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邻居叫日本(一）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居，自古以来都是学习中华文化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近代以来日本走上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前几年有一部很流行且很有趣的日剧叫《日本人不知道的日语》，片中讲述了日语学校的新人教师嘉纳春子和她的九名个性丰富的外国学生发生的故事。
学生遇到不会的就不断向老师提问，但一些看似简单的日常词汇、用语的寓意和来源，却难住了教师。
经过到处讨教、看书、查典籍，老师才发现自己身为日本人居然对每天在用的日语如此陌生。
或许，日本人对很多卷帙繁浩的有关日本人论的著作也会产生类似困惑，书中描述的日本人的种种一定会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
其实，日本民族看似自相矛盾却又自得和谐之乐，处事极端却处处是人性化、精微的关照；他们受环境、地域限制，更勤奋、更苛求自己，喜欢动脑筋而已，成为发达国家并无太多秘诀，和其他国家并无差别，只是我们还不是十分了解日本人罢了。
（日本浮世绘。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社会文化上，战后的日本是一个“缺少父性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对古老父性的乡愁的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男权社会中，父权是绝对的存在，父权所持有的伦理观与道德观，是家庭生活中的绝对基础。
（明治革新时期的男女关系。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日本社会中，父权的作用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第一，家庭中的专制统治功能，即建立经济基础与维持家庭内秩序的功能。
第二，文化传承的功能，向下一代传授民族与本家传统文化及家训家规。
第三，排他功能与呵护功能，防止外部力量侵入，在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外敌侵入时对家庭成员进行保护。
第四，完成国家统治的基本构成单位的职能。
如果把这种父权放大到社会，就是以“父兄”为基本构成的男性统治社会，日本的明治政府是以户主(父权家长)为最基本统治单位进行行政统治的，其从下自上的排列顺序为户主→户长(区、町、村等基层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区长→府县→中央政府→天皇。
当时明治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富国强兵”，而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实行“地租改革”和“征兵制”，这两项政策的实行，都是通过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行政组织实现的，而最大的父权，就是“神圣的天皇”。
日本战败以后，支撑日本日常生活基础的天皇制崩溃，“父权家长制”也在新民法中被废除，而从来没有在市民民主主义运动获得个人自由和自我支撑能力的日本人，会因父权的崩溃而丧失生活的依据与支撑。
美国最后保留了天皇本身，并使其“父权”完全象征化与符号化，而美国的意志超越天皇及战败的日本政府。
1945年9月，裕仁天皇亲自到盟军总部去见麦克阿瑟，裕仁与麦克阿瑟的此次见面那张合影使日本人震撼：麦克阿瑟选择了土黄色军服，开着领口，没有表示军衔的装饰或徽章。他直盯着镜头，脸上毫无表情；一只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个头只到将军的肩膀，他穿着燕尾服，笔直地站在那里，表情僵硬。这张照片引发持续而广泛的议论。
（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于照片有不同的解读，但大都趋于：麦克阿瑟似乎要强调照片中所暗示的令人惊讶的权力差异。
而这种权力的差异，表示美国已取代天皇形成了日本的“新父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日本的社会经济。正当日本经济进退维谷之际，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重大转机：地处朝鲜东邻的日本成为美军的军事基地和作战物资供应地，战争“特需”直接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战争不仅给日本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也使日本经济间接受益，极大地助推了日本日后的经济腾飞。
他们对“美国所代表的新父权”也有所认同，但是在日本走向独立国家的过程中，与美国的磨擦不断，从60年末代持续十余年的日美纺织领域的“纤维大战”，到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进入长久的不振，日美摩擦愈演愈烈……2009年美日因普天间机场问题发生严重分歧，人们要求美军退出民间设施密集的宜野湾市普天间，将基地用地返还冲绳，这一运动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都促使日本人对美国这个“新父权”的怀疑不断加深。一种追忆以往父权的“恋父情结”油然而生，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心理。
