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要造老师的反，大明第一宰相张居正怒了
小世宗万历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七天，明朝高层就发生了一次大的人事变动，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太后的支持下，驱逐了内阁首辅高拱。接替高拱的，是冯保在内阁的朋友、被后人称为明代第一名相的张居正。有人说得更加绝对，说明朝只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明朝只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就是张居正。
1 荆州张秀才
有一个现象说来很有意思，除了来自浙江永嘉的张璁属大器晚成外，明朝中后期著名的大学士大多少年成名。如四川新都的杨廷和、江西分宜的严嵩、南直隶华亭的徐阶，乃至刚刚说到的被司礼监太监冯保赶出北京的高拱，都是二十多岁乃至不到二十岁就中进士、入翰林。张居正也不例外。这倒应了一句现代语：干什么都要赶早，晚了可能就没你什么事了。可见从小立志、从小用功的重要性。
张居正是明朝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人，也就是现在湖北荆州人，从小聪颖绝伦，在当地有“神童”之称，但真正引起上层的关注，还是因为有一位著名人物的褒奖，此人名叫顾璘。
顾氏是江南大姓，至少从三国时代开始就声名显赫，人才辈出。顾璘的这一支本来居住在苏州，所以中举、中进士时，籍贯都写成苏州吴县。但在明朝洪武年间，顾璘的先祖已被迁至南京，所以他又成了南京人。苏州和南京都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顾璘在这个环境的熏陶下，也成了一位“文化人”，为弘治、正德时期的“十大才子”之一，名扬天下。所以《明史》为他立传，也放在了专门记载文化人的《文苑传》。
但是，顾璘不仅仅是大文人，而且还是久经磨砺的政治家。翻开他的履历，曾经做过南京吏部的主事和郎中，做过地方的知县和知府，还因为抵制宦官搜刮民财，下过锦衣卫的监狱，是一个体察民情、具有血性的官员。出狱以后，顾璘先后出任浙江布政使和山西巡抚。到了嘉靖十六年，顾璘来到武昌，做湖广巡抚。那时的湖广巡抚管着现在的湖南、湖北，这两个省在明朝是一个省，叫做“湖广”。
▲ 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璘
顾璘来到湖广的嘉靖十六年是“乡试”年，各省都在这年的八月举行乡试，选拔“举人”。这一年张居正十三岁，也从老家江陵来到省会武昌碰运气。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十三岁的“神童”张居正和年近六十三岁的巡抚顾璘竟然成了忘年交。
顾璘先是读了张居正的文章，不禁击节叫好，连称“国士”。等到一见面、一交谈，张居正英俊的容貌、少年老成的见解，更令顾璘大为惊叹。顾璘反反复复打量着这位年龄比自己小了半百、被当地人称为“神童”的少年，啧啧称赞，连连称为“小友”、称为“荆州秀才”。他一边解下自己的佩带，给张居正系上，一边不停口地鼓励：孺子善自珍重，日后前程远大，蟒袍玉带，指日可待。我的这条带子，原本是配不上你的啊。接着，六十三岁的老头又张罗请十三岁的“小友”吃饭。席间，顾璘让小儿子顾峻好好认识一下这个“荆州秀才”张居正，并且笑道：希望我的小友发迹之后，别忘了你的这个小友。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只要谈论天下的人才，顾璘就让当地官员好好关注这个名叫张居正的小孩，说这个小孩日后是将相之才，当为国家建不世之业。一位朝廷的正三品封疆大吏对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如此器重，自然轰动一时，传为美谈。
张居正对顾璘的这番厚爱，可以说铭记一生。许多年后，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回顾了和顾璘见面的情形，特别回顾了顾璘对自己的器重和鼓励：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弊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这段回忆充满了感情。在这段文字中，“东桥”是顾璘的别号，而张居正称其为“大司寇”，是因为顾璘后来做了南京刑部尚书。所谓藩、臬诸君，则是指湖广的布政司和按察司的官员，因为当时称布政司为“藩司”，而称按察司为“臬司”。至于顾璘的儿子顾峻，也确实在张居正为首辅后前来相见。两人抚今追昔，感慨不已。
这些年明史特别地热，许多关于明朝、关于张居正的读物，都根据张居正的这段回忆进行演绎，散布着一个感人的传说，说张居正本来在这一年，也就是嘉靖十六年，在十三岁的时候，完全可以中举人，只是因为这个刚刚到任的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止，才没有成功。顾璘的理由很简单，说是少年得志并非好事，他不希望张居正成为又一个风流才子，而是希望他经过一些磨难，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尽管已经有官员对张居正进行了特殊的面试，准备录取张居正为举人，但顾璘还是说服了这些的官员，不予录取。这个传说流行十分广泛，大家只要打开百度，点击张居正或者顾璘，这个传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个传说其实是“小说家”言，是文学家的演绎，并非事实。
