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成功上位的历史密码
受禅让杨坚建大隋
公元580年下半年，杨坚平定了三总管的叛乱，又基本剿灭了北周宗室力量，度过了人生最波澜壮阔的一段时光。眼看着北周的支撑力量一个个倒掉，杨坚改朝换代的工作也就进入倒计时了。
怎样实现改朝换代呢？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权臣篡权是有固定模式的。哪些固定模式呢？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天降祥瑞；
第二，臣民劝进；
第三，殊礼相待；
第四，前朝皇帝表态。
现在，杨坚想要改朝换代，这一套当然也得来一遍。于是，从公元580年年尾开始，苍鸟、白雀、庆云一类的祥瑞在各地纷纷涌现，劝进的表文也像雪片一样飞进了杨坚的丞相府，其中，领头的就是老臣李穆。天意人事都看好杨坚，当然，杨坚的身份也就开始越过正常大臣的红线了。公元580年九月二十九日，杨坚被任命为大丞相，十月十日，又加上了大冢宰，到十二月十三日，杨坚的爵位晋升为随王。转过年来，周静帝改元大定。大定元年，也就是581年二月九日，周静帝又把杨坚的职务换成了相国，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加九锡之礼，而且，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到这一步，其实大臣已经当到尽头了。现在，改朝换代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专门负责观测天象，精通天文历数的术士庾季才出面说话了。他说：
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
什么意思呢？首先，二月份太阳从正东方出来，进入天空的正位。太阳象征天子，所以，天子即位，应该就在二月。那具体是二月的哪一天呢？甲子日最好。因为甲是天干的开始，子是地支的开始，都是天数。另外，当年的二月甲子还正好是惊蛰，正是阳气复苏、万物萌动的时候，也是个吉祥的节气。当年，周武王就是二月甲子即位，所以周朝一共传承了八百年。因此，您要改朝换代，也就在这一天吧。既然这边连具体日子都选好了，那周静帝也只有配合的份儿了。怎么配合呢？大才子李德林早就把禅位诏书替周静帝起草好了，这时候，周静帝只要派人宣读就可以了。禅位诏书是这么写的：
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祇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随，一依唐虞、汉魏故事。
什么意思呢？天命不常，唯德是辅。现在天意人心都已经在随王这边了，我虽然愚昧，但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决定，禅位于随王了！
皇帝的禅位诏书一下，也就算正式表态了。再履行一番三让而后受之的手续，终于，在二月的甲子，也就是十三日这天，杨坚接受了北周的传国印玺， 正式称帝了！
杨坚建立的这个新王朝叫什么名字啊？在中国古代，国号往往根据开国者原来的封号来定。原来杨坚不是随国公吗？后来又成了随国王。所以，新的王朝就叫随。不过，随国公也好，国王也好，都是走之旁的随字，杨坚觉得不吉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可别轻易就走了！怎么办呢？改一个同音字吧，从此，走之旁的随就成了今天这个隋。杨坚也就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隋文帝。
朝代的名字定了，还得定一个年号。叫什么呢？叫开皇。这个年号也有讲究。首先，它是个佛教名词，意思是"圣皇启运，像法载兴。"杨坚从小是由尼姑养大的，是个佛教徒，这个年号是向佛教表态，北周武帝废佛的时代过去了，从此，皇帝要弘扬佛法。
另一方面，这个年号也是个道教名词，道教的《灵宝经》说了，天地之间，每四十一亿万年就是一劫，每一个新的劫数开始，就有一个新的年号。其中，开皇就是道经里提到的年号之一。这样看来，用了这个年号，就可以保证四十一亿万年的统治了，真是野心不小。杨坚一个年号拉拢了佛、道两教，自然，也希望得到这两教的保佑，开启自己的万年基业了。
建隋不易存必然
古来得天下，没有比隋文帝更容易的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这样的。杨坚能当皇帝，确实具有一定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就是周宣帝暴崩，北周主幼国疑，这才方便了杨坚夺权。这就是所谓得国于孤儿寡母之手。
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所谓的偶然性背后，往往有一些必然性的因子在起作用。杨坚建隋也是一样。虽然事出偶然，但是，就在这个偶然性的事情之前，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历史铺垫了。
什么样的历史铺垫呢？我把它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
先看天时。所谓天时，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分裂，已经到该结束的时候了。
自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中国北方就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到北魏时期，魏孝文帝施行汉化改革，但是，因为损害了六镇鲜卑的利益，引发"六镇起义"，汉化进程又被打断了。后来，由北魏分裂而成的西魏和东魏都重新出现了胡化的倾向。
当年，宇文泰建立府兵制，统兵的汉人将领都赐给胡姓，杨坚的爸爸杨忠不就被赐姓为普六茹吗！杨忠在有生之年一直叫普六茹忠，而杨坚，在他三十多岁以前，也一直叫普六茹坚。事实上，不仅他改姓普六茹，他所统的士兵也都跟着他改姓普六茹。这是想要让汉人，特别是有军事权力的汉人将领认同于胡人，让所有士兵都成为胡人的部落兵。
但是，西魏毕竟是以少数鲜卑将士统治关中地区，这就陷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可能完全忽视汉人的力量。所以，虽然一方面在主观上推行着胡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客观上的汉化也在悄悄地渗透之中。还在西魏时期，宇文泰就模拟《周礼》建立六官制度，试图通过继承汉族的古制，打造自己的文化基础，赢得关中汉人的认同。
到北周以后，汉化的倾向就更明显了。北周武帝实行兵制改革，允许汉人参军，从此，汉人士兵逐渐成为北周军队的主体力量；而周宣帝虽然是个不肖子，但是在推行汉文化方面倒是完全继承了爸爸的衣钵，甚至比爸爸还要激进。事实上，周宣帝就是穿着汉人的衣冠登基当皇帝的，也就是在他统治下，百官的官服都改成了汉服。
更重要的是，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打击元老重臣，重用一些没有根基的汉人小臣，这就使得官僚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杨坚建隋的过程中，支持他的文官刘昉、郑译、李德林、高颎，无一例外都是汉人。甚至连平定三方的武将韦孝宽、王谊和梁睿也都是汉人。这就说明，汉人出身的官僚已经占据了北周官僚的主体。
