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敦煌的刽子手，全因为这位道士做了一件事？
说起敦煌这不得不说到莫高窟，相信大家都对它不陌生，闻名世界的旅游景区，那么这位道士做了什么事，摧毁了敦煌文化呢？这位道士叫王圆箓。
个人经历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约光绪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事件经历
他制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他发现了蜚声中外的莫高窟藏经洞，也就是因为他给莫高窟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让敦煌文物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史学大师陈寅恪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让时光倒流到公元1850年，这一年，王圆箓出生于湖北麻城一个农民家庭，他曾上过几年书，认识字，不过晚清末年，朝廷动荡，天灾连连，无处谋生的王圆箓只好去当兵，不过多年的颠沛流离让他厌倦流浪，于是出家道士。没想到，做道士也不得安宁，还是云游四方。
公元1898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王道士云游来到了甘肃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敦煌石窟群中主要代表窟群，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远远望去，像是沙漠中的一座残垣。当时的莫高窟前有上、中、下三座寺庙，前两寺皆住红教喇嘛，而下寺无人管护，一片残破，于是王道士便在下寺安顿下来，准备“守护”着这个地方。
王道士能诵道经，又会测字算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也在当地闯出点名气，香火渐渐兴盛起来，生活也过得比较富裕，他俨然成为寺庙当家之人。
有了钱之后，王道士开始大兴土木，来装点寺庙，想把把莫高窟改造成为道教道馆。其中，藏经洞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雇了些人来清扫洞口甬道中常年堆积的沙土，不久藏经洞的沙土便被清扫干净了。
他还雇了姓杨的读书人给他打下手，写经文。当时天气炎热，杨某见藏经洞内凉爽，就把桌子搬进洞窟抄写经书。
公元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对于王圆箓和杨某来说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那天，杨某照常在点着烟袋后往墙缝里插草，突然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他感觉有点奇怪，便敲了敲墙壁，结果从墙壁里面传来回音，他断定洞藏乾坤，立马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也觉得蹊跷，两人决定破壁而入，于是一个尘封已久的惊世宝窟惊现世间!
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为今天莫高窟第17窟，窟身为正方形，边长约3米，四面墙高约2.5米，窟顶呈覆斗形。洞窟打开之日，里面堆满了经卷、彩幡、法器等物。据统计，留存至今的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拓本、写本和印本的图书丝织物、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词歌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物，仍在5万件左右。
而这些文物，其所属年代自359年至1006年之间，涵盖了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内容，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这也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之一，也是“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
不过在晚清社会被发现，也就意味着它的厄运的到来，这将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劫难。
藏经洞现世后，刚开始王道士还有点责任感，也估计是找点财路，所以四处奔波，竭尽所能。先是到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的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根本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将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两三年后，王道士又去找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进土，对金石学也有一定研究。王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后，汪知县很感兴趣，马上带人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但这位知县也没怎么做，只是交代王道士要好好看守，接着没下文了。说白了，就是不愿意给经费。
这让王道士很苦恼，于是王道士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些经卷去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廷栋算是个有学问的官员，可他也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没有如何去做，又不了了之。
这让“王道士颇沮丧，弃之而去”。数年后，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这件事，很重视，他是金石学家，深知这些绢画和经卷的重要价值，所以建议省府把所有经卷送至省城兰州保管。结果搞笑的是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叫王道士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所以说，事情到这个程度上，我们多少也不能怪王道士，他也努力过了。后来这件事被俄、英、法、日、美等国“考察家”知道后，他们特别喜欢这些古玩意。
从此，他们就采用各种手段剥去了许多壁画，大量珍贵文物流失，给莫高窟造成了巨大且无法弥补的破坏，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也是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其中规模大者有五次。
首先是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据统计，他利用王道士贪财之心。先后窃走织绣品150余方，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印本、写本等6500余卷。
接着是法国汉学家伯希，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挑选出了斯坦因忽视的更为珍贵的经卷和在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及一些画卷，装了10大车。他还卑鄙无耻地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1.2米的半跪观音。
再接着是日本人大谷光瑞，他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去500多件敦煌遗书，还有大约700件吐鲁番文书和木简、壁画、雕像、丝织品等。
再接着是沙俄人鄂登堡，他从王道士手中骗买走一批敦煌遗书，包括大量的汉文、回鹘文写经，还盗取了许多彩色塑像和绢布画、纸画。据统计，他们窃走的写经在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最后是美国人兰登·华尔纳，他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当时石窟中的经卷、画卷等文物已基本被洗劫一空，但兰登·华尔纳不甘心啊，于是将目标锁定在了那些绚丽多彩的壁画上。
他把预先制好的特殊化学胶布贴在选好的壁画上，粘去了26方珍贵的唐代壁画，共计2006平方厘米，还用利刃铲去了其他几方壁画，搬走了唐代塑像，并带走了敦煌唐人写本《妙法莲花经》。
实在可耻，这又能怎么办呢?
至今读起来，都让人遗憾、后悔。如今距离藏经洞被发现，已有一百多年了，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王道士虽然发现了文物，但大量的遗书也确由其手转卖至国外而成为了千古罪人，由此造成了这一场文化遗产遭遇浩劫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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