因为第一、这个传说完全不合明朝的制度。明朝每三年的秋天在各省举行的乡试，都要经过多场“笔试”。而且，每一场笔试都是需要“糊名”和“誊卷”的。也就是需要把考生试卷上的姓名及相关信息密封，然后编号，另外请人对试卷进行誊写。阅卷官所看到的是誊写以后的文字，目的是避免阅卷官认识考生的笔迹而徇私。一般情况下，在没有揭晓之前，连主考官也不知道谁被录取、谁没有被录取。当然，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谓上有对策、下有政策，诸如夹带、漏题，糊名人和誊写人相互串通，以及还没有揭晓就知道谁已经中举，等等，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但所有这些都属作弊，一旦作弊被发现、被揭露，惩罚也特别厉害，动辄下狱乃至斩首。而不管有多少方式的作弊，在明朝的记载中，还没有发现哪个官员敢于破坏笔试的规矩，仅仅通过“面试”或考生的名气就决定录取举人，更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对考生“免试”直接录取。哪怕他是巡抚这样一省最高军政长官。所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明朝有通过大臣荐举而任命的官员，却绝对没有通过“面试”甚至“免试”就录取的举人和进士。我们把这个制度、这个道理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所谓凭张居正当时已有的名声，凭某些官员对张居正文章的认可，就可以录取他为举人的传说，完全是小说家的演绎。既然这样，也就不可能发生所谓顾璘阻止录取十三岁的张居正的事情了。
第二、这个传说也完全不近人情。考举人、考进士，固然得靠真才实学，固然有一些长官意志，但更多运气的成份。我们一方面看到举人、进士中的杰出人物，另一方面也看到无数的庸才和蠢才。而在那些落榜的秀才中，谁知道掩藏着多少个唐寅、多少个徐渭、多少个冯梦龙、多少个宋应星？当时一些自认为读书用功却运气不好，以及读书不用功却运气很好的秀才们有一句流行语。什么流行语？说科举考试的成功或者不成功，并不只是靠读书，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哪些因素的综合？说来好笑，大家姑且听之，千万不要影响用功读书。说什么呢？说科举的是否成功，靠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德、五读书。你看看，谁敢说自己一定就有把握一考即中？想当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多大的名气，考进士却每考必败，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却一考就中。所以苏洵逢人就感叹说，考进士真是比登天还难，比如我自己；又说，考进士比摘路边的花草还容易，比如我的两个儿子。如果张居正真的能够考取举人而顾璘不让录取，那不是对别人的前途不负责任吗？你顾璘可以保证他下次就一定考取吗？所以，这个传说只顾抬高顾璘、吹嘘张居正，却不近人情。
第三、这个传说也不合道理。十三岁中举在明朝并非没有先例，正德后期和嘉靖前期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十二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十九岁中了进士，后来成了明朝中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二十六岁中状元，后来成了明朝著述最富的学者。而顾璘自己，也是二十刚出头就中了进士。特别是那个时候的皇上，老世宗嘉靖皇帝，十五岁不到就从张居正家乡不远的地方、从湖广安陆州到北京做皇帝，不同样是圣明天子？既然如此，凭什么就不让张居正十三岁中进士，凭什么就认为少年中举就一定会自甘堕落、不求上进？所以说，这个传说也是不合道理的。
2 从储相到首相
张居正在十三岁的时候到武昌却没有中举，其实存在着两种可能：一，张居正参与了这一次的乡试，但是并没有成功，而这个不成功并不是任何人的阻拦，而是因为他没有进入录取的序列。二，张居正这一次到武昌并非参与乡试，而是因为有人推荐，趁着这个机会，来见巡抚。当然，也可能两者都有，既是来乡试，也是来见巡抚。但不管哪种情况，顾璘的鼓励对于少年张居正来说，都是强大的精神力量。
虽然张居正在十三岁的时候没有中举，但三年之后，也就是嘉靖十九年，十六岁的张居正在湖广乡试成功，成为明朝又一位少年举人。在经历了一两次会试的挫折后，张居正二十三岁时中了进士，并且选了庶吉士，入翰林院，成为内阁大学士的储备人选，成了“储相”。只是这个“储相”和其他“储相”有些不同。
《明史·张居正传》用了这样一段话描述这位来自湖广荆州府的翰林院年轻人、这位“储相”：“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 张居正
在翰林院期间，张居正不仅深得翰林学士徐阶等人的厚爱，也为内阁首辅严嵩所器重。此后，张居正也被选为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的教官，与高拱同事并成了好朋友。在裕王府，他不仅受到裕王和王妃的尊重，也受到王府宦官们的敬重。可以说，作为“储相”的张居正，几乎和所有的上级和同僚都相处得很好，并且得到他们的好评，这就为他的进步铺平了道路。隆庆皇帝即位后，张居正进了内阁，并且在小世宗万历皇帝即位后的第七天，随着高拱的罢官，成了内阁首辅。
此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是张居正配合默契的政治伙伴，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和他已经去世的丈夫隆庆皇帝一样，对张居正充满敬意。所有这些，使得张居正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进行的改革的基础上，整肃吏治、兴利除弊，朝廷内外，焕然一新。朝野上下，向往风采。对于张居正这段时间的执政状况，《明史·张居正传》作了这样的概括：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请注意这十二个字：“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这可以说是张居正执政的基本思路和基本精神，所有的官员，都必须在认识上、实践上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贯彻朝廷的政令，并对此进行考核，有功者赏、有过者罚。正是因为有这种措施，所以朝廷的政令，朝令而夕行。这种精神、这种作风，在明朝早已成为历史。上上下下，拖沓成风、包容成风，相互吹捧成风、自由散漫成风，虽然有徐阶的修补、有高拱的惩治，都不足以扭转这种多年以来形成的陋习。张居正的横穿出世，犹如一股强劲的台风，震荡着官场的一潭死水。
