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曹操最赏识的谋士
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通常被认为是曹操最倚重的五大谋士。但五个手指总有长短，曹操最赏识的又是谁呢？
对这五位股肱之臣，曹操说过的好话挺多。比如，称荀彧“吾之子房也”（《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将他比作汉高祖身边的“智多星”张良；赞荀攸“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魏书十·荀攸传》），认为他不是一般的人，能与之谋划大事，平定天下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视贾诩“乃使我信重于天下者”（《三国志·魏书十·贾诩传》），仿佛本人信誉从此有赖于他；对程昱说：“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三国志·魏书十四·程昱传》）表示没有程昱保存兖州之域，他将无处可归；而与郭嘉初次会面后，曹操更欣喜道：“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三国志·魏书十四·郭嘉传》）肯定他是帮助自己成就大业的那个人。
但仅凭上述评价，却难以分清五人在曹操心中的份量。虽然好话不上税，可任何好评终究有赖于谋士的运筹功夫，史实便是权威的判断依据。需要指出的是，五人辅曹时间有长短，按加入曹操集团的先后次序看，应是：荀彧、程昱、荀攸、郭嘉、贾诩。郭嘉、荀彧、荀攸先曹操亡故，分别为建安十二年（207年）、十七年（212年）、十九年（214年）；程昱、贾诩先后于黄初元年（220年）、黄初四年（223年）去世，晚于曹操寿终的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年）。以此可知，为曹操服务的时长大致为：程昱28年、荀彧21年、贾诩21年、荀攸18年、郭嘉11年。为比较公平起见，则应选择他们同为曹操出力的时段比较为宜。毕竟同台竞技才是真较量，更显英雄本色。因此，确定建安元年（196年）至建安十七年（212年）的时间节点（因郭嘉早亡、贾诩晚至各吃亏5年、3年），这是曹操一生征战、纵横驰骋的黄金时段。当是时，五大谋士各有怎样的表现？
——荀彧。建安二年（197年），荀彧向曹操提出：“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并分析了曹袁在用人、决断、治军、德行方面的优劣，消除曹操与袁绍争胜的疑虑。同时，又提出“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爆发，九月曹营军粮告罄，曹操给荀彧写信，商议想撤回许县。荀彧借刘邦、项羽为例，言先退一方将陷于被动，并指出袁军气势已现衰竭，战局将有变化，正是用奇谋的时候，促使曹操放弃原打算。建安六年（201年），曹操想乘袁绍新败进击刘表，荀彧予以劝阻，表示不宜离开兖州、豫州，防止袁绍收集残余，趁虚从后攻击。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准备讨伐刘表，荀彧建议明里出兵宛、叶二县，暗中从小路轻装前进。曹操依计而行，恰刘表病死，其子刘琮献荆州而降。
——贾诩。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因军粮将尽问计于贾。贾诩分析曹操有四方面优势，建议看准时机果断出击。曹操为此袭击袁绍30多里外的营地，大破强敌。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攻破荆州，打算顺江东下。贾诩劝谏其凭借荆州富饶之地，“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三国志·魏书十·贾诩传》）曹操不从，故有赤壁之败。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希以渭水为界割地求和，贾诩建议假意应允，借此麻痹对方，并设计离间马超、韩遂，一举击败关中联军。陈寿认为：“卒破遂、超，诩本谋也。”（《三国志·魏书十·贾诩传》）
——程昱。建安三年（198年），刘备失徐州后归附曹操，程昱劝其杀之。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后又遣刘备截击袁术，程昱和郭嘉劝谏，认为“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三国志·魏书十四·程昱传》），刘备果然起兵背叛。建安五年（200年），袁绍移兵南渡，程昱仅带700士兵守鄄城，曹操欲加2000人前往助守。程昱说，袁绍拥有10万兵众，如今我兵少，必遭轻视而不来进攻；若增加兵力，反而会被攻克，且白白损失力量。曹操于是按兵不动，袁绍的反应确如所料。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讨荆州，刘备奔吴求肋，有人判断孙权将杀刘备。程昱不以为然，判定孙必援刘，事实也如所言。
