机向益州发展了，这时，他手下的荆州主簿殷观出头当面驳斥吴使的提议：“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随后，殷观私下里对刘备说，如今，主公不妨表面上赞同其前往伐蜀，而只说我们刚刚有了这么一点地盘，立足未稳，不可轻动，东吴必定不敢擅自过越荆州而独自取蜀。认为他忠心耿耿，是个信得过的人“迁观为别驾从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后来，刘备见到孙权，甚至还假作戚色，伪称道：“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这样一来，孙权当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不再提这件事。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大破马超，占据关中地区，并派兵进攻汉中张鲁。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趁机率军入蜀，留关羽等守荆州。三年后，刘备正式取刘璋而代之，占据了益州。孙权听到这个消息，雷霆震怒，骂道：“猾虏乃敢挟诈！”于是便开始着手准备用武力夺回荆州--这是后话，不过在当时，孙权显然还是被刘备的这一番说辞所“忽悠”住了的。
此前，在东吴军历时长达一年的南郡围攻战期间，由于周瑜分身乏术，因此他明知刘备要去占领江南四郡，却眼睁睁地无可奈何。如今，虽是屯驻在江陵，却也只是孤城一座。面对着如此窘困的局促之境，刘备的咄咄逼人简直是让这位东吴的南郡太守如坐针毡！
周瑜到底不惭为当时东吴最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暗自盘算：自己手中只控制有南郡的江陵、夷陵和江南的长沙几个县，另外周泰在武陵最北端也只占有一点地盘，若要是真跟刘备动起武来，甚至连回军东归的路极有可能断掉！所以，正是当刘备亲自到京口求见孙权时，他便跟孙权写了一封信，汇报对于这件事的应对方略：“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他是极力反对出借荆州的，在信中，他苦口婆心地说：“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这就是希望让孙权用羁縻手段困住刘备，让他与关羽、张飞分开，再由自己挟主帅之威，将这二人驱上战场……那么，这件事或可便能搞定了。
毕竟，此时孙、刘两家还与北方的曹操处于战争状态。孙权一则考虑到刘备还有可借驱策的用处，再则担心周瑜说的这套方法根本不起作用，贸然行事反倒伤了双方的和气，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计谋。
建安十五年，周瑜专门回了一趟京城，向孙权提出“得蜀而并张鲁”的战略计划，请求西取益州，进窥汉中。他打算这次出军西进，邀刘备一同前往，一旦打下刘璋的益州与张鲁的汉中后，便留下刘备固守这两处地方；到那时候，再与孙权合兵一处，去攻夺襄阳，如此东西并举，以图曹操（“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如此一来，东吴便不仅可独占荆州八郡之地，甚至还可北伐宛、洛，问鼎中原。
孙权采纳了这个方案，周瑜也返回江陵指挥部队整治行装，不料在归途中走到马丘这个地方，竟一病不起，含恨去世，时年仅36岁。
周瑜临终之前，还给孙权写了最后一道奏疏，除了对形势的分析、对国是的建议外，最为重要的是举荐了自己身后职务的接替人。他含泪写道：“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孙权详加审度，知道这是此间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一概照准，随即为着“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 （《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又力排众议，接受了鲁肃的谏劝将南郡出“借”给刘备。孙权的这一举措，算是答应了刘备请求取代周瑜都督整个荆州的要求，即一旦与襄阳、樊城的曹军发生战事，鲁肃及其部下也得都听刘备的指挥。鲁肃接替下周瑜的职务，最初还是去江陵赴任的，当他跟刘备办完交接手续后，才东返在陆口扎下大营。当他跟刘备办完交接手续后，才东返在陆口扎下大营。据《鲁肃》传记载：“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拜汉昌太守、偏将军。”显而易见，正是由于鲁肃“下屯陆口” （今湖北嘉鱼西南），东吴缩短了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再加上鲁肃威恩并用，政令通畅，所以一时间主动前来归附者多达一万余人。
由于南郡是荆州的行政机构办公地（古称治所），所以民间沿用一向以治所指代区域的习惯说法，由此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段脍炙人口的演义故事--“刘备借荆州”。
孙权最终同意将江陵借让与刘备，是在当时曹操从东西两方面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采用的权宜之计。换句话说，关于出借荆州一事，也是他最终做出的无奈抉择。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将刘备推至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使自己可以避免自周瑜死后本军在南郡所处的被动地位，专心一意地全力防卫东翼合肥一线。
