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抉择——孟达的反复人生
严格意义上讲，孟达不是人们所认为的传统观念中的小人物，但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这两部讲述汉末三国人物事迹的非官方修史经典中是没有他的个人独立传记的。史书作者们只有是在讲述他人生平的时候，才会将他的事迹零零星星地提及。从这个角度来看，孟达又是一个被人们所忽略的小人物。
讲起孟达，顺带地要把他的老爹提及，那个曾经做了东汉王朝凉州刺史的孟他。老爹孟他的人生和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成语典故紧密关联，你也许曾经听说过，“一斛凉州。”
孟他生活的年代，还是汉灵帝在位的时期，当时朝廷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非汉灵帝的假老爹张让莫属，孟他在官场上混得不如意，便走起了张让的门路。张让权势熏天，当然不会将孟他这样的小人物放在眼里，以孟他的地位也是很难接触到大老爷张让，因而孟他所选择的捷径是结交张让的家奴。
古今不变的硬道理，结交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金钱攻势。孟他虽然只是人轻言微，却颇有魄力，只是几年间，几乎耗尽所有家财，贿赂给了张让的家奴们。而令家奴们所不理解的，在这一过程中，孟他竟然没有向他们提出过一点的要求，只是一味地无私奉献着。
当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袁世凯所说，这天下怎么会有无私的人？“欲得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以及“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的手段，孟他还是熟知一些的，默默无求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一颗不安的悸动心灵。
家奴们也并非是些不识趣的人，孟他年复一年不变的“无欲无求”执着，让他们有些自形惭愧，还是他们先开的口，问及到，孟他行为背后所要的诉求。在家奴们的再三追问下，隐忍了多时的孟他，这才在半推半就中显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也就只是想做个级别高一点的官。
长期贿赂的“恩泽”，让家奴们难以拒绝孟他的这一要求，也更让他们明白孟他本来就与等候在张让府邸外力求巴结的人们是同一路人而去除了心里的纠结。家奴中也是不乏头脑灵活的人，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又不需要多大付出的前提下，他们想出了一个帮助孟他的绝妙法子。
张让府邸的门前向来都是车来车往，络绎不绝，如孟他这样寻求门路的人真是多了去，但真是受待见的却是没有几个，其中以吃闭门羹的为多数，有些甚至是等待上几天几夜，也未必能够见到张让一面，家奴们不肯通报的情形比比皆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他聪明的地方，他如果是同门前的这些人这样，一直等待在张让的府邸外，最终也会变得和这群人一样，在虚度中浪费了一生。他所选择的曲线，看似见效不快，却是最为实用的。
张让府邸外的人们，也不是没有什么收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发现了一件非同寻常而又难以测度的事。那是由一个神秘人引起的。这个神秘人来到张让府邸的时间，总是要被所有人要晚，但他的每次到来，必然会在张让府邸中管事的家奴中引起不小的震动。
从来都是一脸死人表情的家奴们，只要听闻这位神秘人降临，必然是会容光焕发而又不失低调谦和地在府邸门外以大肆铺张的形式迎接，并也只有这位神秘人的车马享受到了独自进入张让府邸的待遇。
这确实是一个特大头条，对艰苦等待中苦于没有门路的人们来说。他们纷纷转换了方向，拿出本已准备好的财物，赠送给这个他们所认为的和张让必定是有着某种极为亲密关系的神秘人。神秘人来者不拒，全盘接收了人们给予他的各种贿赂物品，因此而又列入了富人的行列。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地，这位神秘人就是孟他。
孟他成功地迈出了他的第二步，制造声势的同时，回收并增长了自己的财产，在结交家奴的第一步顺利完成后。了解孟他的人，当然知道，这不是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当官，并且是当大官，才是孟他同志最想要的。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孟他将他聚敛来的所有钱，进行了第二次投资，所瞄准的目标对象是他的最终猎物张让。张大大有一个特长，对贿赂缺乏免疫力，往往都是照单全收，而且还具备着拿多少钱办多少事、童叟无欺人人平等的优良作风。孟他给的这个钱，张让拿着很是舒坦，心情也很是愉悦。在这之后，孟他又精心访寻到了一斛蒲桃酒，赠送给张让饮用。张让脸上的表情更是丰富了，很是对这个“有心人”抱有极大的好感。不久之后，孟他就出任为凉州刺史。
因为先前有过送蒲桃酒的“动人佳迹”，新任命的凉州刺史孟他难免不了当时代人们的调侃，很快地，“一斛凉州”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称呼孟他的代名词。历史上本来默默无闻的孟他，就这样，以其独特的形式定格在了历史长河中，为后来的人们所惦记着。
虽然着费了很大劲，而且还落得个坏名声，才得到了凉州刺史的位置，可以肯定的一点，孟他最终是没能够到凉州上任。因为有关于那个时期的凉州刺史的相关史料中，我根本就找寻不到孟他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踪迹。这不是说有人从中作梗，也不是张让反悔了，实实在在的原因，只有一个，时局太乱。