这里特意将荀攸、郭嘉列后阐述，只因他们棋逢敌手，最是难分伯仲。曹操逐鹿中原之际，荀攸“常为谋主”（《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据说曾先后筹划奇计妙策十二条，后钟繇打算编成一集，可惜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建安三年（198年），荀攸随军征讨张绣。他分析张绣与刘表互相依恃，但必然分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三国志·魏书十·荀攸传》）可惜曹操没有听从，以致失利。同年，荀攸认为“布骁猛，又恃袁术，若纵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往可破也。”（《魏书》）曹操征吕布，因连战疲弊欲返回。荀攸与郭嘉力劝一鼓作气拿下，最终生擒吕布。设计斩颜良、文丑是荀攸平生得意之作。建安五年（200年），袁绍遣颜良、淳于琼等攻东郡太守刘证。荀攸分析曹操兵少不能抵挡，需分散对方力量，建议由延津渡黄河，吸引袁绍西向应战，“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曹操听从了建议，大败敌军并斩杀名将颜良，解除白马之围。后曹操遣辎重渡河向西，与袁绍军相遇。诸将皆恐，劝曹操回撤守营。荀攸表示正是破敌之时，曹操便令抛下辎重诱敌争抢，再回军突击，并斩敌将文丑。官渡之战时，曹操军粮方尽，荀攸两次建议袭取敌方运粮队伍，大获全胜。建安八年（203年），曹操打算征讨刘表，袁绍两子袁谭、袁尚争冀州，袁谭请降求救。部下多称两袁不足为忧，应先攻刘表。荀攸认为刘表胸无大志，更需避免两袁和睦相处而成就基业，现今他们势不两立，“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书十·荀攸传》）曹操便答应袁谭和亲的请求，回军击败袁尚。
郭嘉被曹操视作“奇佐”（《魏书》）。建安二年（197年），面对各路诸侯割据、袁绍势力占优的格局，郭嘉提出著名的“十胜十败”之说，即以项羽、刘邦楚汉相争、以弱胜强为例，列举曹操将以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同时，建议乘袁绍攻击公孙瓒之际，“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傅子》）这样既扩大自身实力，又消除日后曹袁决胜时可能遭受的侧翼威胁。建安三年（198年），吕布战败退守后，曹操一度打算撤军，郭嘉与荀攸劝其乘胜急攻，遂擒吕布。刘备投靠曹操为豫州牧，程昱建议杀之以绝后患，郭嘉则同曹操意见一致，认为“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魏书》），但又提出“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傅子》）。怎奈曹操未从郭嘉之谋，后追悔莫及。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将东征刘备，众人担心袁绍从后袭击。郭嘉说袁多疑迟钝，必然不会行动，应趁刘备立足未稳时急击。此战也大破刘备，还俘虏关羽及刘备妻子。曹、袁相持官渡之际，听说孙策将发兵袭击读者许都，这无疑使本处劣势的曹操陷于险地。在众人皆惧之际，惟郭嘉预料孙策刚吞并江东，所杀都是英雄豪强，其本人又轻率疏于防备，必会死于刺客之手。郭嘉真是神机妙算，孙策果然被仇人许贡的门客杀害。建安八年（203年），袁绍病逝，曹操讨伐袁谭、袁尚连战连捷。诸将都想乘胜追击，可郭嘉却独进奇策，建议退兵。他分析袁氏兄弟将因继位问题勾心斗角，若攻打急迫，他们会互相支持；若暂缓用兵，他们会起争斗，不如南向荆州征刘表，以待其变。此后两袁兄弟果然因争夺冀州大伤元气，曹操乘机各个击破。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将征伐北向逃窜的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大多害怕刘表派刘备袭击后方，并视袁尚为丧家之犬，已无讨伐的必要。独郭嘉精辟分析平定乌丸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认为若舍弃乌丸而南征荆州将有风险，并料定刘表因忌惮刘备不会有所动作，甚至说即使调集全部兵力远征都毫无可忧。这使曹操下决心出兵。军至易城，郭嘉感到推进速度太慢，又进言：“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三国志·魏书十四·郭嘉传》）曹操便暗中率领一支轻装精兵由卢龙塞而出，令敌措手不及而大获全胜，并斩杀乌丸首领蹋顿。同年秋天，辽东太守公孙度带着袁尚的首级前来投降。可叹郭嘉因水土不服又行军操劳过度，竟患病去世，一代奇才如流星般陨落。
综合分析，荀彧在曹操账下位居首席，但因“常居中持重”（《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较少随军出征，所以献策一般以书信往来。荀彧所提主要是战略层面的意见，具体战术谋划实非其所长。程昱也多在后方留守，介入前方军务相对较少。刘备失徐州后来投曹操，他与郭嘉同谏不可放虎归山，但起初即劝曹除刘，识见略逊于郭嘉。荀攸、郭嘉、贾诩则紧随曹操前后，说明曹对三人智谋奇策的依赖。就谋略而言，曾先后投靠李傕、段煨、刘表、张绣的贾诩深不可测，但因较晚加入曹营，前期献策不多，所以难分上下的是荀攸、郭嘉两人。
