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巩固曹氏政权的托孤
古代托孤有授权和选贤两种，嗣君幼弱时授权大臣辅政，嗣君年长选贤辅佐，两种托孤都是过世的君主为继嗣能有效控制国家、巩固政权采取的特殊措施。授权是故君直接给托孤大臣很高的权力，选贤是故君让嗣君赋予托孤臣重权，或让嗣君重用托孤臣。
曹操托孤历史上不如汉武帝和刘备托孤有名，也往往被忽视，没有被仔细研究，其作用和意义在当时是深远的，不仅有效巩固曹氏政权，对历史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曹操在洛阳修宫殿时病重，去世时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仅曹睿在身边，当时曹丕已经三十多岁，嗣君年长曹操托孤不是授权而是选贤。他病重初想让近在长安的曹彰来立曹植，体现了他担心家族命运，想用亲汉的曹植取代曹丕与亲汉集团妥协，缓解内部危机，但很快就决定选贤辅佐曹丕，立与君子士大夫集团密切的曹丕。
随后他就发布遗令让各地军事将领不得擅离，要薄葬除服应对战乱。曹操托付后事不是简单让曹丕重用谁，而是用主持丧事的形式向天下宣示他的态度。
他仅让督军司马懿和谏议大夫贾逵主持丧事，而让夏侯尚护送自己的遗体回邺城。当时曹魏虽然刚度过荆襄危机和孙权暂时联合，总体形势依然严峻，摩陂阅兵时他赞赏河东将领徐晃、裴潜和兖州兵也预示了他的政治态度，督军司马懿是代表了兖州集团，代表河东集团的正是贾逵，是河东人，而且是孙资荐举的，也和孙氏有密切关系，曹操选择这两人主持丧事，是特殊的托孤策略，封建社会主持故君丧事本身就在政治上有托孤的地位，司马懿与曹睿交谈时也说过：二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曹操托孤司马懿时曹睿和黄门令董箕等在旁，让人理解了曹操在摩陂重视兖州、河东人的目的。
当时曹魏是一国三府，邺城是魏国政府，许昌是汉政府，洛阳是随军幕府，史书记载当时曹魏内部矛盾尖锐，形势混乱、危机重重，而且有疾疫，军民不安，青州兵甚至都自行鸣鼓返乡，曹魏政权几乎是陷入瓦解的趋势。在邺城的政府众臣甚至不让曹丕继位要等汉政府的诏书，曹彰也不顾曹操遗令不准将领擅自离职到洛阳问玺绶所在，洛阳的随军幕府中，多数也不想执行曹操让司马懿和贾逵主持丧事的命令，像劝说曹丕只用谯沛人同样有争权的意图，甚至想秘不发丧。在这时督军司马懿和谏议大夫贾逵的表现充分体现了曹操托孤的作用和政治远见，也体现了两人杰出的政治才能。
司马懿和贾逵最终顶住随军幕府中的压力，主持曹操丧事，拒绝了秘不发丧的意见，贾逵也建议对擅离的青州兵安抚，劝阻了到洛阳的曹彰，督军司马懿也使曹彰不得不返回，司马懿主持曹操丧事是内外肃然。在邺城政府中曹丕和众臣在得知曹操去世的消息时哀号痛哭不复行列，司马孚劝止了曹丕，和陈矫驳斥了众臣中要等汉室诏书的态度，要求早拜嗣君，他同和洽用强硬手段罢黜亲汉众臣，并指挥军队宿卫宫廷，同陈矫以魏王后令拥戴曹丕继位，不向汉室求继位诏书。与众多托孤是君臣言谈交流相比，曹操托孤是建立在为巩固政权进行激烈政治斗争的基础上，是建立在汉魏之际的尖锐矛盾基础上，不同于历代大一统政权的托孤，甚至比相对稳定的蜀汉政权托孤更复杂，曹操托孤是涉及到汉魏、蜀魏、曹孙等多重矛盾中，曹操托孤是要借重曹魏政权中日益有影响的兖州集团、河东集团，选择司马懿不仅是因为他是第二代中最杰出的人才，也是借重司马氏与兖州、河东集团密切的关系，要利用兖州人对司马朗的敬重，并且笼络三河地区士族。选择贾逵是要利用他在河东的影响力和他的才能，也因为贾逵与孙资等孙氏的关系，实际也是要加强同江南的孙权集团的合作。曹操病重时知道，刘备的才能与自己匹敌，仅见机慢，手下仅关羽被杀，五虎将存四人，还有诸葛亮等人辅佐；孙权是想方设法要把自己放在炉火上与亲汉势力火拼，实际也是割据江南不会听他的，当年孙权仅六郡面对自己的数十万大军依然抗拒，现在割据了整个江南更不会听命，必然有相互吞并之心，而北方的形势是动荡严峻的，疾疫、战乱，百姓不堪赋役劳作而反抗，曹操理解自己与亲汉集团积怨矛盾太深，不可能化解，曹植与汉集团联系的杨修已经被自己杀了，同汉集团妥协不可行，只有任用得民心的贤臣，笼络君子士大夫集团，任用得民心的司马氏，加强同孙氏关系。曹植本人也不愿参与争位，后来也拒绝了曹彰的劝说。
如果没有曹操的托孤，曹魏政权当时可能就陷入内乱，就像陈矫说的“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曹彰在曹植不争后就问玺绶所在，将有异志。司马懿和贾逵都是有声望、得民心的人才，两人不仅在曹操去世后巩固了曹魏政权，稳定了动乱的局面，两人在后来的经历也深刻影响了曹魏政权。可惜曹丕在政权稳定后没能完全体会曹操的良苦用心，对河东、兖州集团疏远，也没能重用曹操选择的两位托孤贤臣，直到被孙权打败才恢复曹操任命司马懿的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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