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竟下令广开言路，结果大臣一上奏都傻眼了！
乾隆年间，政治的稳定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乾隆能够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国家治理而无需操心党派争斗。高度集中的皇权使得乾隆有些过于小心，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文字狱也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与雍正继位时谣言四起、风雨满城的境况不同，乾隆皇帝的继位是妥妥的，基本听不到内部任何持异议的声音。
初登大宝的乾隆帝雄心勃勃地要成为远迈尧舜的圣明之君，他大兴改革，立志要一改雍正朝弊政。
雍正朝的最大举措就是反腐惩贪，整肃官场，钳制言官，制造了三十多件文字狱案。
乾隆帝先从“广开言路”一处着手，声称先帝时朝内贪腐太重，实施高压政策纯属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情形已经变好，希望包括督抚在内的各级官僚都踊跃上折子奏事，畅所欲言。
乾隆帝虽然已经发话，但经过雍正长达十三年的严酷打压，没有人敢做出头鸟，满朝一片沉默。
乾隆帝有些抑郁气闷，一再下旨，恳切求言。这种情况下，言官只好发声，但所上的无非都是些报告各种祥瑞、各地贡物之类的折子。
乾隆帝大为不满，埋怨官员们在跟自己打太极，言不由衷。他明确指出，自己需要的是对施政治国有帮助的批评和建议。
接下来，批评和建议来是来了，可都是千篇一律的批评皇帝工作太投入、工作太忘我，不知爱惜身体，这不是天下之福，建议皇帝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龙体，说皇帝的龙体安康才是天下兴旺的根本。
乾隆帝苦笑地摇了摇头。这，绝不是我乾隆帝所想要的儒家思想下的君臣治理形态。
为了消除官员的疑虑，乾隆帝不得不发布谕令，明确宣布要修正父道，走开明宽松的平康正直之路。
原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雍正四年参奏山西巡抚田文镜贪赃枉法事，被雍正帝发配到新疆（雍正四年，谢济世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并“列举十罪”，雍正将奏章掷还，而谢济世还坚持要上疏。雍正帝发现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蔡珽的指使。）
谢济世读了乾隆帝的谕旨，认为惴度到了圣意，大胆上书。他提出，如果皇上要听真话，必先禁止臣子私下告密，公开大臣的奏章，给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真正的监察权；另外，要宽恕讲错话的言官，搞文字狱那一套坚决不能要。
他从自己的不幸遭遇出发，大胆上书，投石问路。
求言心切的乾隆帝对谢济世的奏折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将之召回，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都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负有言事、建议、检举专责，在此背景下，连续上了几道奏疏，所议论的开荒、虚报、重税等等问题都是前朝雍正的政策。
乾隆帝一一嘉许深纳。
其中，工科给事中曹一士所上的折子更是大斥文字狱，说康熙、雍正两朝的文字狱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不良影响，民间“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官府也“见事风生”，株连万端，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
曹一士还特别举例说文人汪景祺仅仅因为粗心大意漏写了皇上纪年，就招致杀身大祸，这让政府形象在民众心里一落千丈。