依此而论，刘备能审时度势，趁机而作，这是其之所以顺利“借荆州”的基本保证；而孙权能够采纳采纳周瑜临终遗言及鲁肃的劝谏，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他不为一时一事得失所囿的雄才大略。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孙、刘联盟才可以继续维护并延续下去，三国鼎立局面也才得以最终形成，故史书上记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三国志·吴书九》）
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已经夺得益州，由此取得全据长江上中游的优越地位。位居下游的孙权一向主张“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三国志》卷 54《吴志·鲁肃传》），如今看刘备对自己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他无法忍受这一局面，次年派诸葛瑾去讨要荆州。可是，这时坐镇荆州的关羽根本不卖帐，孙权于是恼羞成怒，一面派大军向江南长沙、零陵、桂阳等三郡发动进攻；另一面派鲁肃率军万人屯兵巴丘（今岳阳）以抵御关羽，而他自己则坐镇陆口亲临一线指挥，打算诉诸武力夺取江陵。
刘备接到警报，迅速作出反应，亲自率领五万人马从益州顺江东下，赶回荆州，并在公安设下大本营……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恰巧此时曹操进攻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刘备怕益州有失，便遣使向孙权请和，孙权许诺。于是双方订立湘水盟约--以湘水为界划分荆州：江夏、长沙、桂联等三郡归孙权，南郡、武陵、零陵等三郡归刘备。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一向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病卒，孙权以吕蒙代统其众，镇陆口。吕蒙认为，关羽“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吕蒙传》）建议孙权尽早谋取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又遣军攻占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等地，声势其盛。当年七月，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向曹魏樊城、襄阳方向发动进攻。吕蒙事有可图之机，便向孙权提出了一整套袭取荆州的作战方案。孙权认为，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巩固和发展，东吴不仅牢牢地控制住了既得地区，而且还一直向南延伸，基本上占领了岭南大地，于是及时采纳了吕蒙的方案。
正好此时正在樊城前线的关羽因军粮不济，强行夺取了孙权存于湘水关戍的存米，此举不啻火上浇油，促使孙权立刻进兵偷袭荆州。由委孙权派的前军主帅吕蒙亲自带领主力偷袭江陵，而另由偏将军右都督陆逊率领的一彪人马则绕开江陵，直接捣向当年由刘备设置的宜都。
此间，由于刘备手下接替张飞为宜都太守的樊友毫无戒备，他一见东吴大军骤至，就只有弃城逃窜，所以陆逊没有费多大的力，便轻而易举地掐断了关羽与益州大本营的联系，同时也扼住了他的最后一线生机。十一月，关羽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十二月，他与其子关平等人皆被吴将马忠俘虏，后被孙权杀掉。
战争结束后，孙权论功行赏，当下便派陆逊为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坐镇此处。陆逊权衡形势，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认识到，从此往后，孙、刘两家为着荆州的归属，难免一战；而要想保有荆州，必定要以宜都为防御重点。于是，他一改此前荆州重南郡、南郡重江陵的惯例，着重致力于搞好宜都的边防建设，尤其是花大力气掌控好这一带的蛮人部族。由此，他找孙权“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逐一招降该郡各地的蛮族头领，让他们真心诚意地归附过来，以巩固东吴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陆逊的这一番功夫即刻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蜀汉章武二年（公元 222 年）正月，刘备率军四万进军秭归，再“自江南缘山载岭，军于夷道褫亭”，夹长江两岸驻扎，沿途立营数十屯。陆逊据险扼守，两军僵持数月，难解难分，以致刘备军锐气尽失。一到时机成熟，陆逊使出一记“火烧连营”的毒招，将刘备杀得狼狈逃窜，只好到白帝城托孤去了。
陆逊不愧为东吴名将的后起之秀，他曾上疏孙权说：“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当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其任，也始终恪守这一方针。总之，在陆氏父子镇守荆州的年代中，正是由于特别看重宜都郡的战略地位，从而使孙吴西部国境的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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