然而，在历史上日本一直在文化和思想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深远，对中华文明有一种极深的敬畏，但是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方面获得的成功又使得他们觉得在中华文明面前似乎可以抬起头来了，于是就出现了从向中国强加二十一条所开始的那一段历史。
所以，如今日本社会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既想削弱美国“新父权”的影响，又怕被中华文明再次“俘虏”，于是，日本人陷入了迷茫之中。
（日本年青一代，也是迷茫一代。图片来源于网络）
日本文化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个日本人作为个人的思维方法以及行动模式和一群日本人作为群体的思维方法以及行动模式截然不同。
一般来说单个的日本人都比较自责自律，表现得彬彬有礼，而团队精神特别好的日本人抱成了团之后很难预测了。
日本近代史上有过很多社会集团，每个集团都在一定的阶段起过各自一定的作用，唯独政客在日本政治的任何时代都没有起过任何正面作用。
战前的日本政客们不能阻止军部的“夺权”，到最后干脆团结一致地服务于军部，成为日本政治史上一个黑点。
一直到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成为了经济大国之后这些政客才开始打着民意的大旗开始从官僚集团手里夺取权力，一直发展到现在政客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宰力量。
近年来“政治主导”成为日本社会的主要口号之一，似乎代表了“民意”的这些政治屋们无所不能，真的先天性正确了。
实际上现在日本的投票率极低，日本选民实际上对这些政客极为厌恶，低于30%的投票结果比比皆是，就是说只要百分之十几的支持率都可以当选，这样也就使得政治屋们的素质就越来越低，低到人们无法相信。
日本政客都是为一定的政治集团所服务的，他们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得符合所属集团的利益。
如果说日本人受“父权”的影响来自传统，那么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也同样给他们带来“父权”的困扰。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个深刻的变革向这个岛国袭来，很多日本人惊愕发现：他们也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从非移民国家走向移民国家的不可避免的挑战。
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进展，使日本通过引进外国劳动力来填补劳动力的不足成为历史的必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难、雇佣状况不稳定以及收入缩水影响着年轻人的生育选择。
特别是近10年来，日本经济不景气，社会收入差距较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不婚不育”或“婚而不育”。除此之外，日本养育孩子的费用十分高昂。
有数据表明，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公立）毕业所需费用为290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3万元），如果上私立大学，费用则更高。
再加上高物价、高房费，一些年轻夫妇“想生而不能生”或“想多生而不敢多生”。
此外，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龄化现象最严峻的国家之一。
2013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达24%。
而同一年，日本总人口减少了24.4万，连续7年呈自然减少态势，且今后仍将持续。
“少子化”与日本女性日趋严重的不婚、晚婚、不愿生育等现象有直接关系。
由于生育率下降、国外移民并未增加，日本的适龄（15-64岁）劳动者三十年来持续减少，目前已经达到三十年最低水平，而且这种减少趋势还会加快。
（日本的适龄（15-64岁）劳动者。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日本舆论调查协会2012的调查，日本人认为应该积极推进移民政策的仅为1.7％，尽管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显示来日外国人的犯罪呈不断减少的倾向，但是一部分日本人仍然担心接受移民会带来犯罪率的上升、日本文化的稀薄化及日本人的工资下降。
1996年，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林道义的《父性的复权》成了最畅销的书，他从精神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强调了“父权复兴”的重要。书中写道：父不成其为父，父亲无法履行父亲的职责。整合家庭、提出理念、承传文化、传授社会规则的父亲的作用正在消失，结果造成家庭像一团散沙，成了人们所说的“旅馆家庭”，由此产生不分善恶的人，使没有整体观念的自私自利与软弱无力的人不断增加。
面对日本不得不从单一的民族走向移民社会，不得不学会与世界上的多个民族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共存共荣的危机，他们在心理上需要一个带领他们保存他们“美德良俗”，抵抗不仅是无形的、可利用的、可作为美丽的装饰的文化，而是作为异文化的活生生载体——大批异文化的人的到来，一种新时代的“恋父情结”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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