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专政，这群读书人为何认为清朝有立宪的可能？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君主立宪的尝试，但是这种让百姓参与政治的做法，在当时并不合适，人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再加上清廷也不会轻易放权，因此这次运动也只能是一次伟大的尝试。
参与立宪运动的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的读书人。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其中亦有曾留学或进过新式学堂的，多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看，立宪运动，显然是传统观念与新知识影响下的奇妙结合。
立宪运动的宗旨在于促成君主立宪，让国人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一运动的酝酿在同光年间就已开始，而其发生，应始于康有为戊戌变法计划中设立议院之策。康氏在戊戌初夏的一个奏折里（代拟），曾指出议院的主要性质与优点，并将其视为立宪制度的重要内容：
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
康有为强调议院是君民交通的管道，并将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健康的政体。议院除了像英国的政治经验所证明的能够便利征税，还使人民能够经由代议士发表政见与诉愿，并在达成公共政策上扮演舆论的力量。康有为一生所持守的目标十分坚定，即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而且他要达到此一目的的方法也十分明确，即“按照近代西方的样板，以缓进的步调，使古老的中国传统进入共同的近代世界的价值系统”，在康有为看来，西方近代的政治模式适合同一时期发展中的所有国家。
（图）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
在清末推动立宪运动者，一般称之为立宪派。他们主张君主立宪的主要理由是针对革命党的威胁，以为“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于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因此，应以和平方式，要求清廷实行立宪；因国民程度不足，中国只宜君主立宪，不宜民主立宪；且君主立宪尚须以开明专制为其过渡阶段。
在立宪派方面，继康有为而起的对君宪运动作出进一步理论指导的，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事实上，正式提出君主立宪主张的也是梁启超。他于1901年发表《立宪法议》一文，认为“君主立宪，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的缺失，是由于施政方略变易太多；选举总统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间有阻力。
至君主立宪实行的方式，则是请光绪帝诏告全国，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国；派大臣出国考察后，起草宪法；再令全国士民讨论，五年或十年后，再下诏颁订宪法，以二十年为实行之期。之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其立论的要旨，在于说明中国不宜革命，革命必生动乱；然而中国并不能骤然立宪，因为人民程度尚未及格，故应采取开明专制，作为君主立宪之预备。
梁启超的理论，是根据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以君主为国家统治的主体，人民为国家统治的客体；君主与人民之关系，为主体与客体之关系。君主之人格，即国家之人格。人民各为利益而相竞争，君主立于利害关系之外，超乎其上以判断之，故能以平衡的正义，调和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冲突。
（图）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参见汪精卫（汪兆铭）《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他将专制解释为“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专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之行动”的制度。所谓制，乃“发表其权利于形式，以束缚人一部分之自由”；然其形式有良与不良之分，“良”者谓之开明制，不良者为野蛮制。
由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者，谓之开明专制；而开明专制，是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所谓专制之客体，即指被制者而言。换言之，开明专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
首先，清廷之君主有立宪之愿望。根据梁启超的看法：“苟君主不欲立宪则已耳，君主诚欲之，则断非满洲人所能阻也。夫阻之者固非无人矣；然其人岂必为满洲人？吾见夫今日汉人之阻立宪者，且多于满人，而其阻力亦大于满人也。”换言之，中国之不能立宪，其责任不在清廷，而其主要阻力则来自汉人。
由此可知，立宪与不立宪问题，并非种族的问题。否则的话，汉人必尽赞成立宪，满人必尽反对立宪。参见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四号。但今天的情形，并非如此，汉人中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满人中亦有赞成者，亦有反对者。满人反对立宪的原因，是基于个人的富贵权力方面的考虑，于是以立宪不利于满人为借口，劝和当局。如果有人委婉陈说，使满人知道立宪对于他们不仅没有害处，反而有大利，那么满人是可以接受的。
（图）《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
其次，满人有立宪的必要。梁氏认为：“满汉利害相反之点，诚或有之；然其间独无利害相同者乎？相同者何？则中国亡而无汉无满而皆无所丽是也。吾以为彼满人者，苟计及其全族之利害，则必能弃排汉之政策，而取同化于汉之政策。盖非是决无以自存也。”
再次，立宪更符合汉人的利益。梁氏指出：“国民于政治上，行自由竞争，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必能占政治上势力；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故诚能得正当之立宪政治，则满汉两族，孰占优势不成问题者也。”基于汉人本身的利益，梁氏认为汉人也不应该反对立宪。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所以也反对（共和）民主立宪。他们反对共和之说的最主要原因，是人民程度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甚至连当时的革命派都持相同的看法，例如，在陈天华看来，“国之治化，其进在群，群之为道，其进以渐；躐等而求之，则反蹶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法兰西之革命，流血至多，而卒不若英国民权之固，由程度之不逮也。中国经二十余朝之独夫民贼，闭塞其聪明，钳制其言论，灵根尽去，锢疾久成……遽欲与他人之成年者同享自由之福，其可得乎？”
且各国之治化，“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秩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基于这一原因，梁启超认为中国在实行君主立宪之前，必须有一段开明专制时期，作为立宪的预备；而革命党则以约法之治为过渡，其实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在清帝退位前，康梁一直想借助清廷的力量来实行宪政。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有二：其一，是君民同治，认为国人没有进行革命的能力；其二，是满汉不分，以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这两项政治主张是康梁实践君主立宪的最后依据。
1899年，章太炎与宋恕论变法立宪之事，宋认为中国宜效法日本。而章太炎则认为日本与中国“端绪不同，巧拙亦竟异”。日本是封建之国，“民性慕进，以偷生惰游为耻，有良俗，故其宪政亦工，非以宪政能致善俗也”。中国的情况大不同于日本，“尘为郡县，而国胙数斩，民无恒职，平世善柔之夫，犹能逾超资次以取卿相，会遭变故，而蜚跃者众矣”。
章认为当时不可苟效宪政，根本问题是“除胡虏而自植”。当世之病，是陆贽所谓时弊，而非法弊。清廷之弊在于其已沦为一个老朽贪腐的荒唐朝廷，以立宪救之，如以《孝经》治黄巾。总之，他认为先有良俗，而后有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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