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违背历史潮流的“伪”法家人物
曹操随着《三国演义》飞入了千家万户，千秋事迹任人评说，随着今天我们对史料的进一步解读，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浮现于当今的学术界，为我们的茶余饭后增添了许多谈资。
假如有人问：“曹操的思想属于哪一家？”一般人大多会回答：法家。
这也难怪，曹操崇尚严刑峻法，因此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法家，曹操的思想应该是以法家思想为主也不足怪。但是在逐渐深入了解到魏武帝曹操的具体事迹中的细节后，发现不少有趣的事情，值得今天的我们对曹操性“儒”还是姓“法”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早期的曹操“任侠放荡”，喜欢当一名“游侠”，同时代的袁绍、张邈等许多人也如此。这个时期应该说法家思想对曹操影响并不深，因为韩非子对游侠一类人是排斥的，包括在他“重本抑末”的思想里。
随着他“举孝廉为郎”，开始进入官场后，法家思想在他的行动中初见端倪，如棒杀蹇硕之叔，整治贪官污吏。后来有一段时间，曹操“托疾病，辄告归乡里”，其原因便是因为“权臣专朝，贵戚横恣”，突然让我想起孔子说的“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政府腐败无能，就卷铺盖回家吧！
学儒家，先把学习搞上去
建安八年五月，曹操颁布的《修学令》，表明了他要实施以礼教化民众的决心，这与曹操的一位谋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谋士，叫袁涣。
袁涣初归曹操，便对曹操说：“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提倡以道德仁义教化民众，曹操深纳其言。袁涣归曹操是建安三年吕布覆灭之后的事，可见曹操最迟在这个时候就有实施以礼教民的想法，大概由于战事频繁所以没有出台具体政令。
魏国建国初，曹操升袁涣“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袁涣有上言曹操：“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曹操“善其言”。其治下，刘馥于扬州“聚诸生，立学校”；杜畿在河东“亲自执经教授”；杨俊治南阳“宣德教，立学校”。因此可见，曹操并非在说空话，而是有实际行动的。
以礼教民，以德化民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观先秦几位大儒，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有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荀子亦云“劝教化，趋孝弟”。至汉代董仲舒也认为“教，政之本也”，主$2君主应该“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由此观之，以礼教民的政策体现了曹操儒家思想的一面。
在实施以礼教民政策的同时，曹操同样不忘推行他崇尚的严刑峻法。首先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制新科下州郡”，何夔上言曹操：
自从丧乱以来，人民流离失所，现在虽然稍稍安定，但是归服教化的时间很短。所下达的新法令，都是用严明的刑罚来整饬法令，统一国家的教化。我所管辖的六县，辖界刚刚划定，加上闹饥荒，如果一律用法律禁令来整治，恐怕会有不服从教化的人。有不服从教化的人就不得不诛杀，那么就不是观察民情设立教化顺应时势的意图了。古代帝王把京都以外的地区划分为九等徵收赋税来区别远近，制定三种轻重不同的刑法来平定治理社会混乱的局面，我的愚见认为这个郡应该遵从边远地区、新封王国的法律，这裹的民间小事，派主管官员临时根据情况灵活处理，对上不违背公正的法度，对下顺应百姓的心愿。等过了三年，老百姓安居乐业。然后用法令整治他们，那么就没有什么地方行不通了。
曹操听从了何夔的建议，将新科推广至治下各县。不仅如此，曹操还将教刑结合，曹操曾对高柔下令说过：“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表明了曹操实施教刑结合的思想。王修治魏郡时，“明赏罚”；苏则在金城设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等等。足以说明曹操崇尚的法治也在其治下各县得到实施。
此外，曹操甚至“议复肉刑”，并且得到陈群、钟繇的赞同，但由于王朗等众多参与议会者反对，加上军事繁多，暂且罢议。
教刑结合的思想来源于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只不过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曹操必须采取“德刑并重”方能更好的治理其辖下郡县。
曹操的另一土地政策是抑制土地兼并，其中最有名的政令莫过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颁布的《抑兼并令》。
