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教师能拿多少工资？
叶宇涛（华中师大历史学院）
“家有三石粮，不当孩子王”，是我们广为熟知的一条俗语，多是塾师用来自嘲。在清代，对于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考试又无其他本事的下层知识分子来说，如果家里不是广有田产，那么就只能“耕砚田”了。那么清代塾师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从清人的笔记日记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能不能窥见清代塾师的收入呢？
清代塾师收入一般分为三种，即束脩（基本工资）、膳食（伙食补贴）和节礼（家长送礼）。其中束脩是最主要收入。《儒林外史》里第二回出场的周进在薛家集坐馆，讲好一年工资是十二两银子，每日还要扣掉两分银子的饭钱，吃的也只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而且还备受旁人欺侮轻视。范进中秀才回来，其岳父范屠户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之后，也是说替范进“寻一个馆，每年赚几两银子”。第三十六回出场的虞博士待遇稍好，进学后让“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包了去教书”，每年有三十两银子，加上会看风水，所以生活比周、范二公好一点。所以虞博士在做了两年后能买了四间屋子，还雇了一个小厮专管奔走采买。但老婆生病仍然买不起医药，夫妻两个只能一天三顿白粥过日子。
晚清绅士刘大鹏留下一部《退想斋日记》，中间也透露不少关于塾师收入的内容。普通秀才出身的塾师，一个学生一年给束脩一千六百文，一年收入在十千到二十千之间。由于银价高涨，换算成白银则更少，加之年成不好，一斤白面要八十文，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如果再抽点鸦片，那么全家基本就只能沿街乞讨了。刘大鹏自己系举人出身，在一票号商人家当塾师，每年光束脩有两百多两银子，自己儿子也跟着他蹭学蹭吃。平日东主对其很尊重，伙食上想吃啥吃啥，搞得刘大鹏很不好意思，主动要求多吃素菜。而书院山长收入更高，多聘请进士，一年给八百两银子还嫌少不肯干。
南方地区稍好。徽州塾师束脩一般每年分三次支付，即端午、中秋和过年，一年下来，少则一千两百文、多则两千八百文，此外塾师还可以收到学生送来的鸡蛋、糕饼一类礼物，比山西塾师待遇稍好。而且徽州人重视教育，一个塾师可以收到三四十学生，这么算下来一年收入就很可观了。如果学生家长很慷慨，那么更有额外收入。对此，胡适曾有回忆，称年少时别人每年给老师两元的学费，但胡适母亲怕胡适被欺负，一给就是十元，比别人多好几倍。湖北地区塾师工资多以实物支付。一个学生一年给老师稻谷半石至三石不等，盐油各一斤，柴百斤，三节另予肉钱。有时每月初一十五还要给老师带茶钱，一人十五文，家境差一点的学生厚着脸皮只给一次也没事。当时物价颇低，半斤黄酒不过四文钱，塾师生活应该能维持。
总得来说，南方塾师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北方塾师的生活还是十分辛苦的，尤其是精神上的压力。一方面看不到希望，有塾师自嘲说：“黑漆茅房屋半间，猪窝牛圈实堪怜，幼儿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另一方面，塾师还时时刻刻生活在“失馆”的恐惧之下，一旦失业，别无生财来路，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晚清湖北人朱峙三曾回忆，幼年时有失馆塾师跑到私塾中找同行打秋风，尽管对象是一群小学生。但塾师还是令学生尽力资助这位失业同行，每人给了十五文打发他走了。塾师此举，大概也是害怕自己将来流落街头吧。因为当地有位失馆的秀才只能寄居文昌宫，沦为乞丐一流了。若是有心人能稍稍翻阅下《笑林广记》中关于塾师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大量嘲讽塾师“失馆”时狼狈模样的段子。
原本作为秀才，有的塾师还有地方儒学或书院的膏火银维持，但晚清儒学荒废，本来不多的膏火银也被克扣大半，充作新式学堂经费。与塾师的困苦生活相比，新式学堂学生待遇可谓优厚，以湖北两湖书院为例。开学当天，每人就发十两银子，以后每月都有四两膏火银的铁杆庄稼。每月考试一次，优胜者可领十二元到八元不等的奖金。每生有两间宿舍，分别充作卧室和书房，还有厨子和杂役各一人伺候。每顿饭都是三荤三素，什么炸鲤鱼、炒肉丝、鸡蛋汤，吃得朱峙三是连呼厌烦。
两相对比之下，大批塾师纷纷改门换业报考新式学堂，改学西学，气得刘大鹏大骂人心不古。坚守的一部分塾师本来还有科举考试可以指望，盼着能“一举成名天下知”。结果1905年科考又废除了。困顿之下，出现剧烈分化。有钱的出国留学，没钱的参加新军。于是几年后，留日回来的学生领导着参加新军的学生，就把大清朝给推翻了。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朱峙三：《朱峙三日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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