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原本形象
三国史研究远离现实，原本不会犯众怒，可是又突然犯了众怒，这是始料不及的。但是理论研究、史学研究都十分残酷，推导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不能成为障碍。很多事情不做则已，要做就有始有终，好在退休后有了充足的时间。这块黄土地生养了我，哺育了我，我就应该给以报答，人常说：“受人点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而黄土地对我来说，恩情岂止是点滴！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苍老书生，惟一能够回报的，就是给母亲说真话，将自己的知识积累，用大实话说给后世而无愧于先人；假如能激起他们的思想波澜，我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假如他们能从中获得启发，于我已是奢侈了。
在评价诸葛亮这位享有无限美誉的历史人物时，为避免过多的认识障碍和误会，首先得统一尺度，有了共同认知的标准，就容易趋于一致。评价历史人物，人们常常采取成王败寇标准，二十四史是其典型，并影响了后世很多人。这是不顾史实抹煞史实以至歪曲史实的客观唯心论，甚至导致出人造历史。被歪曲的历史中，发现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起不到真正的褒贬效果，还会发生阿谀奉承或落井下石的道德滑坡。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也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很多中国人在看待三国人物时，常不自觉地做了历史的情人。情人眼中出西施，自然妨碍了历史的公正。诸葛亮是统治者眼中的西施，他们看中了他的“忠君”；蜀汉割据政权是宋末元初华夏民众眼中的西施，用它与元统治者对抗。时至今日，假如还有哪位同胞要以三国人物做情人，那只能由他自己了。
历史研究中很忌讳血缘、地缘及先入为主的感情标准，这最能将人导入歧途。感情标准说破了，是一个利益标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间接利益，即要打碎头脑中已经构成的认识框架，做出艰难的感情割舍；对极少数人来说是直接利益，他们把自己的名誉地位及工资、奖金等，都同某历史人物挂了勾，要重新审视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们就像贾宝玉那样，会得失心疯，因之要无不使用其极地漫骂咀咒。但十三亿人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自然有着不同的感情，衡量是非的标准当然就千差万别。更不能以帝王或某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做标准，帝王是最高统治者，政治军事集团是特殊时期某种利益的纠合，他们的利益，都建筑在对普通民众合理权益剥夺的基础上；他们的欢乐，都建筑在普通民众哀苦悲戚的基础上。更何况，帝王往往还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照样存在着利益对立，因之标准也完全对立。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像没有感情设置的机器人，以极其冷酷的态度审视历史，审视历史事件与人物，用同一的客观标准去评判。冷静得如同法官，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只有这样无情地剖析，才能得出公正的判决。这里的法律，只能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最普通也最广大的民众利益。
在十五年细究三国史的过程中，我已搬掉了祭祠诸葛亮的那座神坛，让其还原成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毫不隐晦地说，历史上的诸葛亮，不是光环笼罩，无所不能的天神，而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有功有过也有罪！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的部分数据（出自三国演义电子辞典）
究其罪，就是自董卓之乱形成的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华夏神州瓜分豆剖，四分五裂的悲惨局面，直止刘综投降时才基本结束，中国大地出现了复旧统一的一抹曙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诸葛亮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竟把强烈意愿同全国几千万民众的统一要求对立起来，《隆中对》是重新分裂华夏的蓝图，赤壁大战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七十二年的历史大倒退！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应该追究责任者并加以鞭挞，诸葛亮、刘备、鲁肃、孙权、周瑜等“一个个鲜活的身影”，都应该为广大无辜民众的无尽哀痛承担责任。
