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摧毁了大唐盛世 也是唐朝衰落的开始 为何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必然的?
公元755年，安禄山联合史思明起兵反唐，安史之乱从此拉开帷幕。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是唐王朝自盛而衰的起点。为何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必然的?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因唐朝皇室姓李，因此这个朝代又被称为是李唐。唐高祖李渊开启唐朝的大门，唐太宗李世民紧接着就是贞观之治，唐高宗继承上一朝的优秀传统，开创了永徽之治，之后，武则天一代女皇出现，让江山改名换姓。神龙革命后恢复大唐国号。
唐玄宗继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清明的开元盛世。从唐高祖李渊到唐玄宗这一时期，这是最鼎盛的时期，但是在盛世背后包含着无限的危机。李唐统治时期较好，天宝末年，唐玄宗荒废政治，完全没有治理好国家的积极想法，政治愈加腐败。在重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引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一场地方与中央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既然是战争肯定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所以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期。安史之乱长达七年，由三代皇帝平定，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文化、对外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极为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唐朝就此变得平庸，再无大唐雄风。
诱发安史之乱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其中主要包括非常多的矛盾，例如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民族以及中央等等。其实经济矛盾是诱发战争的最根本的矛盾。唐玄宗开元时期，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让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苛捐杂税让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另一方面，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奢靡的生活，杨氏一族，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欺压皇室一族。例如杨贵妃姐妹脂粉钱就上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唐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蜜腹剑的奸臣李林甫当政，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然而，无人阻止，继他之后，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上台，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徇私误国之人，他公然行贿，奸臣当道，加深了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争权独立，更是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边界局势也非常不稳定，让内外重重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这种局面下，唐朝统治者却不能及时及时制止这一局面的继续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上升，往往会导致一个国家政治越加走向黑暗的深渊。
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居住者非常多的少数民族。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迁入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地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一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安禄山提拔当时的少数民族武将，任命他们为军中的将军和中郎将。他这样的做法极大的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战斗力，于是安禄山反唐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大唐王朝之后的朝代，都在吸取唐朝因藩镇割据灭亡的教训。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藩镇割据是唐朝走向灭亡并引发很多战争的最主要原因。唐王朝一直实行府兵制，但是到后期，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遭到了破坏，唐玄宗起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
在府兵制这样的制度下，这些招募而来的士兵受到了地方军阀的收买和笼络，与地方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在开元以后，实行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受到中央的制约比较少，于是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到天宝元年，边防军队不断增加，达到了49万人，占全国总兵数85%以上。
而这一部军事力量又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握的范阳等三镇，即达15万人，而中央军队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军队的质量太差，战斗力低下，平时毫无作战的准备，若是战争起来，实在是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的矛盾日益激化。直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真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和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是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安史之乱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战乱使社会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杜甫写了非常多的现实诗反映这一场战争，这是一个诗人对安史之乱后国破家亡现状的感慨。
安史之乱后，整个社会呈现荒凉的状况，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之中。藩镇不服朝廷管理，各自割据，实行自主管理，税收有的不入宫里，朝廷，甚至骄横称帝，称王，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依然没有终止。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伤痛是剧烈的，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的不足，统治阶级又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促使了农民合同，地方阶级的矛盾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朝后农民叛乱的高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带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同时在藩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行报复。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反叛。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唐王朝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唐王朝的政治岌岌可危。
为何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必然的?