凉州地方从来都不是让朝廷放心的地方，羌人们活动的很频繁，被官员们压迫得苟延喘喘的汉人也是在蠢蠢欲动，你方唱罢我上台，各路人马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折腾，谱就了一曲凉州乱世悲歌。显然，这不是孟他所能玩得起的，所有投资打了水漂之余，换来的是一个空头衔和成语典故。
有关记载中显示，孟他不仅没有去上任，就连老家扶风都没有待上多久，为了躲避越演越烈的战乱，孟他带着家人迁移到了蜀地。大约也就是在这时候，孟达跟随着他的老爹来到了蜀中地区。
从对孟他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孟他是一个善用权谋而很有心机的人，不计较家财的得失，敢于搏出位的性格，又带有赌徒的某些特性。在孟他的言行引导下，及遗传基因的影响下，孟达的性格中或多或少的沾有一些重利轻德、重实不重行的风气。而在家境殷实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孟达，身上必然也带有着某种优越特质，令得许多人刮目相看了。
约是在建安初年的时候，全天下闹饥荒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孟达和同郡人法正入益州投奔了当时颇为风光的刘璋。从传统意义上讲，孟达的投奔具有背叛的性质，不为建在着的东汉王室效劳，而是将精力投注到了割据一方的军阀身上。这是孟达的第一次背叛。
究其原因，其实也怪不得孟达，汉室王朝本就芨芨可危，即使再有经天纬地的才能，也是难以扶持起来。孔老圣人就曾经说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虽然着君子标准还有点距离，准君子规格还是可以效仿的。广义上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地方，从总公司调到了分公司，名义上的大老板还是同一个，闲着也是闲着，也算是物尽其用一回。
然而现实非常的残酷，孟达所失望的，他并没有得到刘璋的另眼相看，他始终为刘璋集团所排斥，脱离于益州政治核心之外。就在郁郁不得志之中，孟达虚度着他在益州的人生。
与其具有着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个和孟达一同入益州的法正。虽然挂了新都县令的头衔，后来又升了军议校尉，但法正始终未能回得到刘璋的信任。更为悲催的，周围本是从外而来客居益州的其他人也不待见他，常常地在外发表对法正极为不利的言论。外界舆论的直线下降以及最高领导那的不受重用双重打击下个，使得法正那一段时期所过的日子非常地郁闷。
比孟达稍微强一点的，法正还是结交了刘璋集团中的上层人物，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个，名字叫做张松。按理说做到了益州别驾高位的张松，在刘璋手下过的日子应是蛮舒坦的，可是张松并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状态，三天两头地和法正聚集在一起，抱怨着刘璋这个老板的种种不靠谱。
孟达是法正的同乡好友，张松又是法正的同道中人，以法正为媒介，三个人必然是常常见面的。两个失落的人，一个不满的人，自然也是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的。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夕，为了巴结刚平定荆州的曹操，刘璋派遣张松为使者，带了一大批的礼物去犒劳曹操，顺便也打探些朝廷的动静。志得意满的曹操，早就为荆州的垂手可得以及天下一统的美好愿景所盲目，可以预想得到，对于这么一支与强势之中前来观望的使节团，是不会抱有多大的好感，同时也不会给什么好脸色。
这对于伤不起的张松，打击实在太大。回去之后，在刘璋面前，张松尽是讲些曹操的坏话，他还极力向刘璋推荐了一个他所认为的可以给益州刘璋集团带来极大利益的人物——刘备。
一直以来，刘备的生活状态类似于现在的北漂一族，名义上的合作伙伴实际意义上的投靠对象，换了一波又一波，严格意义上讲，三国时代中要属刘备更换主子最为勤快。赤壁之战后，这种状况终于有所改善，虽然还是要依仗着孙吴的势力，比起先前还是阔绰了许多。腰板直了，想法就多，胃口也难免会被撑大，外加上诸葛亮隆中对中的规划，理所当然地益州不可避免地成了刘备下一步所追寻的目标。
刘璋本身对益州的掌控不是很牢靠，虽有东州集团（刘璋老爹刘焉当年所培植出来的势力集团，主要是由入驻益州的外地势力组成）对益州当地豪族的压制，但地方上蠢蠢欲动的形态十分明显。在汉中的张鲁也很是不安分，时不时地来问候下，还真把益州当成了自己家的。
内忧外患的逼迫下，致使刘璋本人也很是烦恼，于是地，张松便向刘璋提议，引进刘备这个外援来，帮忙着解决益州的内外部问题。这个纯粹标注为“引狼入室”醒目字语的馊主意，刘璋大为同意，并问派哪个人去联络刘备合适些？
意料之中的事，张松所推荐的人物，除了法正还是法正。意料之外的，法正真是不想去，推辞了一会儿，拗不过最高领导的指示，只得是去了。见到刘备后，法正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显然是刘备的个人魅力在发挥作用了。
法正回来后，在张松面前将刘备直接夸到了天上去，认为这才是可以依靠的大老板。本来很有想法的两人，先前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了，时常地在一起谋划着，怎么着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新老板跟前做出些业绩来。期间，孟达的表现，史书上没有记载，既然是作为“三人行”的其中之一，又依据他后来的表现，应该是知道些内幕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亲身参与了的。
不久之后，孟达和刘备也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在张松鼓动下，刘璋再次派遣出法正，去迎接以及安排刘备的入蜀事宜。法正这次受刘璋的指示，给刘备带去了四千人的兵马和为数可观的财物。作为与他同行并充当了副手的人，就是孟达。
