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这时期皇帝杀个人也这么麻烦啊！
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稳固国家，同时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了一系列铁腕政策，用雷霆手段对人民和官员进行统治，起到了很好地效果。
1，劳教搬砖成笑话
明朝开国后严惩贪官，罪大恶极的杀了不少，但对好些情节不太恶劣的，却也治病救人：劳动改造。
劳改的方式，朱元璋时代主要是种地，也就是去官田里插秧。当时乡间的官田上，满眼全是白白胖胖的“老农”，全是正在接受改造的贪腐分子，而且还是硬标准：除非完成劳动量和收成，否则哪怕累死，也绝不脱罪！
到了永乐皇帝朱棣在位时，又有了新劳改方式：搬砖。保底五万块砖搬完，就能结束劳教。
谁知这个苦活，却成了贪官们的大福利。一次监察御史王翱路过工地，惊见几位衣衫褴褛油光满面的贪腐分子，正在那优哉游哉的喝茶聊天，颐指气使的指挥民工干活。
原来这帮贪官有几个私房钱，出钱雇人替自己搬砖，自己穿上民工服装个样子，轻松就能过关。旁边还有老百姓大骂：这叫什么律条，贪官雇人搬几块砖就脱罪！
羞愤交加的王翱，立刻找永乐皇帝说明了真相，才算叫停了这荒唐制度。
2，过路费发家致富
大明王朝的过路费，比起号称富庶的宋朝来，真个低到吓人，比如从北京到杭州，一路经过十二个关卡，总共才收348文钱。
当然如果是跑买卖，收的就高了，过关就要交“过税”，各个年代有波动，基本维持在三十分之一。
当然也不是谁都必须交：官员太监进士举人秀才，过路统统免税。这样一来，可钻的漏洞就大了，逃税的风气，也就长期流行。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造假。在船上写上类似“通政司大堂”，大模大样冒充官面，就能过关。但后来政府也学精了，成化年间起，官船过路都要验明正身，发现作假的立刻拿下，轻的坐牢重的充军。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快一种新的方法屡试不爽：请个举人进士在船上，但凡路过关卡，就由他们出面应付，基本都能轻松逃税。当然也不白逃，一趟下来少说十两白银。
发展到明末，主管官员也学会拿着国家利益送人情。比如东林党的领袖，万历年间总督漕运的李三才，就经常给大商贾开方便之门，过路费基本就是商家说个数，随便交下意思意思，基本如儿戏。这“儿戏”不白演，他家总资产四百七十万两，相当于明朝一年财政收入总和。
如此发家致富，闹得标榜清流的东林党同仁们，也是相当尴尬，以夏允彝的感慨说：李三才有才是有才，就是贪了点。
3，制造冤案要追责
御史雷励就撞了朱元璋霉头，当时他判错一案，把个良民给流放了。事后朱元璋暴怒，饶是雷御史叩头认错，发誓一定还苦主清白，却被朱元璋一顿骂：“你还想怎么还人清白，万一你判了人家死罪，人家还能活过来吗？”于是雷御史先锒铛入狱，再流放劳改，事迹更被写入朝报，发布全国。
如果闹出命案，那更是没商量：永乐二十一年，御史王愈误判了四个无辜，酿出人命冤案。事后包括王愈在内的所有会审官员全部处死，家产全数没收赔给受害者。
从此也形成了明朝司法一个传统：官员制造了冤假错案，苦主被判了啥罪，官员追责，这就是起步价。
为了彻底杜绝冤案，明朝还形成朝审制度，从明英宗天顺年间起，每年霜降时，三法司会同公侯伯，重审所有案件。翻案创记录的一次是：隆庆年间高拱主持朝审，平反了一桩蒙尘三十年的冤案，涉案官员已经七老八十，有人不忍心说情说别追责了，隆庆帝坚决拍板：抓！照样抓来充军。
