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陈云为何对华国锋下达的禁令置若罔闻？
华国锋给各组组长下达了两条“禁令”，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仍按会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约定，于3月13日在西南组提交了书面发言。邓小平是被“四人帮”打倒的。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以后又多次向华国锋提出此议。李先念也赞成叶剑英的建议。但华国锋却总是以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为由，迟迟拖延不决，其真实意图是不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认为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毛泽东画过圈、点过头的，“四人帮”尽管有错误，但他们的错误不是因为“批邓”错了，而是错在“批邓”“另搞一套”。从1977年1月起，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大干部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大字报、大标语等形式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华国锋不但不能体察和满足这种愿望，反而把强烈反映这种要求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给各组组长下达了两条“禁令”，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仍按会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约定，于3月13日在西南组提交了书面发言。他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他进一步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叶剑英与华国锋华国锋给各组组长下达了两条“禁令”，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是被“四人帮”打倒的。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以后又多次向华国锋提出此议。李先念也赞成叶剑英的建议。但华国锋却总是以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为由，迟迟拖延不决，其真实意图是不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认为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毛泽东画过圈、点过头的，“四人帮”尽管有错误，但他们的错误不是因为“批邓”错了，而是错在“批邓”“另搞一套”。从1977年1月起，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大干部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大字报、大标语等形式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华国锋不但不能体察和满足这种愿望，反而把强烈反映这种要求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给各组组长下达了两条“禁令”，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仍按会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约定，于3月13日在西南组提交了书面发言。他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他进一步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华国锋给各组组长下达了两条“禁令”，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仍按会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约定，于3月13日在西南组提交了书面发言。王震也按事先约定在小组会上发言，赞扬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说“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华国锋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他在3月14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一方面坚持认为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表示，“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12]过了4个月，1977年7月17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这就在组织路线上冲破和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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