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历朝贪官和他们背后的“贪内助”
如今一些地方反腐败每每喜欢做“内助”的文章，有的更总结出一个规律：腐败分子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贪内助”。这个“内助”，大抵指的是所谓“妻贤夫祸少”的那个“妻”。联系到一项百分之多少的贪官都有情妇、都包“二奶”的数据，似乎贪官之所以堕落，大多都是因为女人。强调得多了，不免有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出“女人祸水论”的嫌疑，散发着腐烂的霉味儿。
不能排除，“内助”的行为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王安石的姑爷蔡卞，“颇知书，能诗词”，但是“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笫，然后宣之于庙堂”，什么都要先跟老婆商量。蔡妻是安石次女，“知书聪敏”，不过，她所传达的恐怕也是安石的意见。《宋史·蔡卞传》说：“卞居心倾邪，一意以妇公王氏所行为至当。”妇公，妻父也。所以，当时的官员们都说：“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这个“其”，自然就是安石了。蔡卞拜右相时，摆家宴庆祝，伶人更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讽他“官职自妻而致”。查《辞源》，此正“裙带官”来源之一。然在今日，裙带官已为人们视为正常，见怪不怪，其谁讽之？但安石对女婿不这么看，他认为“元度（卞字）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借而然”。《宋史》中，蔡卞虽忝列“奸臣传”，但说他为官还是相当清廉的，在广州任上的时候，“广州宝贝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露洒衣送之”。这里面，就不能排除“内助”的作用，如果王家二女儿贪一些，怂恿他捞一点儿，从他言听计从的一面看，很可能会从命的。 蔡妻清廉，很可能来自家风的熏陶。王安石一生廉洁尽人皆知，即便大权在握时也是自律甚严。《萍洲可谈》载有一则安石退下来后的逸事。那是他家里有一张“官藤床”，是要还回去的，但安石的老婆吴氏想据为己有。“吏来索，左右莫敢言”。怎么办呢？安石有办法，“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氏看见了———就是有意让她看见的，“即命送还”，因为嫌脏。原来，吴氏有洁癖，安石率性，毫不讲究，两人还“每不相和”。安石抓住的正是这一点。吴氏的洁癖并不是做样子，“其意不独恐污己，亦恐污人”。她曾经“欣然裂绮制衣，将赠其甥，皆珍异也”，忽然猫在衣服篓子里趴了一下，她就不送了，“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直到放坏“而无敢取者”。在对待公家财产的态度上，她显然没有“洁癖”。不过，这个故事也对“贪内助”导致腐败说起到了证否的作用。 宋朝的参寥说：“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廷。”那是赞他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自律极严。而且，连朝廷里的细枝末节也带到家里来了，“忽有老卒，生火扫地如法，誉之不容口；或触灯，即怒以为不胜任，逐去之。”明朝有位进士出身的御史乔廷栋，则是把自己的家真的当成了衙门。沈德符《万里野获编》载，乔廷栋“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轩高坐，命仆隶呼唱开门。并搜索内室，喧叫而出报曰：‘无弊！’然后家童辈以次伏谒，或诉争斗事，为剖决笞断讫。而后如仪掩门，退入内室。每日皆然。”这跟上演滑稽剧没多大区别了。沈德符说：“尝闻宦情浓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也就是说，见过当官瘾大的，没见过瘾这么大的。 安石还官床这件事，表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公私还有一点儿分明，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而在许多时候，公家的东西往往等于官员自己的东西。比如明朝有段时间，官员在离任的时候，把公家配给的办公物品当然地据为己有。《典故纪闻》载，景泰（明代宗朱祁钰年号）中，御史倪敬奏：“布按二司大小官员私用什物，俱令府行县办纳，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将原办什物尽易赀入己，代者至，又行派办，民受其害。今后大小衙门官员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记，去任之时，照数交付，不许似前科办扰民。仍乞移文各处，通行禁约。”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了执行，然而我们相信，在官官相护的社会里，任何触及官员切身利益的良好建议，充其量都只能收到一时之效。 《清稗类钞》载，阮元平定海盗蔡牵，“得兵器，悉以镕铸秦桧夫妇像，跪于岳忠武庙前”。有人模仿秦氏夫妇口吻，戏撰一联，并做成两个小牌，分别挂在两个人的脖子上。给秦桧脖子上挂的是：“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给秦桧老婆王氏脖子上挂的是：“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这一联，更形象地揭示了在腐败发生的过程中，“外主”与“内助”的相互关系。“贪内助”固然起到了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过于抓住“贪内助”做文章，未免偏离了反腐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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