本来，中原地区的居民就是以汉人为主，现在，兵也是汉人，官也是汉人，那么，让汉人当皇帝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汉人能当皇帝呢？要知道，当时各个少数民族毕竟已经在中原大地活动了两百多年，他们不仅仍然有着很强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且，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也已经给中原地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纯粹的汉人也无法承担统治重任。新时代的统治者既需要是汉人，又不能是纯粹的汉人，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最合适呢？杨坚这样的人最合适了。从身份上讲，他是汉人，可以得到广大汉族官兵的拥护；但是，他又是在鲜卑政权体制下长大的，而且还和鲜卑族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他的夫人不就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吗？他的女儿也嫁给了鲜卑皇帝，这使得他同样可以得到胡人的认可。
换言之，杨坚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这也是他能够当上皇帝的深层因素。能产生这样一个既体现着民族融合的精神，又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导人太不容易了，如果从公元311年"永嘉之乱"算起的话，中国已经摸索了整整二百七十年。以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为杨坚登基做铺垫，这个天下得来的不容易吧。
当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后，曾经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其实，这句话放在杨坚身上也同样成立，改朝换代，是杨坚的一小步，但是，重新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多民族因子的国家，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步。
这个所谓的汉魏官制，既不是汉朝的制度，也不是曹魏的制度，而是把南北朝时期经过历代政权改革的中央官制整合起来，形成的一套新官制。这个新官制是什么样子的呢？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开皇元年，隋文帝采取了如下做法：
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
所谓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相当于唐朝的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其中，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长官叫做内史令，相当于唐朝的中书省和中书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长官叫纳言，相当于唐朝的侍中；而尚书省则负责执行，长官叫尚书令。当然，因为尚书令位高权重，一般情况下都空缺，因此，实际的领导就是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
六部则是尚书省下设的吏、礼、兵、都官、度支和工部等六个行政部门，相当于唐朝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大家一看三省的职能分工就明白了，门下省和内史省是发出政令的，是最高权力机构，相当于全国人大；而尚书省则是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国务院。六部则相当于国务院各部委。三省之间互相配合，共同构成了国家最主要的政务部门，而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职宰相则由三省长官共同担任。
这可是中国宰相制度的一大变化。要知道，中国宰相制度的发展，从大的方面说，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第二个阶段则是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第三个阶段是明清时期废除宰相，实行内阁或者是军机处的替代体制。那么，三省六部制和三公九卿制相比，有什么不同啊？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宰相由具体的个人变成了机构负责人。在原来的三公体制之下，谁是宰相呢？那就是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皇帝先任命他们做三公，做宰相，然后他们再组建丞相府，管理全国政事。这样一来，就是先有宰相个人，再有宰相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宰相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气焰熏天，经常和皇帝发生冲突。
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田蚡当宰相，此人揽起权来当仁不让，不停地安插亲信。武帝最后火了，质问他："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什么意思呢？你任命官员任命够了吗？我也想任命几个自己人当官，行不行啊？可见君相冲突有多严重。
为了对抗宰相，皇帝只好不断发展内廷势力，提拔身边人。三省的长官，尚书令也好，纳言也好，内史令也好，最初不都是皇帝身边的随从吗？可是，到三省体制之下就不一样了。三省长官共同构成宰相集团，这就意味着，先有宰相机构，再有宰相个人。这样一来，突出的就不是宰相个人，而是整个宰相机构的权力。
这其实是把国家对于个人的依赖，转化为国家对于机构的依赖，这不是一个很伟大的进步吗！就在这个制度变革之中，宰相个人的权力下降了，相应的，皇帝的权力就上升了。
第二，三省制还意味着决策和行政的分离。在三省体制之下，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最高决策部门，主管诏令的起草和出台，但是不管执行；而尚书省是最高行政部门，主管诏令的执行，但是不管决策。这种决策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其实也是在分割宰相权力，同样有助于提高皇权。
第三，三省制还意味着决策的程序分工。任何一个诏令，都是在皇帝的领导下，经过宰相，也就是三省长官的集思广益而成。而且，在宰相形成基本意见后，还需要经过内史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和尚书省执行这三个步骤才能真正生效，这种程序分工其实就意味着决策的审慎化。这当然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拍脑门决定，也就减少了行政失误。
把这三个特点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三省六部制贯彻的是君主集权、宰相分权以及行政理性化这样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生命力特别旺盛，不光被唐朝直接继承，而且影响力一直达到清朝，真可以说是为万世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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