这是孟达与刘备的第一次见面。刘备对孟达的印象不是很深刻，也没有立即重用孟达，他让孟达留下了四千人的队伍，屯驻在新地盘荆州地区所管辖的江陵。从史书中有关记载来看，孟达并没有参与到刘备的入蜀战役中去，直到益州平定后，他才是以这次迎接的功劳被升级为宜都郡的太守。
对于这个新加入阵营的人，刘备还是不太感冒。这与法正在刘备那儿的待遇实在是差距太大了，一遇到法正，刘备就是将他当做自己人来看待，给予重用并且无限信任，即使是先前一直跟随着他的老人也不过如此，而同样是了解益州内部情况，还是带了兵马的孟达，刘备却是可以置之不理，搁置在了老家荆州。从一个侧面来看，刘备对于孟达是有所顾忌而不信任的。
对孟达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背叛。从实质上来讲，也并不是十分恶劣，虽有“卖主求荣”的嫌疑，但总得来说，投靠的同样是汉室宗亲，从一个姓刘的到了另一个姓刘的，后来这后者还继承了封建正统，也可说是“明臣择君而侍”。别人只会说是自己眼光独到，而忘了背叛的事，世上人难道不都是只以成败论英雄的吗？
太守，这个职位，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对于平常人来说，也许是他们这一生中最终都难以企及的梦想。孟达却是想要有作为的人，反复折腾来去，换了两茬主子，仍然只是一个政治中心以外的边缘人物，这样的事实，是很难让孟达接受的。
有人说，因为宜都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刘备对孟达其实已经很是优待，想当年，刘备刚在荆州稳定局势，所封的宜都太守就是他极为信任的张飞，刘备能够把孟达安排在这个位置，显然是已经很重视孟达了。说这样话的人，只是看到了表面，宜都确实很重要，可谁也没看到张飞在这个位置上常驻的，作为刘备集团中的核心成员，他也不可能只是在外面飘着。可是，孟达在宜都太守任上做了好多年的，始终没有接近政治核心的机会。所谓“这样的重用”，也未免太那个点了吧！
在看看他先前的其他同事们，可不都是在突飞猛进着，法正不用说了，第一批引进刘备的先锋人士，受到重用理所当然之中的事，就连其自己之后其他的蜀中官员，诸如李严、许靖等人都有了自己的合适位置，想不通的，那个当初在刘璋面前积极反对刘备进川的黄权也成了刘备跟前独领风骚的人物。
孟达同志，那个心理，羡慕嫉妒恨之余，极其不平衡是显然的。
时光总是在飞快地流逝着，当赤壁大战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个年头后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达的人生看到了些许的曙光。
这一年，大事件有很多，挂钩到了中原大地上的三个最为强势势力：五月份，持续了许久的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之战终于落下尾声，刘备占据汉中成为不争的事实；两个月后，在未经中央朝廷的许可下，刘备自称为汉中王，大肆封赏了跟随他的弟兄们；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月，镇守荆州的关羽发动了攻袭襄阳、樊城的战役，在水淹了赶来救援的于禁所率领七军，以巨大威势逼迫曹魏集团后，关羽声名威震华夏，曹操甚至一度想以迁都的方式避开他的锋芒；十月份，不想眼睁睁看着刘备集团任意坐大的江东集团，有所行动，以李蒙为首的突袭团，以名留史册的著名策略“白衣渡江”袭取了荆州，关羽也在不久之后被杀，三国形势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
这些大头条事件，都与刘备集团有关，却是与孟达无缘。老实巴交待在太守位置上的他，对于自己去向何处的明天确实没有底，如彷惶迷失在物欲大流中的现代人，不靠谱的人生，或多或少地让他显得有些颓废。
而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曹操放弃汉中一个月后的六月份，孟达收到了刘备下达给他的新任命，率领着人马从秭归（今属湖北）北上进攻房陵（今湖北房县）。也许是憋屈的太久，孟达军队发挥出超大能量，一举将房陵攻克的同时，顺带地杀了房陵太守蒯祺。正是这个“顺带”，让后来的孟达很受伤。
孟达所不知道，他所杀的，却是他最不该杀的人。如果孟达事先能够好好打听下的话，他就会知道，这个蒯祺虽然没有什么大本事，他却有着一个有着大本事的妹夫，名字就叫做诸葛亮。按照有关资料的记载，蒯祺所娶的老婆正是诸葛亮的大姐，顺其自然地他也就是诸葛亮的大姐夫。孟达同志，如果真是知道了这些，我想，他就不会这么急于立功、卖力表现了。
房陵被拿下后，孟达带着军队继续前进，攻袭上庸地区（今湖北竹山西南）。正是在这个时候，刘备派遣了刘封从从汉中（今陕西汉中东）顺沔水（今汉水）而下，统帅军队与孟达在上庸汇合。依据史书上的说法，刘备怕孟达难以独自承担这个任务，所以叫了刘封来协助他。
实际上，这又是一次刘备对孟达不信任的表现。两军汇合后，军队的实际统治权全都掌握在了刘封手中，孟达只是以副手的形式在刘封手下为刘备大老板打工。有鉴于蒯祺的前车之鉴，上庸太守申耽比较乖巧，不仅投降了，还主动将自己的老婆孩子和宗族中成员送到成都作为人质。
这么有诚意的表现，让刘备很是满意，封了申耽为征北将军，仍旧做他的上庸太守，员乡侯的职位也依然如故。申耽的弟弟申仪也水涨船高，被封为建信将军，做了西城太守。申仪这个人在三国历史上名气不大，声望也不高，但对孟达的人生来说，却是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人。除了申耽兄弟的封赏外，另外一个既得利益人，是刘封。上庸城池划归到刘备名下后，据于表现，刘封被封为了副军将军。
孟达这次沉寂多年后出来活动，没想所碰到的都是影响着他人生的关键性人物，比如说蒯祺，比如说刘封，比如说申仪，或多或少地将他的人生轨迹改变，当然这其中一部分还有幕后推手的刘备、诸葛亮的功劳。