其实，被后人冠以种种桂冠的所谓张居正改革，说到底就是倡导两个字、要求两个字：“认真”。所有的官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朝廷的精神。还有两个字：“负责”。所有的官员，必须对自己的岗位负责，必须对这个国家负责。有伟人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有责任感，认真办事，看起来完全办不成的事情，也许就办成了。否则，明明可以办成的事情，拖拖拉拉就黄了。张居正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自己办事的认真、是自己对皇帝对太后对朝廷的负责任；是对官员的认真，认真督察他们认真办事、认真负起责任来。
于是我们看到，官员的精神提起来了，办事的效果高起来了，国家的储备多起来了，东南海疆、西北边境，晏安无事。人们既盛赞首辅的治国有方，又憧憬和欢呼大明盛世的再次到来。
▲ 万历九年记录土地管理情况的账册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和张居正同样认真的人，竟然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辽东。万历四年正月，巡按辽东监察御史刘台上疏，弹劾张居正“擅作威福、蔑祖宗法”。（《明神宗实录》卷46）《明史·刘台传》用了1500字的篇幅，摘录了这个奏疏的主要内容。刘台的认真，不仅是因为认真开列了张居正的十大罪状，而且处处扣住“祖制”二字，让你不认真也不行。那么，刘台开列了张居正的哪些罪状呢？概括地说，是蔑视祖制、钳制言路，驱逐高拱、威福独操，引用私人、预留后路，收受贿赂、富甲荆楚。等等。
虽然不像当年杨继盛弹劾严嵩那样，动辄斥为“贼嵩”，但火力却十分凶猛，并且不断向张居正发出责问：“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之法容得如此践踏吗？
刘台的这个弹劾来得十分突然，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在一般的人看来，他是在最不应该的时候向最具有权威的人物发起挑战。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万历政局，从此不再太平。
诸位要问，刘台是何许人也，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这个国家在张居正的治理下，正在有序发展、正在走向辉煌，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商量，犯得着一定要这样来势汹汹、这样不计后果吗？难道其中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关于他这样做的目的，当事人张居正也表示不可理解。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台的这番作为绝对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个刘台是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我们刚刚说到过南京和苏州的文化底蕴。但诸位也不要小看这个吉安府。这里在宋朝曾经出过文坛领袖欧阳修，出过弹劾秦桧的胡铨，出过一身正气的文天祥，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刘台或者就是在这些人物气节的感召之下，眼中容不得沙子。你张居正不是要求大家认真办事吗？那我就认真捍卫祖宗的法度。
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我中进士的时候，张居正是会试的主考官，于我有师生之谊；我任刑部主事，张居正推荐我做了御史，于我有知遇之恩。可以说，张居正对我恩重如山。我对张居正的弹劾，可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决非忘恩负义，实在是出于对国家的担忧、出于对张居正本人的爱护，所以不得已而冒死上疏。希望皇上对张居正有所限制，不让其弄权误国。如果能够这样，即使把我处死，我也死得其所。
▲ 明代殿试场景
在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特别看重师生情谊。学生弹劾老师的事情并不是没有过，但毕竟极少发生。即使像严嵩，尽管不断有人对他进行弹劾、不断有人攻击他是“奸臣”，但在严嵩的学生当中，还没有公开上疏对老师进行攻击的。这就使得张居正十分的难堪、十分的狼狈，难道自己的人缘、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严嵩？
诸位可能又要问，这个刘台到底是无事生非，还是确实有弹劾张居正的理由？我们不能不承认，刘台对于张居正的弹劾，几乎件件确凿、事事不虚。但这些问题又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执政者或者当权者都有可能发生的问题。经济发展了，消费水平提高了，一些官员的地位高了、贡献大了，徇点私、作点弊、发点财，卖点人情、受点贿赂、拍拍皇帝的马屁，在当时早已被看成是司空见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还是那句话，事情怕就怕认真。因为刘台弹劾张居正的所有事情，是认真不得的。一旦认真，就是触犯国家的法律。在刘台这个认真的人眼里，这些都是天大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刘台其实已经观察了张居正很长的时间，直到他对张居正失望了，才公开进行弹劾。
