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反腐二三例
乾隆朝在贪腐问题上并非人们印象那么纵容，至少比康熙朝和晚清要严格的。从一二品高官犯罪惩治上看，乾隆朝第一个有较详细案情经过、圣旨旨意留存、有较大影响的案例发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
户部尚书兼江南河道代理总督郝玉麟、代理福建巡抚王士任，因包庇、受贿于五年革职军台效力。郝玉麟后降为刑部侍郎，又监守自盗、不枉法赃银5997两，皇帝从宽免治其罪。
整个乾隆时期，像一二品官员犯罪判处死缓、死刑的官员非常多。在所有案件中最为严重的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案，该案堪称清朝三百年里第一经济大案。当然，论案值他并无和珅高，但是从被处罚的官员数量和品级上看，则无疑是经济案件中的罕见案例。整个甘肃官场几乎被一窝端。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古今罕见。
但乾隆朝一大弊端就是贪官、犯错的官员，可以用“夺俸”来进行行政处罚，替代法律惩罚，进而促使一大批官员以“主动认错”方式向皇帝行贿借机获得皇帝的好感，这些钱全部进入皇帝的私人腰包——内帑，从而脱罪。
例如李质颖向乾隆行贿25.6万两，用以抵消自己的工作失误、错误，因为25.6万两过于庞大，乾隆皇帝恩准李质颖以每年上缴1.5万两到2万两的额度上交“赎罪银”。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1756年9月），湖南巡抚陈宏谋参劾布政使杨灏贪污，说他在在买粮运粮（谷）过程中，按照每百两克扣一两三四钱到二两六七钱的规模，贪污了三四千两银子。乾隆对陈宏谋大加赞赏，之后，杨瀚将三四千两银子交公，1757年3月，刑部判处“依律议斩监候。虽已交纳赃银，不准减等。”
刑部之所以这么判，乃是认为：布政使杨瀚是因为知道了巡抚陈宏谋参劾自己，所以才积极退赃。这时，陈宏谋已经调任，继任巡抚蒋炳认为：既然已经在期限内退回了赃款，那么就应该减刑。由此，判处杨瀚死缓，而且是死缓等级中的“缓决”，也就是危害不大可以从轻的意思。显而易见，杨瀚根本用不着死了。
乾隆听说判决后，立刻连下四道圣旨，由怒斥转而掀起一场官场风暴。
第一道：严厉斥责。
第二道：蒋炳奉到此旨，即率同藩臬二司，将杨灏亲押，即行正法。倘泄露风声，俾先知觉，或至自戕殒命，不及明正典刑，即令蒋炳抵偿。
第三道：该抚蒋炳竟敢将该犯入于缓决，此非寻常朦混瞻徇可比，蒋炳已交部严加治罪。
第四道：蒋炳将官犯杨灏一案，恣意欺罔，混入缓决，甚属乖谬，着即革职。
四道圣旨在一天内发出，最终杨灏被斩，蒋炳被革职拿问。最终，乾隆以“党庇”的大罪名，判蒋炳斩监候，湖南、刑部相关69名官员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一个月后，乾隆得知蒋炳并没有徇私接受贿赂，但既然君命已下只能从轻发落，改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对其宣判为：蒋炳办理此案，虽营私沽誉，尚无受贿情弊，着从宽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然而，乾隆的更大问题在于：同样的犯罪情形，却不一样的处罚。既然杨瀚贪污三四千两且全部完赃也判处死刑，那么其他相类似案例也该如此。但又过了几个月，道员钮嗣昌贪污了1万多子两，却被发往军台（邮驿）效力。
为了彰显自己的做法正确，乾隆所幸将“完赃减等”的旧例予以取消。嘉庆六年（1801年）该政策被重新启用并宽限为“三年限外不完者，死罪人犯永远监禁。”
“完赃减等”这种处置怂恿了贪腐行为，应该废除。但乾隆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圣明，进而废除。在废除的同时，他又增加了其他类似的律例“借尸还魂”。乾隆乾纲独断的做法过于危险，当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全部系于一人的时候，危险其实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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