假如说没有刘备的任命，他也许会在蜀中安安稳稳地做着他的太守，然后凭着资历上升，在某一个荣誉位置上寿终就寝；假如孟达没有杀死蒯祺，以后的种种人生变化就不能得以呈现；假如刘备没有派刘封夺取孟达的军事指挥权，他也许会尽力为刘备效力，发挥出自身的应有功效而达到人生的某种辉煌；假如没有申仪，孟达的境遇似乎会好过些，也不至于落得后来的下场，然而“假如”不是历史，历史就是孟达正在经历的这些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降将申耽兄弟封赏了，同事兼上级刘封也得到了提升，唯独地孟达没有了着落，最大的收获也就是多了一个名义为合作、实际是监视的顶头上司。孟达再一次品尝到了“残酷现实”的滋味，而命运之神似乎不想放过他，继续着捉弄本性，让孟达又一次思考起自己的人生走向。
天下局势又在变化中。荆州地带，攻破襄阳的关羽，一路高歌猛进，围逼到樊城城下，但让关羽失望的，樊城军心的稳定以及城墙的坚固，完全出乎他的预料。长时间地难以攻克下，关羽连连地要求刘封、孟达派出兵马前去增援。
刘封、孟达自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以房陵、上庸等地刚被打下，民心还不稳定，必须派兵镇守压制为由头，拒绝为关羽服务。史书上说，后来关羽被江东集团给黑掉了，刘备就把这笔账的一部分转接到了刘封、孟达的头上。刘备所认为的，两人的不出兵，影响到了关羽的失败，因而地，将两人列入了最不受欢迎名单。孟达既怕遭受到刘备嫉恨将来清算，又怕最终成为刘封的代替品以及政治牺牲品，心理面久久不能释怀，而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这后来成为孟达投靠曹魏的两个原因之一。
转过头来看，这确实是怪不得孟达的，刘封、孟达的那丁点兵马与樊城战局根本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投入，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而新归附以及攻占的城池，真是需要有人来稳定，军队的调动势必要波及到当地的形势。刘封、孟达的兵马本来就是听命于刘备的，不是关羽所能够调动，向来刚愎自用的刘封以其刘备干儿子的身份又怎么能够甘心臣服于刘备好兄弟关羽的任命？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为重要的，主要的一点，军队的指挥权实际上都是在刘封的手里，孟达根本没有权力去调动军队，他也不用为这次的军事不作为来买单，但据于连带责任，他这个副手还是不免地要吃些瓜落的。
史料上所交代的，孟达反水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与刘封的不和。作为早年就跟随刘备的成员，刘封的自我优越感很强，也就没把孟达没当回事，两人很是难以相处在一起，常常地闹着纠纷。在刘备授意下，接管了孟达的部队后，刘封还做了一件十分出格的事，找到机会夺去了孟达的鼓吹。
鼓吹，是军队中的乐队，这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一般人还真是没有。刘封把孟达的鼓吹给夺了，是很不给面子的，让孟达很是下不了台。所以，史书上说，一个是因为“惧罪”（刘备），一个是因为“忿恚”（刘封）。在魏国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七月份，孟达带着亲信部队四千多人（巧合地是，当年他和法正迎接刘备，并自己统领的那支部队也正好是四千多人）投靠了曹魏集团。
很多人认为，孟达的这第三次背叛，“惧罪”因素只是其次，最为重要的还是“忿恚”。孟达的责任不大，所应当承担的罪名也较轻，也就不应该畏惧刘备对他的责罚。刘封的步步紧逼以及压迫让孟达没有了生存空间，只能是选择另外地生路。这在后来刘备给予刘封的定性以及诸葛亮与孟达的信件中都有提及到，似乎着所有罪责都归附于刘封这边了，刘封成了孟达“投敌”的最大动力。
还有人找到了孟达背叛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所谓的最真实的原因，政治集团斗争。
刘璋所属的益州本就存在着两个势力集团，一个是刘璋和他老爹刘焉颇为倚重的东州集团，一个是以当地豪族势力为主的益州集团，东州集团和刘焉同是外来人员，互为依靠，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势力都较为强盛，因而老是压着益州集团。本地势力益州集团不甘心，常常起来反抗，往往却是以失败而告终。
刘备的到来使得益州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他又带来了一个新的势力集团，即荆州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主要成员，是先前跟随着刘备四处跑路的老部下，也有一部分刘备在荆州召集到的当地士人，他们的代言人，就是诸葛亮。刘备为平衡各方势力，入益州后重用了一大批的东州集团成员，如法正、李严等人，也有选择地挑选了几个益州集团的人员，如黄权等人，当然，荆州集团人员在这过程中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总体程度来说，东州集团的上升势头很猛，尤其是法正成为了刘备跟前的最大红人，行事更是肆无忌惮，这引得荆州集团的不满，他们就曾经提议，诸葛亮好好地抑制下法正，但是后来在蜀中治法颇严的诸葛亮也是无可奈何，在讲了些冠冕堂皇地话后，任由地法正随意发挥。
孟达是法正的好友，也是东州集团的成员，在荆州集团这边当然是被列入为黑名单的。孟达最不应该的攻打房陵的时候，杀了蒯祺。鉴于蒯祺的特殊身份，这必然是要遭到诸葛亮的忌恨，蒯氏宗族在荆州也是大族，作为族中成员的蒯祺，与荆州人士的关系必然也是密切相联，孟达无意中（以其东州成员的身份可能是有意的）杀害蒯祺，不仅是得罪了诸葛亮，还得罪了荆州集团。那么，荆州集团拿孟达开刀也是很正常的事了。
荆州集团毕竟是刘备的先前老班底，在他们的强力要求下，刘备也就派遣了刘封接管孟达的军队，从而削夺了孟达的权力。刘封是刘备的养子，打小就跟着刘备，从属于荆州集团，由他出面，可以更好地提升荆州集团的利益，打击东州集团的势力。于是，孟达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孟达，迫于无奈之下，只得投靠了曹魏集团。