而且自明宣宗时期起，明朝的官员们又多了个紧箍咒：只要有官员落马犯事，不但要抓同党，而且谁举荐的他，哪怕没搀和落马官员的破事，举荐人也照样同罪。
4，诬陷罪凌迟酷刑
明朝之前，虽然也有诬陷罪，但诬陷人的成本相当低。典型唐朝，只规定一旦查明诬告，就得“反坐”，但到底坐多久牢，基本就灵活掌握。以唐朝名臣李德裕的怒斥说，好些人诬陷他人，哪怕坐实了诬陷罪，也无法惩治，走走关系就放出来了。
到了明朝，就没这便宜事了！朱元璋时代的《大明律》就规定，只要查明诬告，诬告人至少加罪二等，重的加罪三等。永乐皇帝又补充：诬告三四个人，要杖责一百，流放一年。诬告了十人以上，就要凌迟酷刑，全家迁到关外服刑。
更细化的是财产赔偿：被诬陷者的财产损失，要由诬告人全部承担。如果被诬告人已经蒙冤身死，那么诬告者除了偿命，一半家产也要赔偿给苦主。
明朝的厂卫特务，出名的恐怖，但同样也逃不过诬告罪：永乐年间，有锦衣卫官校诬告大臣，查明真相后朱棣暴怒，批示“小人敢诬君子，此风不可长”，本想重判。却还是刑部官员坚持要依法判，最后打了一顿流放了。
5，出了黑账怎么办
各类军政部门，财政亏空成堆，好些衙门债台高筑。追责？不是没追过，但好些黑账，都是历史遗留问题，相关官员有的退休一二十年，盘根错节没法查。从明朝弘治年间起，每次查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却是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这位出名恐怖坏透的九千岁，却是恶人磨恶人，轻松解决这问题：查盘！
所谓查盘，就是逮住一条黑账，顺藤摸瓜查。查出啥问题，在职官员跑不了，离职官员也别想躲，且按照责任轻重，分别摊派赔偿。哪怕亏了三五十年，你也要给朝廷补回来。且还收利息，按照黑账的年头来交罚款，拖的越久，交的越多。不交？杀头抄家充军凌迟任选。
这事效果有多好？刘瑾专权年代，仅离退休的蛀虫，就抓出四十多人，好些贪腐分子，都被罚到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出名官不聊生。成化至弘治年间的黑账坏账，全都一口气抹平，捎带把大笔罚款收入自家腰包。正德年间，明武宗常年巡游折腾，各种鸡飞狗跳，但大明财政却稳定，有钱揍蒙古平宁王，多是刘瑾打的底。
后来刘瑾垮台倒霉，但他这“查盘”，却从此成了明王朝反贪的常用招数。诸如高拱张居正等名臣，都耍的青出于蓝。这个重要贡献，以明朝学者薛应旗感慨，确实不该“因人而废言”。
6，皇帝不可乱杀人
大明朝另一大贡献，就是完善了中国传统的死刑复核制。永乐皇帝朱棣出台了“五复奏”制度，确立“宁缓勿急”原则，每个死刑，都要反复复查五遍。
也正是从永乐晚期起，哪怕君临天下的明朝帝王，也要老老实实按这规矩办。一次户部发生一起贪腐案，朱棣大发雷霆，当场拍板要把涉案官员处决，谁知立刻碰了钉子。刑科给事中理直气壮回复，说皇上您这是乱命，这官员按照法律，最多就是个流放。
法律面前，打遍漠北中原无敌手，屠戮建文旧臣不留情，甚至被朝鲜人疯传活剐三千宫女的永乐皇帝朱棣，当场就乖乖认错了。不但立刻改口，还非常诚恳检讨：这是我一时的气话，不该说不该说，要“其如律”。一切按法律办。
从此之后，明朝皇帝和法律谁家大，这事就成了标杆。后人总惊叹明朝官员胆子大，经常前仆后继骂皇帝，其实包天大的胆子，依仗的就是这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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