有些人将安史之乱爆发的缘由归咎于安禄山个人。有人说他天生反骨，有人说胡人不可信。我们细细分析一下两种推测：第一种显然违反人性。安禄山曾因战败差点被斩首，是玄宗皇帝法外开恩才得以幸免。作为一个死囚，这个时候便想着如何夺取唐朝江山无疑是天方夜谭。无论他的内心是否有对玄宗的感激，都不可能想着怎么夺取恩人的江山。
而且，安禄山在李林甫执政期间，表现的十分驯服，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李林甫的家犬。安禄山许多次从梦中惊醒，嘟囔着“我要死了”。其害怕的对象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这个阶段的安禄山或许为了以防万一在京城派遣了不少间谍，但显然并不会想着夺取这个国家。
后世学者研究发现，安禄山其实并没有做好造反的准备。他真正的目的从来只有一个——出将入相。甚至到杨国忠执政为止，他的目标都是宰相的位置。所以，他坚持长期向玄宗表忠心。同时，安禄山还利用粟特人的贸易天赋聚拢大量财富，除了供养自己的军队外，还需要定期和长安的官员“疏通”。因此，安禄山时时刻刻能得到长安方面的最新动向。
有人认为这是安禄山在为自己造反做准备。可是，稍微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的唐朝属于典型的“强枝弱干”。唐军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安禄山等边境节度使手中。安禄山着重刺探官场的人员变动和人际变化，本身就说明其志在中央。
但是，这个想法无疑让他与杨国忠成为命中宿敌。后者的才能、人脉完全不如安禄山，但凭借着杨贵妃的得宠成功压制安禄山。甚至让满朝文武都对安禄山喊打喊杀。如果安禄山仅仅是高仙芝、封常清这个等级的将领，那么最后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可是，安禄山有着其他节度使所没有的一样东西。
第二个原因更不可信。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大部分都是胡人。唐皇也没有因为安禄山的叛乱而怪罪整个外族，甚至还表示自己对中亚的藩属国很好，他们一定会履行封臣义务。事实上，唐朝的预计并没有出错，大部分的外族封臣都愿意派兵前来助战。
战争打到后期，叛军一方的将领们都是汉文姓名，不是汉人就是归化人，反而是唐军多是仆固怀恩之类的纯胡人，甚至连汉名都没有。所以，把问题的根本归咎于民族问题非常不负责任。若非胡人的将领和指挥官，唐军也不可能获得平叛的胜利。安史之乱爆发真正的原因，还需要回溯当年的历史。从盛唐繁华的表现下，探寻动荡的制度基因。
秦以后，历代王朝都致力于消除封建制度。隋朝开创科举制，将全国的精英人才笼络到中央，算彻底消除了封建的基因。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张，统治的成本也会越发高涨。
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巨大的版图越是巨大，所需要的部队也就越多。朝廷很难再让义务兵通过自费钱粮的手段节约成本。到盛唐时，府兵制度已经基本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长征健儿”之类的常备军。唐朝鼎盛时期，整个边塞驻扎着49万常备部队以及8万匹战马。
49万常备军所需要的后勤非常恐怖。诚然让驻军开垦田地可以解决部分军需问题，但大部分的钱粮还需后方供应。彼时中国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泥土路，本身也不是盛产大牲畜的畜牧国度。因此，所有的粮草与军饷都需要用民夫进行人力运输。
盛唐时期，吏治已经非常腐败，官僚系统特有的弊病逐渐暴露，严重危害到供给系统。打个比方，说好给民夫一百贯钱作为运输粮食的酬劳。但民夫能到手的有50贯便算官员有良心;前线要吃上好的细粮提升士兵的士气，后方能运来同等份额的粗粮便算官员心系国家。
这个问题在后世的明朝也出现过，直接导致明朝中叶以后边军战力锐减，最后举国之力被五万满洲兵吊打。盛唐自然不像明朝那么腐坏，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允许驻军自行募集赋税、士兵。用现代的术语解读，唐朝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度，中央不再干涉地方的军事、行政换取节约统治成本。
在政策实行的初期阶段，效果前所未有得好。长安朝廷歌舞升平;边关要塞武德充沛;中央地方和睦协调。从这方面看，恢复封建制也是双赢的办法——但前提是政治操作不要让人智熄。
盛唐时大部分的藩镇只有军事领域的管辖权，但没有司法裁判权和监察权。偏偏安禄山还兼任转运使和采访使的职务。这么做的好处是，在君臣关系相对和睦，政治比较清明的前提下，朝廷可以省去许多人力成本与行政资源。但是，当附庸关系破裂时，同时执掌军事、行政、监察的官员立刻就能将自己的辖地变为国中之国。
上层建筑的判断失误让东北藩镇形成国中之国;上层建筑的掌舵人因政治斗争和“出将入相”无望而愈发与中央离心离德。但相比上层建筑的貌合神离，基层士兵、军官的态度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如果基层的士兵和将官不愿意追随安禄山，那么他很难掀起一场动摇唐朝根基的叛乱。
