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很伟大，但他却对贪腐比较纵容
题记：在“中国历史上最有权术的皇帝康熙，左打满族贵族右打汉族精英”一文中（见文末），我们详细阐释了康熙皇帝对于帝王之术的把握，可以说，在清朝论帝王术康熙最厉害。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帝王之术，使得康熙对于清朝有了一大罪——纵容贪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康熙后期问题丛生，要不是有个好儿子雍正继位，那么，等待清王朝的将是一场农民大起义。其实，康熙纵容贪腐也有自己的苦衷，但问题是，这种苦衷并不能对其有行为合理化作为借口。
陈道明版康熙
我们说康熙容忍贪官，但不是说康熙朝就没怎么杀过高级贪官，还是有的最少有三起，但杀的确实不多，毕竟康熙统治长达五十年。被杀的一二品高官有是：二品巡抚金俊贪污害命案、从一品总督噶礼贪污害母案、二品总兵仇机讹诈官民案。噶礼案比较著名，金俊案也有人说过，我们只谈谈仇机案。
仇机讹诈官民案发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该年八月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会同大学士共同审问了浙江黄岩总兵仇机。本来仇机在任总兵期间就因贪腐危害地方而被撤职，要求在地方上戴罪立功，然而，他却不经批准竟前往京师居住，还在北京城内讹诈官员百姓，最终被举报。最终会议认为应按照“光棍”罪论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他自己的解释是“朕自幼读书，见大臣多不能保其初终。故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不论满汉蒙古，非大奸大恶，法不可容者，皆务保全之。”
那么，什么是大奸大恶之徒？显而易见，在封建皇帝看来，只要不是弑君篡位、击杀长辈、大不敬等罪责，都在康可赦免的范围内。
邓超版康熙
当然，康熙之所以容忍贪官，也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为了巩固政权。
当时，满人的天下并不巩固，而且中国并未统一，周边威胁清朝统治地位的仍然不少。例如台湾的郑氏家族、三藩、心向故明的各种势力、蒙藏势力等。为了养精蓄锐、积攒统一的力量，康熙对汉族精英采取了扶持政策。一方面使之形成对汉族的管理，为清朝卖命，增加财政收入进而强大军事；一方面，作为封建皇权对独断权力的渴望，康熙对汉族精英的支持也是为了使汉族精英势力与满族贵族形成制衡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古老的平衡帝王术再次起了作用。当满族贵族势力威胁皇权的时候，康熙就利用汉族精英势力进行打击；同理，当觉得汉族精英势力会威胁到自身的时候，就会命令满族贵族势力对之进行打压。在这一点上，他与其父很相似，顺治是利用巡按制度挑战满族贵族势力，但最终归于失败。其子康熙即位后，在统一台湾前，康熙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是满族贵族势力。
刘松仁版康熙
康熙即位之初，和顺治即位之初类似，皇权都存在着严重的威胁，体制内是满人贵族，体制外则是汉人的反抗。不同的是，多尔衮本身属于皇权体系，而鳌拜则属于满洲贵族体系。因此，多尔衮在位期间，也对满洲贵族势力进行了打压。但其皇权的不稳固性使他最终败于满洲贵族及正统皇权的合力下。
顺治也同样在与满洲贵族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因此，康熙面临的危险比顺治还要更严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秉承皇太极、多尔衮、顺治两代三人的扶汉抑满的策略。当然，这里的汉与汉族大部分百姓无关，而仅仅是指服膺于清朝统治下的汉族精英及强族贵族。
2.三藩之乱导致官员降薪，无法满足生活
康熙八年（1669年）擒杀鳌拜之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再起，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先后叛乱，最终在二十一（1681年）彻底平定。“三藩”期间，基层政权被严重削弱，同时，为了保障军费，清军大规模加重税收的同时，也对官员进行了剥削。例如，清朝将地方的存留大幅度削减，除了治河工程之外，大部都提留到北京。将本来就低薪的官俸削减了一半以上。康熙十四年，就将江南省省会江宁城（南京）的官员的官俸削减了39.5%，五年后竟然削减到不足员额的10%。
夏雨版康熙
在此情况下，官员贪腐侵吞行为必然会大规模出现，但是为了江山，康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即使如此，清中央政府平叛的资金还是不够，由此，康熙开始大规模进行捐输。例如康熙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三年的捐输，共收到买官钱200万两，卖得最多的就是知县级别，达五百人。
3.封建社会用人观不是讲究有无才能、品德如何，而是是否理解皇帝、上级的心思
在对待官员、处理国家政务上，康熙一直秉持这所谓的“首在崇尚宽大，爱养人才”的观念。而在封建社会，最大的人才不是科学人才、经商人才、学问人才，而是政治人才。所有人都知道，事情不可能都让一个人去做，必需借助庞大的官僚群体的执行力。为此，康熙主张看人才看大节，一些小的错误甚至罪过可以宽恕。这样做，一可以借机笼络官心；二是他也认为“低薪制”有问题。
但问题是，既然大家都认为“低薪制”有问题为何不进行改革呢？这里面恐怕不仅仅是“祖制”问题。因为，康熙时代这个问题其实并不严重。而之所以不改革，主要是因为康熙没有改革的魄力。
张国立版康熙
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感于对官员的束缚太多，不利于官员的工作和生活，他要求各部院衙门法，“斟酌情删繁从简”。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低薪”造成官员们的生活困难，大家就都理直气壮了。那么，在没有对此进行高额补偿的情况下，官员们偷偷摸摸拿点儿，或者是光明正大地向朝廷借点儿却永远不会归还的行为有了很大的理解甚至支持。由此，造成贪腐、财政亏空越来越严重。
当然，这有一个过程，起初是康熙身边的宠臣，之后，宠臣的宠下官，宠下官近而宠吏员，近而到整个官场。
刘德华版康熙
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工部修建陵工明楼，比预算多了一万九千五百多两，工部建议由监修的官员赔补。康熙则认为，钱花多了，工程修得自然更好，免罢也免赔。
再如对于户部经常打回各部门、各省的诸项报销的原因，户部认为许多都超出了预算额度该驳回，否则要预算额度干什么。其后，户部又认为现在许多衙门的办公开支超要求严重，请求削减办公开支。康熙则对此非常不满，认为“目下国计充裕，所争不在如此。况贫官需此以资生者甚多，岂可尽裁”。
康熙则认为：官员做事先垫资其后报销，如果过严的话会造成官员生活艰难。特别是那些穷苦的官员更会朝不保夕。现在，我们有钱了，包括办公经费这些提高一些也可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办公经费的多少，而是事情做没有做好。再者，你削减了办公经费、不给官员报销公费，如此，他们怎么办？只能摊派给老百姓，现在国库充盈，我们有钱，应该以提高工作热情和效率为关键，不要在这种小事情上太过较真。
焦晃版康熙
公平地说，康熙所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官员低薪这种顶层设计的不合理，既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没有勇气打破？仅仅以“祖宗法制”是说不开的。为什么雍正，在此情况下设立了“养廉银”。由此，一改清朝低薪而为“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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