究其错，就是为了登上皇帝宝座，毅然放弃奖励农耕，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贸然进行毫无胜利可能的北伐，把三个多省九十余万民众包括妇孺老少都绑上内战的战车达七年之久，并给陕西关中和甘肃天水一带民族带来了无尽灾难。这个认识中，并不包含国家应该长期分裂的主张，当分裂已成为事实的时候，统一亦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军事割据状态下，统一必须经历不可避免的阵痛，野心家造成的损失，都得由无辜民众去买单。但是，统一国家的战争，必须建筑在可能性甚大的基础上，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否则，民众统一国家的愿望，就成了个别人制造内战的借口。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正是这样，没有可以肯定的内容。
然而诸葛亮还有很大的功绩。在肯定历史人物时，如果把他的错误、罪责等一古脑加以肯定，那就使自己沦为历史人物的情人；翻过来，如果在否定历史人物时，把他的功绩也一古脑否定，那就使自己成为历史人物的仇敌。情人也好，仇敌也好，都没有资格评说历史，原因都是相同的：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从感情出发得出的结论，不会含有真理的颗粒，与真理根本不沾边。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客观公正，做出的结论，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诸葛亮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贤相。刘备死后，西蜀政权面临着一系列棘手问题，首先是孙刘联盟已经破裂，羸弱的西蜀必须面对两个强敌，一是强大的曹魏，一是夺取了荆州又在夷陵之战中取得胜利的东吴，而这两个政权又有了联手。在新败之后，诸葛亮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毅然地捐弃前嫌，着手恢复孙刘之间的联盟。如果说，当初建立孙刘联盟酿成赤壁大战和三国鼎立等，还有分裂华夏的恶劣后果，而今天，恢复联盟却是出于蜀国安定，使人民安居乐业的需要，当然具有了进步意义。虽然此后东吴采取了明和西蜀、暗结曹魏的两面策略，但西蜀毕竟缓和了来自东面的威胁。与东吴缓和之后，诸葛亮率军南征，以攻心策略平定了西南孟获等少数民族的起义，不仅使西蜀后方相对稳定，同时保护了华夏的版图完整。
在治理西蜀中，诸葛亮鉴于刘璋时法度松弛的状况，代之以严刑峻法，从而使西蜀社会秩序一肃井然。这其中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我在其后边还要深入论述），当然也得力于诸葛亮的开诚布公。正如陈寿归纳的：“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见《三国志·诸葛亮传》）。遗憾地是，传记中并没有治蜀的具体内容。至于后世诸葛亮的研究者长篇累牍地称赞其发布《求贤令》招揽贤能，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等，都属于孔子缺少世家传——有善无征之类了。陈寿的评价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是“文胜质则史”的明证。一个以战争为主题的社会，以一人之力的个性化治理，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这也不是无中生有，当能窥见其大概，它毕竟出自严肃史家的笔下。
其二，廉吏。这由诸葛亮临终时写给刘禅的家事奏章中可以明鉴，奏章写道：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此奏章涉及三个内容：一、（皇帝）不必对我的家属另加抚恤，他们的生计不成问题。二、我在外做事，没有其他花销，潜台词是不曾负债。三、我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使自己先富裕起来，外无余财、内无余帛是我的价值取舍，就是要以此报答陛下对臣的信任。显然，陈寿也被传主的清廉感动了，故而在奏章后边补充了一句：“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死后，遗体葬于汉中勉县定军山北麓，依照他临终遗言，埋葬得十分简单，墓穴狭窄得只能容得下一具棺材，除了四季衣服外，没有任何陪葬物，其节俭与曹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忠君的美誉，已是散发着尸臭气味的陈腐概念，是历代统治阶级愚弄民众，奴化民众的宗教教义，同儒家忠字内容大相经庭。孟子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中，已点评得十分明白，不容游移。
研究诸葛亮，首先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请他从神坛上回到人间，已经是商品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必然要求。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提出了理性主义的口号，此口号遂成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虽已过去了九十年，而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并没有树立起来，英雄伟人的阴影，仍像幽灵一样盘踞在众多同胞的内心深处。不从死人阴影下解脱出来并找回独立的自我，仍都心甘情愿地做“追星族”，国家的前途希望还在哪里！也许有人说，崇敬英雄伟人同追星毫不相干，不应该相提并论混淆是非。其实，两者是密不可分的，都缘于崇拜。把英雄伟人神化并共供奉起来，同顶礼膜拜歌星影星是一样道理，都是失却自我的表现，是小农依附思想的表现。区别仅在于前者似“冷静”一些，而后者却十分浮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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