在唐初，基层士兵基本是义务兵。初唐并没有“军”或者“营”这个基层编制，只有边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户轮番担任的“镇戍”来完成。这种镇戍的编制人数很少，往往维持在1000人左右。真正负责战斗的唐军是由“行人”组成的“兵募”。虽然名字里有个“募”字，但都是官府强制征收的良人，本质依旧是义务兵。
到了唐高宗时期，为了应对西北的突厥、吐蕃和东北的契丹。“军”作为一个军事单位正式成立。军队中特别能打的被留下来作为职业士兵，也就是唐代的“健儿”。唐军开辟多个边塞战区，并设置节度使管辖，成为日后藩镇的雏形。
作为藩镇的基层骨干，健儿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1.内地赶到边塞从军的良家子; 2.归化的外族。由于边塞地理位置的特殊，还会招募大量的胡人雇佣军协同作战，这种部队被称为“藩兵募”。除此之外，唐朝皇帝还有“可汗”的封号。
用西方的头衔法称呼唐朝的皇帝，可以给李唐帝皇上各种尊号“中原的皇帝，突厥人的可汗，佛教的保护者，契丹人的封君”。在中原之外的地区，唐朝皇帝和胡人以古老的封建法维持彼此的关系。在边塞唐军行动时，响应封君号召而来的胡人以部族为单位作战，在汉文史料里被称为“城傍军”。
随着唐朝领土逐渐扩大，李唐不得不设置了大量节度使去“节度”这些部族。在封建法中，这就是封君将自己的宗主权下放给下级附庸，从而形成树状的依附体系。按照“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原则，东北地区的契丹、渤海、奚等少数民族都属于安禄山的藩属，不再是李隆基的顺民。
这种迥异于秦以后中原政治的模式让许多汉人士大夫摸不着头脑，只知道“城傍军”追溯安禄山集体叛乱。其实在东北地区的胡人看来，他们根本不算叛乱，只是跟着自己的主君而已。
被直接招募到唐军中的“藩兵募”则属于传统的雇佣军。他们的思维也十分简单——谁给钱听谁。在中央下放财政权后，安禄山又利用自己的经商才能积累大量的财富。河北道全盛时期，财政收入占据全国收入的1/3，不得不说安禄山确实敛财高手。被安禄山招募的胡人只知道自己拿的是安大帅的军饷，对中央的李家缺乏最基本的认同感。所以，跟随安禄山造反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既然胡人士兵不靠谱，那么安禄山麾下大批的汉人军官、士兵。根据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包括范阳在内的大部分藩镇都以汉人将士为多。这该作何解释?其实汉人虽然在向心力上比习惯封建制度的胡人更强一些，但也抵不过一个“穷”字。这里的穷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而是“穷途末路”之意。、
初唐时，士兵地位低下的问题就跃然纸上。《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大致意思是这些大头兵虽然在法律上可以与公卿平起平坐，可实际上他们的地位连基层公务员都不如，甚至和仆人接近。
到了盛唐时，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新唐书.兵志》记载“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翻译成大白话，各个“折冲府”好久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从军之人升迁困难，士大夫们都以入伍为耻。
虽然按照法制，他们依旧可以身着三品大员才能穿着的紫袍招摇过市。但在世家出身，通过科举上位的“衣冠子弟”眼里，他们不过是下等的丘八而已。
对于东北方向的士兵而言，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在朝廷将财政大权下放各地节度使前，唐军的政策是“西攻东守”。处于攻击方向的西北军有着东北军三倍的军饷，这极大地增加了东北部队对中央的不满。
在安史之乱后，投降朝廷的田承嗣还给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等人建造了庙宇，让他们享受香火祭拜。一直到公元773年，唐代宗才成功将这股“错误思想”纠正，砸毁了庙宇。但是，范阳三镇的士兵和他们的后裔依旧称呼安、史二人为“二圣”。
朝廷为了彻底镇压这股思潮，下令刨开安禄山的坟墓，并砸毁他的棺椁。结果导致当地产生极大的民愤，须知此时距离安史之乱已经过去60年。可见安禄山或许不是忠臣，但他真的是士兵们的保护伞。河北的基层士兵十分感激安禄山帮他们养家糊口的恩德，哪怕过了三代人依旧如此。
唐朝下放行政、监察的权利给节度使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转变了制度却没有转变思维，朝廷依旧以中央集权的思路对待真正封建化的节度使，造成双方上层离心离德。朝廷对基层士兵的苛责让基层将士只认安禄山不认李唐，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不从制度入手，不重视地方和基层的情绪，最终定会祸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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