土地兼并一直是王朝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先秦的儒学大家孔子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然而，孔子却没有明确的抑制土地兼并的主张。之后的孟子，荀子也没有明确的抑制土地兼并的主张。商鞅、韩非子等法家流传与后世的相关著作，皆主张重农抑商，但对于抑制土地兼并的思想的叙述则很少。
直到西汉孝景帝时期，开始出现“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武帝时期，董仲舒上言请求“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儒家有比较明确的抑制土地兼并的思想主张，大约始于此。以此观之，
曹操抑制土地兼并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董仲舒的思想，而董仲舒的儒学是包含了一些道家、法家思想在内的新儒学，毕竟要抑制土地兼并光靠德治是不行的，更需要有法治做后台，这也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也因此曹操抑制土地兼并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行政手段则体现法家思想。
儒家思想主张“德主刑辅”，而法家思想则主张“刑主德辅”，曹操则取了平衡点。
唯才是举显“儒法合流“之思想
儒家是非常重视道德的一个学派，所以当时有“才能”跟“性格”可不可以分开的争论，儒家说不能分开，儒家贤能这个“贤”字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好人，一方面是能干的人。儒家认为，一个能干的人没品德的话，越能干，越会做坏事，这不叫贤人，叫奸人。
曹操用人政策，$2教授较为完整的归纳出了五点，具体特点就是“德才皆重，以才为先”。即注重所用之人的才能，即便其品行稍差，也可以接受，最重要是有才。
譬如魏种，他曾经背叛过曹操，曹操也发誓抓到严惩他，结果等到真正抓住他的时候，却只是说了句“唯其才也”便饶恕了他，对他依旧给予重用；
譬如郭嘉，郭嘉平时“不治行检”，陈群非常看不惯郭嘉这种不注意品行的习惯，于是“数廷诉嘉”，而郭嘉依旧“走自己的路，让陈群去说吧”，曹操也没有因此责怪过他们中任何一人。
这样看来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似乎不是儒家思想，其实不然。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观的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是儒家的“任贤”的用人思想，只不过为适应当时社会，他必须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就是降低了对“德”的要求，因为观曹操一生的用人事迹，他并非完全放弃对人才的“德”的要求。
纵观曹操的一生，他坚持了一辈子的法家主张，被他的儿子曹丕一一推翻，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变成了“九品官人法”，从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雅士”，世家大族垄断国家人才录用渠道长达几百年，除此之外不再列举。$2先生曾说在政治上杀死曹操的是他的儿子，的确很有道理。
曹操的人生际遇让我想起另一个鼎鼎大名的儒学宗师——荀子，作为儒家的标杆和旗帜，培养出来的学生却一个一个都是最纯粹的法家人士，如韩非、李斯等，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曹操和荀子，如果我们片面地将其贴上标签，觉得曹操姓“法”，荀子姓“儒”，这都是不妥当的，他们的思想融贯儒法，开创了一条新的思路，很难说有明晰的界限，他们的思想超脱儒法之争，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就像现代基因学的研究成果：杂交品种更具优势，曹操和荀子将儒法两家杂交而用，成就了一番伟业。于是曹操横扫北方，统一天下的大部分地区，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助秦始皇一统天下，成就亘古未有之事业，令无数后人观瞻和仰望。
但是随着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经济政治势力的强势崛起，儒家思想随着士族政治时代的来临，摆脱西汉时“王霸道杂之”的窘境，真正成为实质上的官方哲学，虽然曹操是个“伪”法家人物，但是他的一些法家之举已落后于时代潮流，于是最坚持法家思想的曹魏最先消亡了。
曹操因“法”而兴，最后曹魏却因“法”而亡，就算穿了一件儒家思想的“马甲”，也挡不住历史潮流的动荡。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历史总是这么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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