乾隆帝颔首称是，命人取下挂在菜市口被风吹雨淋了十几年的汪景祺头颅，下谕旨禁止诬告他人，称自己“绝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新皇帝这样通情达理，而且声明以后不会再搞文字狱，举朝加额相庆。
看得出，言官的春天就要来了。于是，许许多多针对政务建设的奏折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不过，新皇帝刚刚上台，可供批评和规谏的东西一时还找不到，大家检举和批评的都是雍正朝的政务。对这些批评，乾隆全部笑纳，并继续下谕旨求言。
大家欢呼：真是个圣明天子！真是新朝气象大不同！四川巡抚王士俊大受鼓舞，上了一道猛料：《密陈四事折》。
这个王士俊是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朝的能臣，很得雍正宠信。饶是这样，雍正对他也不放心。有一个故事说，王士俊离京到河东赴任，大学士张廷玉特别荐一个男仆随行。该男仆在王士俊府上办事实在，人也很勤快、谨慎。然而，在王士俊即将任满回京时，他提前向王士俊辞别。王士俊很是惊奇，挽留他。他却说：我本是宫中侍卫，奉皇帝命令随你赴任，实为监督。这一连几年，你也没什么大错，我就先行回京复命了，特来辞行。此事给王士俊留下了后遗症，“股栗者累日”，心理阴影面积巨大。
王士俊的《密陈四事折》很有趣，当然，主要还是乾隆的朱批有趣。
奏疏第一句，王士俊例行公事地拍了一句乾隆的马屁，说：“窃臣读虞书，上有尧舜之君，下有阜夔之臣，亦即万邦协和，四方风动矣。”
说者无意，读者有心。乾隆在“上有尧舜之君”一句旁边故作谦虚地提朱批：“朕不敢自居”；却在紧接着的“下有阜夔之臣”旁提朱批：“汝亦其人”。这，分明就是君臣间的互相吹捧。
更加有趣的是，王士俊在疏中提到，现在的官员上书反对雍正政策，这其实就是一种翻案行为。
这一句话，陡然惹毛了乾隆。好你个王士俊，你骂官员翻案岂不就是在骂朕翻案？真是反了你了！
恼羞成怒的乾隆再也顾不上上面那“汝亦其人”的朱批了，愤然提朱批骂道：“像他这样用心奸诈，打着仗义执言的幌子搏出位实现个人目的人，朕绝对不容。”
阅完奏疏，乾隆在发给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上谕中说：“王士骏的奏折，朕看到他的险恶用心，背叛良心道理祸害正道，打着直言的名义实现自己的私人追求，看过之后，朕真是痛恨！”
最终，乾隆对于王士俊的处理结果是：“此人奸诈凶恶已经暴露，国法不能姑息，把他抓到京城，交由法司来定罪！”
呜呼，王士俊作为一代能臣、一省大吏，竟然因为一道奏疏而鎯铛入狱，被判了个死缓！
遗憾的是，御史薛馧并没嗅出其中危险的意味，上了一道跟乾隆生活作风有关的折子，说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皇帝不应该干涉，不应该索看。
这让乾隆老大不高兴。
薛馧还说司法部门每次办理皇帝特意交代的案子往往不按法律条文而按皇帝的脸色来办。
真是狗胆包天！
乾隆一口火气没压住，命人将薛馧移交吏部“察议”。
还有此前得到嘉赏的谢济世似乎还没从高兴劲中醒来，他还在为乾隆的“广开言路”喝彩。他再上了一道奏疏，批评说皇帝虽然鼓励臣下进言，但对言官的进言还停留在形式上，根本没有执行，很多事说了跟没说一样，这不行。
不用说，乾隆读了这道奏疏很生气，后果嘛——乾隆考虑到谢济世刚刚从新疆提拔回来，如果一下子打倒，那跟自己打自己嘴巴有什么区别？于是忍了。
但乾隆还是在发给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上谕中臭骂了谢济世一顿，说谢济世“昏愚无知”，“居心之阴巧”，实在是“国家之大蠹”。
一年后，乾隆另外找了个借口将谢济世外放至湖南督粮道任职，而谢济世在翻刻《四书》注时也遭到了乾隆的查禁。《谢济世著书》案因此成了乾隆朝文字狱档案中的第一案。
也就是说，乾隆所谓的“广开言路”其实是只是为了博取名声，言官批评指正任何事物、包括他父亲雍正的不是，他都可以接受，但绝对不能批评到与他有关的任何事物，“闻过则喜”、“躬身自省”之类的鬼话统统拉倒。
也由此可见，乾隆和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两样，谁敢批龙麟，谁敢逆圣听，下场一定很难看。而此后乾隆所兴起的文字狱高达130多件，远胜乃父、乃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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