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不小心扇了皇帝耳光后的连锁反应
郭皇后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隆冬某天，皇宫内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刚刚亲政不久的宋仁宗，被皇后郭氏不小心扇了个耳光。
事情是这样的，在后宫，宋仁宗宠幸尚美人、杨美人，对自己年轻的皇后郭氏反而十分冷淡。尚、杨得宠于皇帝，颇娇纵，而郭皇后遭受冷遇，颇妒恨，两者相遇，常常不快。这天，尚美人又当着宋仁宗的面，对郭皇后盛气凌人，恶语相加，郭皇后忍无可忍，对着尚美人的脸颊扇过去一耳光，宋仁宗赶快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美人之前，郭皇后的耳光没沾到美人的脸，却扇在了皇帝的脖子上，还留下了“爪痕”。
其实，内宫争宠、打架斗殴的事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人家亲姊妹同一屋檐下还会争长论短呢，这是人之常情。按说，后宫的事，不过是皇帝的家事，作为家长的皇帝既然亲眼目睹，皇后的耳光又是无心之举，那么批评教育几句，或者各把五十大板，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件家事后来却被宋仁宗无限放大至国事的高度，拿到朝堂上来作为政治问题处理，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博弈，而这场博弈中的人，既包括位高权重的皇帝宋仁宗、宰相吕夷简，也包括宦官阎文应，还包括位身微言轻的谏官范仲淹、孙祖德等。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到底想要在这场博弈中得到什么呢？
先说皇帝宋仁宗。《宋史•；后妃上》载：“初，帝宠张美人，欲以为后，章献太后难之。后既立，而颇见疏。其后尚美人、杨美人俱幸，数与后忿争。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后不胜忿，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入内都知阎文应因与上谋废后，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亦以前罢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废。诏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乐宫。”
这段史料说明几个问题，一是郭氏之所以能当上皇后，是宋仁宗母命难违，被逼无奈的结果；二是郭皇后作为众妃嫔之主、帅六宫之人，却常常被妃嫔们欺侮，唯一可能的原因是皇帝的默许或怂恿，说明他有虐后之心；三是仅仅因为几句口角、一个耳光就轻言废后，可以看出宋仁宗废后的图谋由来已久。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白了都是宋仁宗母亲章献刘太后惹的祸。宋真宗临终前传位于宋仁宗，但当时他才十三四岁，只好暂时安排刘太后摄政，“真宗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宋史•；后妃上》）。然而，刘太后一垂帘就是漫长的十一年，这十一年间，宋仁宗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逐渐成长为有自己思想和主见的青年。不过，虽有主见，但不能作主，他想做的，太后说不是时候，他想玩的，太后横加阻拦，他明明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朝廷内外还政于他的呼声还一再高涨，但刘太后始终把他晾在一旁，有权不能用，有气不能使，有想法没办法。更让他恼火的是，那些由刘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小官员，均俯首听命于太后，对自己这个皇帝貌似尊敬实则敷衍，处处掣肘，备受冷落，宋仁宗便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年龄愈大愈浓烈。
明道二年初，刘太后终于还政于宋仁宗，不久驾鹤西归。刘太后一旦去世，宋仁宗那颗久久压抑的心终于得以舒展，这种变化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市）留守推官石介的话中可以窥见端倪：“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宋仁宗象脱缰的马儿，在欲望的草原上纵横驰骋，日日买醉，夜夜笙歌，一抒多年郁积于心的阴霾。同时，宋仁宗从亲政第一天开始，就在着手剪除刘太后的势力，“太后崩……帝始与夷简谋，以张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罢之”（《宋史•；吕夷简传》）。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宋仁宗通过把刘太后当年重用的朝廷大臣降职、罢免，来实现自己“去刘化”目的。
郭皇后几乎是不知不觉就撞到了枪口上。刘太后在世时，郭皇后倚仗自己是刘太后的人，独霸后宫，悍妒非常，让宋仁宗非常厌恶，而又无可奈何。但是，如今已经进入宋仁宗时代，还以刘太后时代的态度来待人接物，这是郭皇后不能与时俱进，以至于一点家庭小事，便惹得宋仁宗大怒，把小事变成了大事，把家事变成了国事，最后以被废除皇后身份了结。不过，话又说回来，郭皇后与时俱进又如何呢？能改变被废除的命运吗？不一定。因为从宋仁宗来说，废除郭皇后，是他一系列“去刘化”构想的必然环节，吵架不过是个由头，郭皇后即使这次不废，下次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被废的。
宰相吕夷简主张并推动废除郭皇后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因为郭、吕之间曾有过节。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与宰相吕夷简商量罢免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等人，理由是他们依附刘太后。议完后，宋仁宗闲谈中告诉了郭皇后，郭皇后却说：“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宋史•；吕夷简传》）。这句话击中了宋仁宗的软肋，吕夷简随即也被罢免，好在当时宋仁宗身边没有比对吕夷简更信任的人，于是，年内又让他复相了。吕夷简通过入内都知阎文应了解到郭皇后从中作梗，便怀恨在心，宋仁宗同他商量的时候，他毫不犹豫以‘古亦有之’为由，直接促成宋仁宗下定了废后的决心。因此，吕夷简主张废后的动机是公报私仇。
而阎文应作为太监头子，天天围着皇帝转，绝对是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皇帝的喜欢为喜欢，极尽巴结之能事的。郭皇后误伤了皇帝，皇帝又讨厌郭皇后，他就顺着皇帝的思路，建议皇帝废后，“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出主意、想办法，为皇帝废后找理由。实际上，这种行为乃官场惯技，无非是捞取政治资本，即所谓“踩着同志的肩膀向上爬”是也，皇帝满意了，自然更加信任自己，更加抬举自己，自然一手遮天、飞黄腾达，太监也要奔前程嘛。所以，阎为应在废后中寻求的是皇帝的宠幸，打的是自己的如意算盘。
皇帝把家事拿到朝堂之上讨论，说明这是国家大事，既然吕夷简、阎文应们充当了“倒后派”，为皇帝废后推波助澜，自然就有一班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参与其中，充当“挺后派”，据理力争。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孙祖德等十余人，长跪于宫殿门外，大声呼号，请求皇帝接见，极言“后无过，不可废。”然而，宋仁宗要“去刘化”，郭皇后是必须牺牲的棋子，不会以御史谏官们几句话说变就变的。郭皇后最终被废，伴着长乐宫的青灯古佛，度过了她的悲切孤寂的最后日子，2年后，因病而逝，年仅24岁。谏官们因言获罪，纷纷降职被贬，孔道辅出知泰州（今江苏泰州市），范仲淹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孙祖德等罚俸半年。尚、杨二美人在之后也没过几天风光日子，在朝臣们的一再批评下，宋仁宗不得不把她们遣送出宫，作为废后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的缓冲。
然而，孔道辅、范仲淹们为什么要冒着巨大风险去蹚这趟浑水呢？原因是这些习孔孟之道出身的官员，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练就了一身固执而坚韧士大夫品格，把维护国家和皇权利益作为毕生理想，他们认为错误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正确的，始终坚持，哪怕连连贬官甚至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语），这是他们义无反顾的誓言，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真理。他们反对废后，追求的是他们所坚持的真理。
当皇后不小心扇了皇帝的耳光以后，每一个人都怀着各自的心思，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推动着这一事件的发展，殚精竭虑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东西，从而使这一事件超出了事件本身，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这，就是政治。但让人叹息的是，在整个事件中，无论郭皇后也好，尚、杨二美人也好，都成了利益角逐的道具，都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最终都不可逆转地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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