这个看似严谨的推论，其实是值得推敲的。首先，既然孟达属于东州集团成员，东州集团的其他成员怎么会只顾着他自生自灭而不援助呢，如果说当时法正因为人生已经不多（法正死于孟达投降曹魏的那年）难以插手，那还有别的人员怎么也不理不顾。其次，刘封荆州集团成员的身份也是值得质疑的，至少的在荆州集团中的地位他并不是很高，要不后来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被干掉。
政治阴谋论，向来都是在解答某些历史疑问时很有市场，因为政治高层内部的讳莫如深，往往引起人们更多的猜测。虽然历史允许“大胆假设”，但这之前，有个前提，任何推论的得出都是必须要“小心求证”得来。有关于政治集团斗争的高论，放在这里，个人认为，很是不合适。
在我看来，不论是畏罪也好，还是刘封压迫也好，或是集团斗争也好，都不能成为孟达反复的最大动因。自身的郁郁不得志，地位上升空间的有限度，以及渴望欲求的难以满足，才是孟达的动机所在，史书上所记载的两个具体原因，也不过是这内部条件膨胀之后引而爆发的外在诱惑。至于那个阴谋论说，也只能是看看就过了。
孟达性格中极具商业投机意识，这得自于他老爹的遗传，早年孟他就是以放手一搏的姿态，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高官职位。利益始终是人类前进的最大动力，追求最大化的过程中，人的很多特性暴露无遗。孟达个人利益从来都是处在一种压抑状态中，跟着刘璋不得重用，换了刘备也不得重用，得不到满足又索求不到，这使得孟达很是不自在。
同样是利益的或缺，孟达可以背叛刘璋，同样也是利益的或缺，孟达也是可以背叛刘备。
现在的相关史料中，所能查询到的孟达所写的文章，总共有两篇。孟达在投靠曹魏时，给刘备上了一封“辞表”，这篇被收录在清人严可均所编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名为“辞先主表”的著名表文就是其中之一。
裴松之在注引《三国志刘封传》时引入《魏略》所记录的表文如下：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於五湖；咎犯谢罪，逡巡於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於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於亲，子胥至忠见诛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间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於君子，原君王勉之也。”
从辞表中可以看出，孟达是一个极有文采的人，才学颇高。文中他先是大夸刘备所要创建的是齐桓公，汉文帝的伟业，再是谦虚自己的不足，接着他还列举了不少的古人，尤为重点地突出了申生、伍子胥子、蒙恬、乐毅等人，众所周知的，这几位人物有着一个共同点，因为受了小人陷害，或是有国难归，或是事业难成、或是身死名灭，其中的潜台词已经很明了，我孟达就是他们这样的人物，被逼于无奈也只得是暂时地投靠外敌了。
这篇表文所要传达的意思，颇有意味，言词间孟达对蜀地似有若无的依依之情时时浮现，似乎他是因为难以言明的苦衷才走出了这一步的。有些人说，这是孟达真实心情的反映，他并不想投降曹魏，对蜀地的难以割舍让他心中很是纠结，所以，这也就有了他后来的归蜀举动。其实，以本身性格来看，孟达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为什么不能够看做是一种为自己的将来预留下后路的提前设计呢？虽然这种猜测有些恶意，从孟达人生轨迹发展来看，还是在情理中的。
孟达投靠曹魏的时机非常好，那时候曹丕刚上位，新鲜出炉的魏国也刚诞生，既然有着蜀国大臣来归降，曹丕的激情被点燃起来。曹丕专门派遣了朝中贵臣中具有“识人之明”的人先去打前站，察看下孟达的个人修行。
这些人回来后，无一不是夸赞孟达，他们认为，不管是将帅，或是卿相，都是孟达可以胜任的。除了夸大成分以及政治上对外宣传的需要，这些人的印象，还是反映出孟达在魏人心中的地位以及其自身是具有一定的才能的。如果只是一般的庸才，魏人不会这么卖力的宣传。
在听取了各方的反馈意见，曹丕对孟达颇为好感，给在路途中的孟达传去亲笔书信，他将孟达的事迹拔高到当年伊挚背商归周、百里奚去虞国入秦等古代知名“弃暗投明”经典案例的高度，他还嘱咐孟达说，不用着急来见，先安排好了部署，慢慢地带着轻骑过来就行。其中的官样文章，算是做到家了。
心情颇为舒坦之中，孟达来到谯县，晋见了魏国的第一任皇帝魏文帝曹丕。魏国朝堂上的大臣们对孟达的印象非常好，因为孟达自身的魅力和才辩过人，史书上在讲述这段情节时用了“众莫不属目”这个词。显然地，孟达本人还真是有着两把刷子，才会引得魏人的重视。
对于孟达，曹丕还是蛮信任的，宠用信任的程度，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有一次，曹丕乘着小车出行，抓着孟达的手，拍着孟达的背，十分打趣地说：“你不是刘备派来的刺客吧？”说完，他就拉着孟达乘上车和自己坐在一起。开玩笑地话语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曹丕个性中的幽默元素，也能体味到他对孟达的极高信任度。
曹丕给予了孟达各种封赏，名誉上的有“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等头衔，他还把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称为新城郡，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虽然只是太守，这却是魏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位置，接触蜀汉势力的前沿位置。
当时朝中有些人很是看不惯曹丕的这种做法，认为他对孟达的待遇已经是太好了，而且像孟达这样的降将并适合于委任为地方上的大员。曹丕很是不以为然，在众人面前打保票：“我保证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这就好像是拿着蒿箭射蒿般十拿九稳的事。”
