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信奉什么
法家 “本于黄老主刑名”。它成熟于战国这一军阀混战的特殊时期，是战时经济体制在政治领域的反映，是用严刑峻法保证军事寡头剥夺役使民众的特权。旗帜上写着绝对忠君，骨子里包藏着极为冷酷的个人主义。
法家分为法、术、势三派，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商鞅、申不害和慎到，韩非则是三派学说的集大成者。如果说，术、势两派主要和直接针对着官吏，是君王驾驭官吏的手段，而法派则主要和直接针对的则是民众，是统治民众的铁血手腕。秦王朝采取法家主张而勃兴，并最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又是因严刑峻法而成为最为短命的王朝。商鞅以法家主张得以贯彻而名著青史，也因密如牛毛的法网而无可逃匿，最终被处以车裂。诚可谓木匠做枷——自作自受！后世史家往往把秦王朝大兴土木当成其灭亡的主要原因，殊不知，敢肆无忌惮地大兴土木，正是因了严刑峻法的鼓励保障，使得最高统治者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缘故。
秦王朝似乎铜帮铁底的帝国大厦，一夜间轰然倒塌就足以证明，苛酷的法家主张是剑走偏锋的邪道，迹近于饮鸩止渴，虽可迅速地强大崛起，却又陷入无可解救的鸩毒之中。所以自西汉开始就采纳了黄老学说的积极内容——无为而治。汉武帝为了拓土战争的需要，虽然接受董仲舒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奉行的依然是外儒内法。好在终于颁布了“轮台罪已诏”，纠正了自己前期的重大失误，才使民众安居乐业，也为刘姓政权赢得了生机。自汉以后直至中国结束帝制，法家主张就再没有占据统治地位。
从历史长河观察，诸葛亮治蜀期间，以严刑峻法威慑民众，是一种认识的倒退，是苛酷的法家思想的死灰复燃，没有可以肯定的内容。《三国演义》成书时，罗贯中先生显然意识到法家思想的不宜肯定，可是要极力歌颂的诸葛亮形象又不能出现污点，所以设计了“宽济以猛，猛济以宽”的解释，这样一来，就把严刑峻法的治蜀思想，变成了权宜之计。但这同历史本身已有着极大的区别。
关于称颂诸葛亮治蜀一节，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清人赵藩在四川成都武侯祠悬挂的那副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赵藩可算是歌颂大师。上联说的是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亦即大起义，歌颂诸葛亮善于用兵，所以不嗜杀不好战，故而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使得南方得以稳定。下联将诸葛亮治蜀中采取严刑峻法作为样板，教导后世治蜀者别生搬硬套某种模式，而是要像诸葛亮那样，依据当时当地的形势。上半联不是这一节讨论的内容，姑且搁置，下半联是从诸葛亮与法正之间一段谈话引申的，很值得细究。为使读者看清来龙去脉，不妨在正本之前先溯源。
关于诸葛亮信奉，后世都认为师承儒家，其实是师承法家。据《诸葛亮集·仙鉴》记载，司马徽曾对他说：依你现在的才能，应当访问名师，增进学识。汝南灵山酆公久熟悉韬略，我曾经当面请教过，十分精到。你何不前往求教？于是亲自引诸葛亮到灵山拜师。诸葛亮在灵山酆公久那里住了几年，师傅什么也没有教他。诸葛亮并不灰心，侍奉得更加谨慎。酆公久这才知道他诚心求教，遂拿出《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孤虚相旺》等藏书，令诸葛亮揣摸研究。待酆公久认为诸葛亮基本掌握其要旨之后，又以玄而又玄的阴阳轮回之类黄老学说给以启迪。黄老学说是法家学派的始祖，春秋时兼容了儒家学派形而下之的部分内容，更讲求阴谋、诡计、韬晦、用雌、使柔等。
又据刘备给刘禅的遗诏记载，诸葛亮在任期间，已著成“《申子》、《韩子》、《管子》、《六韬》”（见《三国志·先主传》）。《六韬》已遗失，管仲思想比较驳杂，故而不论。仅就申不害、韩非而言，前者是法家的术派代表，主张“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韩非是法家之集大成者，他将法家法派代表商鞅、术派代表申不害和势派代表慎到等人的思想融为一炉，并加以发展。在术方面，强调“以术知奸”，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强调“以刑止刑”强调“严刑”“重罚”。主张“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见《韩非子·难势》）。
赢政、李斯更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恐怖黑暗的专制时期。赢秦暴政不仅给举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也造成了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更促使后世专制统治者对法家学派的鄙视与抛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特征，但也是对法家理论的抛弃。此后虽有外儒内法者乔扮出现，但都极力掩盖其本来面目。时至东汉末年，诸葛亮精研法家思想，并不是一种文化进步，更不是社会福祉，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倒退。
说明：法家和法治不划等号。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对待民众，法治社会是指制定一系列法律限制政府权力。各国行之有效的这类法律是2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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