纵览相关史料，荀、郭各有一次献策未被采纳，即荀攸建议缓攻张绣，郭嘉建议莫放刘备，事后都令曹操追悔。巧合的是，这两次均发生在建安三年（198年），此后曹操便言听计从，罕有背离。那么荀攸、郭嘉之于曹操，究竟谁更得力？还是看看曹操本人的评价。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平定冀州后表奏天子：“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三国志·魏书十·荀攸传》）为此封他陵树亭侯。郭嘉次年获封洧阳亭侯。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论功行赏时夸赞荀攸：“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三国志·魏书十·荀攸传》）文若即荀彧，公达即荀攸。于是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户。此时郭嘉已去世，曹操上表曰：“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郭嘉封邑至此多荀攸二百户，可知原先少荀攸一百户——因荀彧最早随曹，荀攸、郭嘉与其不可类比，但两人同年开始佐曹，据此可作判断：即以军功论，前半段荀攸略占先，后半段郭嘉略占先。具体说来，在战胜袁绍的官渡之战中，以荀攸功高；在剿灭袁氏残余的乌丸之役中，以郭嘉功高。由于郭嘉早亡，曹操封邑时对其倾斜或许有惜才怃恤之意。乌丸之役后自柳城还，曹操途经荀攸居所时说：“昔高祖使张子房自择邑三万户，今孤亦欲君自择所封焉。”（《魏书》）曹操此举将荀攸比作张良，并成为其属僚唯一受自择封邑待遇的人。因此，荀攸、郭嘉之功可谓平分秋色。
在此切入本文开始提出的话题，曹操究竟更赏识谁？笔者认为，他对郭嘉更为垂青。究其原因，一是郭嘉年青，曹操曾有百年之后将儿子托付予他的考虑。郭嘉小曹操15岁，曹操曾对荀攸说，你们的年龄都和我同辈，只有郭嘉最年轻，“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矢折，命也夫！”（《三国志·魏书十四·郭嘉传》）二是郭嘉眼力独到，每逢军国大事从未失算，令曹操格外欣赏。在曹操眼里，郭嘉“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魏书》）。虽然往往不按常理出牌，却如有神算。曹操曾给荀彧写信称之“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傅子》）三是郭嘉性格爽朗、没有拘束，在出谋划策时更露锋芒，颇与曹操投缘。就个性而言，郭嘉我行我素，曹操称“此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拘之”（《三国志·魏书十四·郭嘉传》）。正因如此，他更善于高屋建瓴，敢于力排众议。曹操感叹“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三国志·魏书十四·郭嘉传》），与他“行同骑乘，坐共幄席”（《魏书》）。相形之下，荀攸敦厚讷言甚至貌似几分儒弱，正如曹操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三国志·魏书十·荀攸传》）。但拥有中规中距的荀攸，却是曹操之幸，与擅长剑走偏锋的郭嘉正好成为能够互补的“双子星座”。
需要一提的是，荀攸虽晚郭嘉七年去世，后期在史书上竟毫无建树，征战中所起的作用已不如贾诩。所以荀攸虽“常为谋主”，却难以始终为“谋主”。郭嘉走了，荀攸的灵感似也随同而去。联想建安元年（196年）因戏志才去世，曹操致书荀彧称：“自志才之后，莫可与讲者。汝、颖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痛失戏志才，曹操居然感到军中没有可商量的人，而此时荀攸已入曹营。荀彧便推荐郭嘉，当曹操问计天下大势，郭嘉分析透彻，令其格外欣喜。此前因荀彧主事后方，曹操曾问“谁可代卿为我谋者？”（《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荀彧推荐了荀攸、钟繇。可以说，在曹操戎马生涯的不同阶段，就发挥作用大小而言，曹营第一谋士也进行着接力传递，先后是：荀彧、戏志才、荀攸、郭嘉、贾诩。当然，最辉煌的还数荀攸、郭嘉。
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从征孙权的途中去世，曹操“言则流涕”（《三国志·魏书十·荀攸传》）。相比郭嘉病重时，曹操派去探问病情的人不断往返路上，“及薨，临其丧，哀甚”（《三国志·魏书十四·郭嘉传》），程度有所差别。据《傅子》所载，曹操因郭嘉去世多次给荀彧写信，痛惜之情长久不能平息，以致直呼“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赤壁之战败后，在退却途上再次哀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荀攸等一班谋臣闻及此言，又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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