既然有了这么多的利益驱动，办些事情总是应该的。不久之后，曹丕就派遣了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孟达相互配合，袭取上庸地区。进攻之前，孟达还给刘封写了一封信，以劝降刘封。这封信后来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孟达留下的两篇文章之一。
书信被陈寿记录在《三国志刘封传》中，全文如下（各位朋友若是没有兴趣，可以跳过）：
若乃古人有言：‘疏不间亲，新不加旧。’此谓上明下直，谗慝不行也。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种、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类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变之於父者也。势利所加，改亲为雠，况非亲亲乎！故申生、卫伋、御寇、楚建禀受形之气，当嗣立之正，而犹如此。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於内，疑生於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於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别族，违难背祸，犹皆如斯。国语曰：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佷。”对曰：“霄也佷在面，瑶之贤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须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技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贤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不听。智果别族于太史氏为辅氏。及智氏亡，惟辅果在焉。今足下弃父母而为人后，非礼也；知祸将至而留之，非智也；见正不从而疑之，非义也。自号为丈夫，为此三者，何所贵乎？以足下之才，弃身来东，继嗣罗侯，不为背亲也；北面事君，以正纲纪，不为弃旧也；怒不致乱，以免危亡，不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禅命，虚心侧席，以德怀远，若足下翻然内向，非但与仆为伦，受三百户封，继统罗国而已，当更剖符大邦，为始封之君。陛下大军，金鼓以震，当转都宛、邓；若二敌不平，军无还期。足下宜因此时早定良计。易有‘利见大人’，诗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无使狐突闭门不出。
也是挺有文采的，大义凛然之余，极呈扇风点火之能，誓要把刘封拉下水，一起“吃里扒外”，可刘封“榆木脑袋”，就是不上钩。见刘封没啥反映，魏国军队对发起强力攻击。在这猛烈的攻势前，申耽、申仪两兄弟，又做起了先前所做过的事——投降。刘封抵御不住魏国军队，丢弃了东三郡后，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到了成都。
这次孟达的积极行动影响了不少人。首先，刘封的好日子从此也就到头了，鉴于先前没有救援关羽以及欺负孟达致使孟达投魏的前科，刘备在诸葛亮“（刘）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的建议下，将刘封诛杀。孟达信中所说的预言终于成为了现实。申耽兄弟降魏后，原爵位不变，申耽被封了怀集将军，迁居到了南阳，申仪得了一个魏兴太守的头衔，屯兵在洵口。从这样的分配上可以看出，魏国朝廷对这两兄弟，还是不怎么瞧得起。
以申氏兄弟的不待见，有所不同，东三郡被魏国攻占后，曹丕并没有食言，让孟达做了新合并后的新城郡的太守。在新城太守任上，所能查询到的孟达相关事迹非常地少，在这个安定的五年内，想来孟达的个人生活过得很自在，既有曹丕的无限信任，又有朝中贵臣桓阶、夏侯尚等人相帮扶持，在魏国国内，孟达也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了。
当然，既然有喜欢的，也就会有讨厌的。不喜欢他的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刘晔是其中一个有地位、说得上话，并且颇能一语中的的，他曾经对孟达的品性做过分析，他认为，孟达这个人，只不过是出于利益暂且投靠在魏国，孟达本人恃才傲物，热衷权谋，必定是不能够长期地感恩戴德，外加上新城和吴、蜀两国都有接连，一旦发生变故，这对魏国将造成很大的影响。
刘晔的话只是说对了一半，他摸透了孟达的性格并预见了孟达的大致将来，却是高估了孟达所能带来的危害。因为地，魏国朝堂中还有一个将来能够抑制住孟达的人物，使得孟达难以兴起多大的风浪。这位老兄，就是为晋国建立打下坚实基础的司马懿。按照《晋书》的说法，这时候的司马懿也预见到了孟达的不可信，屡次地劝谏魏国皇帝，孟达为人轻巧，不可任用，无奈孟达正春风得意，没有多少人理睬他的建议。
这第三个不喜欢孟达的人，是申仪。反复不定的申仪不知为什么和孟达相处得很不好，他每每地向上奏报，孟达不可靠，迟早是要归属于蜀国的。申仪坚信，这种以自身性格出发的随意测度，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理论上还是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既定事实的。
虽然反对声音不少，有曹丕照着，孟达大可以高枕无忧，因而地，史书上有关孟达这时期的记载也就非常稀少。常常为人所说道到的，孟达所做过的史料上所提及的一件事，似乎（注意这个词）是举荐了涿郡太守王雄。他的这份奏表裴松之注引《三国志崔林传》时全文抄录了下来，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有相关记载，所以很多人认定，这样的确凿的证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孟达确实曾经提拔过王雄，也就有很多人认为孟达所留下来的文章应是三篇。其实，这是不确切的。