但在当权者看来，在万历皇帝看来，在李太后看来，在司礼监太监冯保看来，张居正认真办事是为国家作贡献，你刘台认真对张居正挑刺就是在拆台，在拆大明王朝的台。所以万历皇帝斥责他不顾大局、“诬罔忠良”，命锦衣卫派出校尉，将其从辽东逮捕进京，下了锦衣卫监狱。
按一般的情况，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应该做的，是照常上班，静候朝廷处理，以表明自己虚心接受批评的态度；最好还应该上疏自责，说自己说得如何如何不够好，并请求宽恕刘台，以表明自己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宽广胸怀。
因为在明朝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学士不被人批评，不被人弹劾。严嵩暂且不说，就是徐阶、高拱，哪个不被言官批评得体无完肤？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特别是明代的首辅，需要有“抗击打能力”，需要有接受批评的心理素质，需要有挨骂的思想准备。你的态度必须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皇帝为你主持公道。但张居正不是这样，或许是被太后宠惯了，或许是好话听得太多了，使他听不得一点批评。听到批评他就得委屈，觉得自己鞠躬尽瘁为国家排忧解难，竟然受到小人的指责。所以他站了出来，为自己进行辩护。张居正特别感到难堪、感到难以接受的是，用他的原话，“我朝”建国二百多年，还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事情。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我有辱朝廷，我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只有引咎辞职。
张居正的这个态度，就给万历皇帝出了个难题，也给他在司礼监的朋友冯保发出了信号。什么信号？必须严厉惩处刘台。
据《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的辞职是当面向万历皇帝提出的。当时的情形是：
因辞政，伏地泣，不肯起。帝为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帝遣司礼太监孙隆赍手敕宣谕乃起。
直到刘台被捕至京，万历皇帝命“杖百、远戍”，张居正才“阳具疏救，乃除名为民”。
4 事情还没完
《明史》上面这段记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它告诉后人，张居正的“辞政”和伏地不起、不出视事，显然是想通过罢工在给皇帝施压，要求皇帝严惩刘台。而在对刘台处置的决定下达后，却假装上疏营救。但《明史》的这种倾向性是有根据的。因为就在经张居正“疏救”刘台、刘台革职为民之后，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或者为了迎合张居正，有人做了两个件事情。第一，新的辽东巡按御史着手调查刘台在任期间的经济问题；第二，江西巡抚在江西安福县调查刘台家中的劣迹。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说刘台在辽东有贪污的证据，而刘台家在当地也是作恶多端。
于是，刘台被重新处理，发配到广西充军，并死在戍所；其父及弟均获罪。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件事情都是莫须有的。而当时大家就觉得，张居正你这个做法就太不地道了，你表面上营救刘台，暗地里却整别人。当然，这两件事情我现在还没有考据，不知道是不是张居正的示意，或者是别人为了拍张居正的马屁来这样做。但是后人都把这个事算在了张居正的账上。这就应该告诫所有被拍马屁的人，你不要以为拍马屁的人是在帮你，其实是在害你，是在给你增加罪孽。
本来到这个时候，事情应该尘埃落定，认真观察首辅张居正言行、不顾大局进行挑刺的刘台受到了惩治，认真为朝廷办事的张居正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但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因为，
第一、虽然不少人认为刘台太过认真，太不给张居正面子，认为都是认真惹的祸。但几乎所有的人又都认为对刘台的惩罚过于严厉，刘台要求张居正既是治国的能臣、又是道德的楷模，这也没有错。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以吏为师”。你做首辅的不做出榜样谁做榜样？但恰恰张居正不是这样认为，他不但不做这个楷模，而且根本不屑做这个楷模，这就留下了严重隐患。
第二、旁观者都看得到，在太后和司礼监的支持下，张居正权倾天下，确实为国家办了不少事情，但这并不说明你就没有过错。刘台所批评的那些事情你否定得了吗？难道你就只能听好话，听不得坏话？而在明代，凡是压制别人意见的大臣，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于是有人开始等张居正的下场。
第三、刘台在对张居正的弹劾疏中还认真说到一个事情、认真发布一个预言，让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而且，他们并没有等待多久，就在刘台上疏的第二年，这个预言应验了，并因此掀起更加汹涌波澜，张居正本人和万历朝的政局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作者：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方志远：《万历兴亡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22页。本文为作者授权发布，题目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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