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曹操恨得牙痛的历史学家
曹操作为历史上受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有人对他钦佩有加，有人则对他嗤之以鼻，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史书记载不同，这里不是说三国志记载有偏差，主要是后人为三国志做的注解略有差别。
都说史书上的曹操和演义里完全是两个人：一个雄才大略，一个奸伪狡诈；一个是军事奇才，一个是常败将军；一个是“非常之人”，一个是赘阉遗丑……
然而同样是史书也未必都是真相，只看陈寿的《三国志》或者只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几乎又可以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曹操形象。
陈寿出身蜀汉，后又到晋朝为官，按理对曹操没什么好感，但晋朝以曹魏为正统，这是因为它继承的是曹魏的政权，所以视蜀汉、孙吴两个政权为非法，陈寿著《三国志》也只能尊曹魏，它写曹操祖孙三代统一称“纪”，而写刘备、孙权只能称“传”。
在陈寿的笔下，正是由于曹操的毕生努力才结束了汉末的诸侯纷争，开辟出三国鼎立的历史新局面，也正是由于曹操长期掌控朝政，才能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与发展的政治措施，尤其曹操主持推行的屯田等经济制度，其影响深远，惠及西晋以后诸朝，所以其笔下的曹操是三国时代的第一人，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陈寿笔下的曹操集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尤其在军事方面，曹操一生亲历或指挥过数十次大小战役，较有影响的《武帝纪》里均有记载，其中不乏生动的战争过程描写，虽然曹操也打过败仗，但更多的是胜仗，有多个战役可以当成经典战例写入教科书中，曹操是当代的孙子和吴起。
陈寿笔下的曹操几乎没什么大的缺点，比较“高大全”，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曹操那些“黑史”基本上都与陈寿无关，这些材料多来自裴松之为《三国志》武帝纪所作的注解。
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共有141处，引用的史籍多达22种，内容十分庞杂，既有曹魏方面修撰的官方史书《魏书》，也有曹操的“铁杆粉丝”王粲写的《英雄记》，这些都是讴歌曹操的，裴松之引这些材料，进一步丰富了历史细节，与《三国志》原文互相参照，或者修正原史的谬误。
但在所引用的史料里也有像吴人所撰《曹瞒传》以及晋人所著的《魏晋世语》等，《曹瞒传》是孙吴“对敌宣传”读物，从书名看就知道对曹操怀有敌意，写的时候毫无所顾忌，裴松之一口气引了13条，几乎全为负面，在这些记录里曹操成了“酷虐变诈”的人，能力、人品均成问题，连姓不姓曹都有疑问。
在对待曹操的身世上《魏晋世语》等书与《曹瞒传》一样也希望把水搅混，还有孙盛的《杂记》，凭空制造于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奇案。裴松之还引《献帝春秋》5条、《献帝起居注》5条、《献帝纪》1条、《献帝传》1条、《山阳公载记》1条，这些著述多同情汉献帝，自然对曹操无甚好感。关于杀戮问题，裴松之引孙盛的话评论曹操：“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裴松之在引用他人著述的同时还经常直接发表议论，如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称臣，诸将劝进，裴松之引《曹瞒传》、《魏氏春秋》、《世语》以及孙盛的评论记述此事，同时发表议论，认为桓阶比夏侯更有义直之节，有讽刺之意。
裴松之通过“松之以为”、“松之按”等形式也对一些厚诬曹操的史料进行了批驳，但正是因为他的记述才让这些“错误”的史料得以流传。裴松之引了150多种史籍，注文是原文的3倍，绝大多数史籍现在已看不到了，如果不是他通过注解史书这种特殊形式的保存，与《三国志》有关的许多史料我们也就无法看到了。
裴松之大量引用对曹操“不利”的史料，与时代的变迁有关，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作过总结性评论：
“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
原来是正统观发生了新变化，身为南朝宋人的裴松之与陈寿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所以才会放心地对曹操进行“全面”评论。
当然，裴松之广征博引，用丰富的史料对《三国志》进行补充，其积极意义和保存史料的贡献是巨大的，只是对于曹操个人来说，其形象也因为裴松之作注而发生了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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