裴松之在注引《三国志崔林传》时，在奏表前明确注明了这么几个字“魏名臣奏载安定太守孟达荐雄曰”，这说明了举荐王雄的是安定太守孟达，而我们所知道的，孟达投魏后所担任的职务是新城太守，之于期间是否有没有出任过安定太守史料上没有相关记载。也许有人说，史料上没有，也不代表着他就没做过啊！
不错，说的是这个理。我们再来看看，奏表中所讲的内容，孟达说当年王雄做西部从事，两人曾经是同事，自己前几年出使，路过涿郡，见到王雄做得很不错，因而对他很有印象。这些事迹，在孟达的人生轨迹中是找寻不到的，作为新城太守肩负起曹魏西南大任的孟达又怎么会跑到千里之外的安定去任职，而且还对外出使呢？孟达的人生最终也是终止在新城太守任上的，这也是他的第一个曹魏职务，一会儿是新城太守，一会儿又是安定太守，又回到了新城太守，这期间的变化也太大了些，更不利于东三郡的稳定局势，曹魏的当权者们怎么会没考虑到这些呢？显然，这是两个同名同姓的不同孟达。
好日子永远都不会长驻，在新城任上过了五年后，孟达深切明白了这话的含义。器重他的人，曹丕、桓阶、夏侯尚相继去世，而那些有意见的人，却是活得倍儿长，而且还身处高位，位于政治核心地带，孟达又一次感觉到了压力的涌来。
史书上，形容孟达这时候的困境说“（孟）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孟达所能感受到的是先前他在刘备那边所能感受到的，正如他在给刘备的奏表中所提及到的，因为远离着政治中心，不时地受到飞来冷箭的中伤，心里难以释怀那是必然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蜀中大臣李严与诸葛亮的信相继到来。
李严说得比较直接，他说，我和诸葛亮自从受到刘备托孤以来，深深感受到肩上责任的重大，因而自是需要孟达这样的卓越人才来协助。诸葛亮的书信，也是直接点题，他个人觉得，孟达不是吃里扒外的主，投靠曹魏完全是因为被刘封逼得厉害，才做出的无奈事情，他希望孟达能够找点拨乱反正，回归到蜀国这个大家庭中来。
诸葛亮在给孟达写信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行，归来在汉阳落脚时，碰到了从魏国投降过来的李鸿。诸葛亮接见了李鸿，当时后来的诸葛亮两个接班人蒋琬与费诗都在座。李鸿对诸葛亮说：“听说蜀人王冲曾经去过孟达那里，对孟达说，当年孟达投靠魏国时，明公你非常痛恨，想要杀掉孟达的妻子，后来还是刘备先主发了话，才没有达成。孟达却是说，诸葛亮做事还是很有道理的，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孟达始终还是不能相信王冲的话，对明公你敬佩得很。”诸葛亮这时就有了想法，对蒋琬与费诗说，等回到了成都，一定要写书信给孟达联络下感情。
东三郡的重要位置对蜀国不言而喻，引得两位蜀国大腕级人物出马招降，自然可以看出蜀国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以及孟达的重要性。而蜀国高层人物的劝降，不由得孟达有些心动，据于目前他在魏国国内的情势。孟达也就暗中地与蜀国的几位大佬们有了书信往来，互通信息，以便为将来铺就道路。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孟达与蜀国之间的眉来眼去，为密切关注着他的申仪所察觉，申仪向魏明帝上了密表，说孟达和蜀国暗中勾结，将要有所图谋。魏明帝没有信，搁置在了一边。另外一位不喜欢孟达的著名人士司马懿也是从中看出了些苗头，派了参军梁几去查探孟达的实情，梁几这次出行，还带去了司马懿的一个亲切问候，劝导孟达亲自入朝。
孟达再也坐不住了，入了京，可不是那么好玩了，职权有可能被削夺，连本身性命也是难以保证。思来想去后，他又一次做出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抉择——叛魏投蜀。记住，严格意义上讲，这已经是孟达的第四次背叛，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背叛。
追寻孟达的这次背叛，本身坏境的日益恶化，内心的惶恐不安，魏国大臣的猜疑，蜀国大腕的热忱邀请，都是可以做为诱因，但如果真是要为孟达的这次背叛寻找一个动机，我还是那四个字，个人利益。
孟达的最后归途，只有一个版本，那就是被司马懿给黑掉了。过程却是以罗生门的形态呈现，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大的疑点。这次事件的过程，最为完美展现的史书是《晋书》，作为东晋王朝的先行者，司马懿人生中的精彩花絮，“摇尾系统”当然是要全方位的呈现。
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对司马懿来说，是个不错的年份。当年，魏明帝曹睿刚登基在宝座上还没坐热乎就碰上了孙权带着大部队来袭扰江夏城、襄阳等城池。司马懿奉命出击，让吴人于大败之中空手而归。于是地，司马懿被提升了，由先前的抚军大将军升级到了骠骑大将军，并且督都荆豫两州的军事。这是司马懿第一次作为方面军的大员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期待着有所表现，以压倒那些朝中的曹姓重臣。
想什么，就来什么。差不多这时候，早先对孟达有所警觉的司马懿，得到了来自于同样关注孟达的魏兴太守申仪的有关汇报，孟达最近和蜀国的接触比较频繁，已经有了反水的明显迹象。申仪宣称，他这次所打得小报告，绝对不是如先前的几次般因为与孟达不和而制造出来的空穴来风，有一个从蜀国投降过来的与诸葛亮较为接近的名字叫做郭模的人，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的他。郭模本人证实，这件事是诸葛亮亲自告诉他的。
当向来被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事，在他人赞同附和时，人往往就会坚信自己的正确性。司马懿对申仪的话深信不疑，在上报朝廷的同时，对军队做了严密的部署。孟达那边似乎也听到了风声，加紧了自己的筹划。司马懿怕孟达提前行动，特意地给孟达写去了一封信。
信中说：“孟达将军你当年舍弃刘备，投靠魏国，朝廷授权给予将军你西南方的重任，以将军图谋蜀国，这可说是很是对得起将军你了。蜀国人都是顽固分子，没有不对将军你切齿怀恨的。诸葛亮想要攻破你，每次都苦于没办法。郭模所说的话，可都不是小事，诸葛亮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告诉他？想想这点，就知道，郭模的话是不可信的。”
当孟达看到这封信后，对司马懿的防备大大降低，造反的脚步也随之慢了下来。与此同时，司马懿却是加快了步伐，他调集起大军，日夜兼程，只是用了八天时间，就赶到了上庸城下。
先前孟达还给诸葛亮写信来着，信中颇为自得：“宛城距离洛阳有八百里，距离上庸有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如果听到我起兵，必然是要上报给天子的，来来回回，最起码也是得要一个多月的。到那时候，上庸城池已经修筑得很坚固，军队也置办齐整。上庸城池险峻，司马懿本人是不会来的，如果是其他将领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没想到，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人选上，孟达同志都算错了，当然这是很要命的。
虽然有这那么多的不是，孟达有一点是没有说错的，上庸是个险要的地方。上庸城池的四周三面都是水，也就是说，对付司马懿的军队只要是守住一面就行了，孟达于是命人在城外树立起了众多的木栅，以抵挡住司马懿军队的进攻。
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即使是这一面，孟达也是守不住的，司马懿带着兵马渡过河水，砍破木栅，直接兵临城下。司马懿也不客气，将部队分为八支，对上庸城池发动全面进攻。整整攻打了十六天后，上庸城里的人抵挡不住了，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人开了城门投降。司马懿大军杀入上庸城池，孟达被斩杀，俘虏人员达到一万多人。
一个背叛的人，终于因他人的背叛而被终结。以背叛为开始，又以背叛为结束，孟达的反复人生貌似非常圆。
这就是《晋书》上所讲述的有关于司马懿平定孟达的全过程，雷厉风行之中，带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诚然，就是一代君主的圣相。但是，这与其他的史书上所记载的资料是不符的。
有关援军上，《晋书》上记载吴蜀两国都是派遣了军队往着西城安桥、木阑塞两个方向行动，但是都被司马懿分派将领给挡了回去的。《三国志》上有关吴国的援军没有提及到，倒是提到了蜀国的救兵没有到来，说法也是不一，《三国志刘封传》中说因为申仪使坏堵绝了蜀道，才让蜀国的救兵难以到来，同样是同一本书《三国志费诗传》中却是说诸葛亮因为觉得孟达没有诚意，根本就没有派兵前去救援。这是陈寿写《三国志》的老毛病了，因为每个人物传记的基调有所不同，在叙述同一件事时，往往会有着不同的结论甚至是天差地别的出入。
至于诸葛亮不想援救孟达这点，《晋书》中也有所提及，《晋书》的作者们认为诸葛亮不喜欢孟达的反复不定，又怕他将来搞出事来，所以对孟达的投靠不怎么热衷。他们还言之凿凿地说，郭模就是诸葛亮派去的，诸葛亮利用郭模使诈降计，将孟达的背叛泄漏给魏国，为的就是借用魏国的手除去孟达。后来的有些人，就此认定诸葛亮是因为大姐夫的被杀，一直耿耿于怀，才存心要置孟达于死地。这也成为他们攻击诸葛亮为人的一个重要理由。
《晋书》中的很多地方确实有夸大的地方，说孟达联合吴蜀两国，企图颠覆魏国，这是在突出孟达的危害性同时，为了显现司马懿这次平定功劳的巨大，而诸葛亮派遣郭模做诈降，司马懿飞信稳定局势，突然杀到的情景，又太过于传奇性，好像是小说中才能编排出的情节。最为离谱的，司马懿军队到了上庸城下，还大大记上一笔孟达当时的反应：“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这时的孟达，早已被司马懿的强大气场所压倒，哪还有这样闲情雅致的向诸葛亮评论起司马懿的丰功伟绩来，更何况这个丰功伟绩之所以成立，完全是孟达自身的错误造成的。
据于史料的缺失，其中的具体过程，现在已经是很难考证出来了。个人认为，诸葛亮为人还没有《晋书》中所说的那么不堪，派军不救援的事也许是有的。不是如《三国志》上所说的因为见孟达没有诚意不想救援，这里记载中的前后矛盾太多，也不符合诸葛亮一向的为人作风。也不是如后来人们所猜测的想等着魏国内乱，从中捞到好处而坐观其变，以孟达一个人又能够在魏国国内搅动起多大风暴，致使蜀国能够谋利，而孟达又怎么能够对抗得过整个魏国。如果要去找寻原因，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根本来不及救援。短短的八天时间，蜀国又怎么能够迅速调集起兵马从而成为孟达的有力支柱？
题外话到此为止，还是要讲讲孟达这个人。
纵观孟达的这四次背叛，一部分是因形势所迫，大部分的因素是他的不安于现状、为利所驱的性格在做怪。孟达的个人才能是有的，这从魏人的评价中可以得知，但是在人际关系、与人相处上，孟达的性格中的弱点，暴露出了很多的不足。大环境中的孟达，心情较为浮躁，有些急功近利，忠义观念淡薄，还我行我素，人又颇为自负。正是这些性格因素，导致了孟达的命运悲剧。
孟达本性中，重要一点，常常为人所忽略，那就是刘晔所说的“恃才好术”。刘晔看人还是很准的，孟达的这两个性格因素，他都没说错。正是因为“恃才”，孟达看不起人，轻视了司马懿，才在没有防备下导致了最终的覆败，正是因为“好术”，喜欢玩弄权术，不甘心于权势的失去，孟达的人生中才会存在着那么多的反复。也正是这些反复，让不论是当时代人还是后来人对孟达的评价不高，这是一个与传统观念相违背的人，当然，在他那个所处的纷乱时代来说，这样的反复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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